苏智良[2]
【内容提要】 “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是二战时期日本国家犯下的战争犯罪。战后印度尼西亚地方审判等审理了个别案例，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但由于日本政府隐瞒了这一战争犯罪，使得“慰安妇”问题长期无法昭示天下，成为拖延至今尚未解决的战后遗留问题。2000年东京“慰安妇”国际战犯法庭的隆重举行，尽管是民间活动，不具有法律追溯力，但也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可贵尝试。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有勇气承认这一罪错，向受害国和受害者道歉，并予以赔偿。
【关键词】 “慰安妇”；日军性奴隶；东京“慰安妇”国际战犯法庭；审判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基于政治性、种族主义以及宗教性理由的迫害行为”的“反人道”罪行。(www.xing528.com)
在战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有中国证人作证，指出日本兵在上海、南京的暴行和强奸行为后来减少了，其原因就是开办了日本兵去玩的地方，即慰安所，让女人们在那儿提供性服务。[3]这一点在东京审判判决书中也得到了确认，“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一个月中，发生了二万次左右的强奸事件，无论是幼年的妇女或老年的妇女，多数都被奸污了”[4]，判决书指出：“在占领桂林时期中，日军犯下了强奸和抢劫之类的一切种类的暴行，他们以设立工厂为口实招募女工，如此被招募的妇女，被强迫为日军作娼妓……”[5]
但是，当时的检察官和法官们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在二战中，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发明了有组织的为军队提供性服务的犯罪系统——“慰安妇”制度，东京法庭只是将日军对妇女的侵犯，作为战争过程中的一般强奸罪行进行认知与定罪的。由于日军在战时就注意“慰安妇”制度的隐蔽性，“慰安妇”这个严重侵害人权的战争犯罪，在“军事秘密”的名目下，被深深掩盖起来。日本投降前夕，日本政府和军部更是自上而下加紧销毁机密资料，加之东京审判准备时间的仓促和调查的不充分，法庭并未充分认识到“慰安妇”已在日军中形成了一种制度并执行，且没有进一步调查有数十万被占领国和殖民地女子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被强迫处于非人道的环境中，固定地充当日军官兵性工具的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因此也不可能对战时由日本国家操纵的这种丧尽天良、侵犯人权的政府行为，提起专门的诉讼和应有的判决。
除了东京审判外，在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审理日军各种犯罪行为的案件中，日军强迫当地女性为“慰安妇”的案例也曾出现在一些法庭上，但也只限于个别案件的审理。例如在印度尼西亚，曾审理日军将包括荷兰少女在内的30多名女性强掳到慰安所的“斯马兰慰安所”事件。12名日本兵被押上法庭作为被告，其中10名被分别判处7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死刑。[6]在美国的关岛，中国的太原、南京以及徐州等地，也有个别几个关于日军对女性性暴行的案例得以审判。[7]但是，这些案件的审理与日军实施性暴力的范围和规模相比，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个案的审判，也并没有触及“慰安妇”的核心问题，即日本军队与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强征大量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的责任。而战后在日本与各被侵略国在缔结和约、建立正常关系的过程中，隐瞒了这一战争犯罪，使得“慰安妇”问题长期无法昭示天下，成为尚未解决的战后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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