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驳回被告所提出的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主张，东京法庭判决和纽伦堡法庭判决一样，接受了《宪章》具有“决定性和约束力”的观点，且认为《宪章》中的法律本身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国际法。[28]它还补充说，法庭必须“仅在国际法的范围内行事”。[29]就这一点而言，东京审判少数派法官提出了一个异议，即《东京宪章》是否对法庭具有“约束力”，进一步而言，法庭是否有权判断《东京宪章》对国际犯罪的定义是否与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国际法一致（若不一致则应否排除《东京宪章》的适用）。[30]东京审判完全遵循纽伦堡审判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批评，有人认为它自相矛盾的，并且“表明了其对国际法状况的不安”。[31]如下文所述，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至少反映了东京法庭判决对《东京宪章》法律性质的论述并不清晰。
《东京宪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纽伦堡宪章》的翻版，因此理解《纽伦堡宪章》的本质将对本文的讨论有所帮助。一些学者认为《纽伦堡宪章》是管辖权性的[32]，而其他学者则认为其性质尚不确定，可能是“宣告既存习惯法”，也可能是“实体性追溯施加刑事责任”，而且纽伦堡法庭本身在这一点上立场模棱两可。[33]
主张《纽伦堡宪章》的性质是管辖权性的说法并非无据可依。《纽伦堡宪章》第6条规定，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属于法庭管辖权内的罪行，应负个人责任”[34]，这通常被理解为该条款确定了法庭的“属事管辖权”（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此外，在纽伦堡审判的诉讼过程中，英国检察官肖克罗斯（Hartley William Shawcross）参照《宪章》的性质为指控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认为《宪章》没有制定新的法律，而仅仅是建立了司法管辖权，法院可以在该司法管辖权所允许的范围内，依照各国本身既有的法律对罪行进行审判。[35]他区分了两种说法之间的区别：一种说法是“现在你将为你实施时根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种说法是“你现在要为你行为时已经违反法律的事承担责任，尽管由于法律机制的不健全，在行为时没有有权的法院能对你进行审判”。[36]前者认为《纽伦堡宪章》实质上是实体性的，而后者则将其视为是管辖权性，检方似乎更认同后者的看法。[37]但是，纽伦堡判决书则认为，《纽伦堡宪章》的规定也“对法庭具有约束力，因为该法律适用于此案”。[38]它认为《宪章》是“德国帝国向之无条件投降的国家对主权立法权的行使”[39]，因此，纽伦堡法庭认为没有必要考虑是否有违反罪刑法定的问题。[40](www.xing528.com)
可见纽伦堡判决认为《宪章》实质上是实体性的，法院应适用由同盟国所创立的反和平罪，而无论其是否与《宪章》以前的习惯国际法相符。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事实上，法庭组建文书中的某些条款在性质上同时具有实体性和的管辖权性，这本身没有问题，只要《宪章》规定的法律的范围并没有超越在犯罪发生时的习惯法的范围。但《纽伦堡宪章》似乎并非如此，因为战后对纽伦堡法庭的许多批评者们都认为《宪章》超越了先前习惯法所规定的国际犯罪的范围。[41]
尽管有这些批评，但纽伦堡判决对《纽伦堡宪章》性质的理解符合《宪章》的立法意图。伦敦会议的谈判中就对《纽伦堡宪章》的实体性质有所提及。[42]例如，法国代表团成员安德烈·格罗斯（Andre Gros）教授坚持认为，《宪章》所界定的罪行是“由四个谈判者所创立的（新罪名）”，因为“这些行为早已为人所知，但并没有被宣布为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43]后来成为纽伦堡法庭检察官的英国代表戴维·麦克斯韦·费菲爵士（Sir David Maxwell Fyfe）回应道：“（我们之所以如此立法是希望）在审判中，能够规避（《宪章》中的）行为是否与现行国际法相冲突的讨论。我们宣布的即是国际法……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些内容是不是国际法了。”[44]他们的论点符合纽伦堡的判决，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承认战胜国事后创立了这些罪行，《纽伦堡宪章》实质上是实体性的。因此，法庭只需要直接适用立法者所创立之法，而没有必要讨论立法内容是否有违罪刑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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