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税研究报告：探析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影响因素

课题组按照因素影响范围将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影响因素划分为两类：①个别因素和系统因素。个体因素只对个别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有影响，系统因素则对所有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有影响。②系统因素，归纳起来又分为两类：威慑风险和获得感。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影响因素

表1概括性地分析了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那么，每项具体因素对高净值个人的税收遵从度又有什么影响呢？哪些是关键性的影响因素呢？下面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国影响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因素做一个探讨分析。

1.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课题组在参考相关问卷的基础上设计了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采集了被调查者、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职业、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和税收观念；第二部分结合理论，从税务实践出发，将系统因素进行细分，设定了13个可能影响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每个因素有五种评价方式：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要求被调查者对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价，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于广西2016年年所得在50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纳税人。课题组发放问卷100份，收回10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

表2　被调查高净值纳税人对税收遵从各因素重要性进行评价的统计表

续表

2.影响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风险的个别因素分析。个别因素，只是影响个别高净值个人的税收遵从度，它受样本范围和取样的影响，在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风险识别和税收稽查选案中，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下面简要介绍这次问卷调查的结果。

（1）年龄。不同年龄段的高净值个人，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在风险偏好上也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让他们对税收有不同的认识，并对其税收遵从度产生影响。到底是年龄越高，税收遵从度越大呢？还是年龄越小，税收遵从度越高呢？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表3　不同年龄段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

从表中可以看出，55岁以上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最高，35～45岁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最低。

（2）性别。女性和男性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观，这会导致他们对待税收风险的态度不同，从而影响他们的税收遵从度。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女性比男性对风险的厌恶程度更高，所以她们更愿意与税务机关合作，因此女性的税收遵从度高于男性。问卷调查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被调查者中女性的税收遵从度为84%，男性的税收遵从度为78%。

（3）婚姻状况。婚姻状况，影响高净值个人的心理状况，从而影响其税收遵从的选择。一般认为，已婚的高净值个人更愿意承担其税收居民义务。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已婚的税收遵从度与未婚的税收遵从度差不多，不存在明显的差别。

（4）收入水平。个人税收，分配着社会资源，调节着个人之间的收入水平，遵循着“高收入者多缴税”的原则。因此，对于高净值个人来说税收实质上是一种支出。税收占高净值个人收入的比重，决定了税收支出对其净收入的敏感程度，直接影响高净值个人的纳税态度。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50万—100万收入的高净值个人自愿遵从税收的比例较低，为79%，但实际遵从度远远高于这个比例，原因是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工资薪金，全部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减轻税负或逃避税收的手段有限；100万以上的纳税人税收遵从度较高，几乎为90%。这部分高净值个人收入来源多样化，也就有了更多的税收筹划空间来减轻税负。

（5）职业。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减轻或逃避税收的机会，从而也表现出不同的税收遵从水平。一般来说，取得收入灵活度较高的高净值个人，特别是私营企业业主和自由职业人员，其税收遵从度就相对较低，而在传统行业中的高净值个人，由于税收征管上采取的是全员代扣代缴制度，其税收遵从度普遍较高。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私营企业业务和自由职业人员的税收遵从度为70%，低于这次问卷调查的平均水平。

（6）教育水平。纳税人受教育水平不同，税收道德水平及对税收法律法规的理解能力就有所不同，从而影响税收遵从度。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正确地理解税收法律法规；受教育程度越高，税收道德感也越强。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懂得的税收知识也越多，也具有多更的减轻税负或逃避税收的能力。因此，教育对税收遵从度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大学以上学历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为81%，大专及以下学历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为80%，两者仅相差1%。说明受教育水平对此次样本的税收遵从度影响不大。

