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京法庭与纽伦堡法庭在建立方式上有所不同。纽伦堡法庭是根据条约建立的，而东京审判是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特别声明成立的。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建立方式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其《宪章》的性质上的差异。帕尔法官通过参考凯尔森教授的论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东京宪章》的法律性质不一定与《纽伦堡宪章》的法律性质相同。那么审判的法律依据通常必须是与其行为应受到惩罚的国家缔结的国际条约。
东京法庭与纽伦堡法庭在建立方式上有所不同。纽伦堡法庭是根据条约建立的，而东京审判是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特别声明成立的。值得讨论的是，这种建立方式上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其《宪章》的性质上的差异。
帕尔法官通过参考凯尔森教授的论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东京宪章》的法律性质不一定与《纽伦堡宪章》的法律性质相同。根据凯尔森的说法，
如果个人要为国家行为而受到惩罚……那么审判的法律依据通常必须是与其行为应受到惩罚的国家缔结的国际条约。[61](www.xing528.com)
即使条约可以事后创立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帕尔认为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东京审判是在最高指挥官的授权下建立的，“最高指挥官的职权明确表明，任何赋予他的权力绝非来自通过任何与战败国的合同关系”。[62]这暗示着《东京宪章》的法律性质不一定与《纽伦堡宪章》的法律性质相同。帕尔区分两个法庭成立方式的方法也许会为那些认为东京审判比纽伦堡法庭正当性低的人所接受。[63]然而，这其实是对凯尔森的误解。凯尔森所谓的条约的用途，是为了令当事国放弃原本作为国家机关的个人享有的豁免权[64]，但是这一目的在东京法庭，即便没有专门建立法庭的条约，也可以实现。可以认为日本通过在投降书中接受对“战犯”的审判而放弃了豁免权。[65]因此，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哪种文件——条约还是特别公告——为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依据更正当，而是在于在国际法上如何对作为同盟国的联合机构（joint organ）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权力及其所发布的公告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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