（7）风险偏好。不按时足额申报纳税，是一项风险行为。当这项不遵从行为被发现时，纳税人将会面临重大的惩罚，并承受巨大的羞耻感，这是纳税人的风险；但当这项不遵从行为未被发现时，纳税人将会获得少缴税的收益。每个纳税人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也就影响了其是否遵从税收的决策。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风险偏好高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为64%；风险偏好中等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为84%；风险偏好低的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度为92%。如何降低其风险偏好，提高其税收遵从度呢？根据预期效用理论，纳税人只有在衡量税收不遵从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时，他才会考虑降低其风险偏好，提高其税收遵从度。所以加大税收不遵从的处罚力度，增加纳税人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是提高税收遵从度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8）税收观念。现代主流的税收观念有两种：税收应尽义务论和权利与义务对等论。税收应尽义务论，单方面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导致纳税人被管理意识强烈，缺乏税收遵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至于逐渐厌恶税收。权利与义务对等论强调纳税人与征税机关权利义务的对等性，让纳税人主动参与到税收制度的建设中，让其在实践中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并获得极大的纳税荣誉感，逐渐与征税机关建立起互尊互信的征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自愿纳税的意识极大。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同意“税收应尽义务论”的高净值个人约为48%，同意“税收权利与义务对等论”的约为52%。如何提高起其税收遵从度，可以从税收观念的培养入手。

3.影响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风险的系统因素分析。影响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系统因素众多，各因素之间又相互影响，为了找出对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关键系统因素，本课题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的数据处理方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数据。它通过研究各种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以探测数据的基本结构，通过数据处理，可以用几个变量去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这几个变量被定义为“因子”，通过因子分析法对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可以找出影响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关键因素。问卷第二部分中每种因素有5种评价，按照重要程度对五种评价方式依次赋值5、4、3、2、1进行测试。本节依据问卷第二部分获取的基础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应用的计量软件为SPSS22。

（1）因子分析的适应性检验。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要进行适应性检验，本文利用SPSS22软件中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对样本是否适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检验。KMO值越接近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原有变量越适合做因子分析。本次调查数据，KMO统计值为0.882，Bartlett球体检验的卡方值为1055.272，显著性概率为0.000，达到统计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问题变量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且显著，可以运用因子分析法。(www.xing528.com)

表4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

（2）因子提取过程。将原有变量综合成少数几个因子（公因子），在此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提取。

第一步：根据数据，生成表5。该表给出了提取公因子前后各变量的共同度，刻画了全部公共因子对于变量的总方差所做的贡献，说明了全部公共因子反映出原变量信息的百分比，值越接近1越好（最大值是1）。从表格的“提取”列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共同度都比较大，除第四项和第十三项，其余都超过了0.5，说明变量空间转化为因子空间时，保留了比较多的信息，因此，因子分析的效果是显著的。

表5　公因子方差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第二步：利用特征值确定公因子数目，即在所有原始指标中选取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的指标作为影响因变量的主要成份。软件分析生成表6。从表6可以看出，有三个公因子，它们解释了原始变量72.717%的信息，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6.547%、23.719%、22.451%，相应的特征值分别为7.107、1.247、1.099。

表6　解释的总方差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第三步：通过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后，得到13个指标在三个因子上的新的因子载荷。因子载荷大的指标，受潜在因子支配的作用比较大，因此可以根据有较大因子载荷的指标变量的含义来解释一个潜在因子。因子旋转后的矩阵如表7所示：

表7　旋转成份矩阵

续表

根据表7所示，影响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的3个公共因子变量为：

公共因子F1由税法的明确性、税制设计的复杂性、税收负担的轻重、税务代理完善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税收政策的公平性六个变量构成，该因子与税制和税法有关，可以命名为税制与税法相关影响因子。

公共因子F2由纳税服务质量及规模、税收征管效率、税收执法的公平性、税收遵从成本的高低、社会认同度五个变量构成，反映了高净值个人的税收获得感，可以命名为获得感影响因子。

公共因子F3由税务稽查强度、对偷逃税的惩罚力度两个变量构成，反映了高净值个人面临的威慑风险，可以命名为威慑风险影响因子。

汇总以上分析，可得到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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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告诉我们，要提高我国高净值个人税收遵从风险控制，就必须从完善税收立法、提高纳税服务和加大税收处罚三个方面入手，这点将应用于具体建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