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初年短暂的繁荣之后，早期话剧很快衰落并进入了死胡同。王钟声于1911年被杀。陆镜若死于1915年。李叔同于1918年出家。欧阳予倩放弃话剧，去唱京剧。在早期，以天下为己任，以开启大众智慧和激发精神为目标的戏剧界的先驱都散落四地。引进的西方话剧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精神上被地方旧文化所同化。除了一些学校，如南开新剧团、清华大学还演话剧外，新剧基本放弃了最初阶段的固守的艺术风格和专业立场，容忍各种投机者、淘金者、闲散人员和江湖骗子的参与，“文明戏”从一个艺术体验的地方转变为一个名利和污垢的地方，进而成为一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最终“文明戏”三个字成为贬义，“新剧家”成为社会嘲讽的对象。因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时，戏剧问题成为社会精英和改良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五四文化运动是一场比清末改革运动和辛亥革命更大、更全面的政治文化运动，对传播手段的依赖也更为迫切。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传媒的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水平来看，戏剧仍然是最有效的传播手段：社会进步、思想传播和文化更新要求中国戏剧具有现代特色，因此戏剧再次被赋予社会历史的神圣使命。虽然这种社会期待给予戏剧超负荷的压力，但它再次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杂志自1917年以来一直发表关于戏剧问题的文章。以《新青年》为阵营的新文化倡导者呼吁社会关注戏剧现状，讨论戏剧问题，开展戏剧运动。陈独秀，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在1904年提出戏剧是改革社会的唯一途径。在新一轮的社会变革中，他的功利主义艺术观再次得到推广。“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赫、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培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杜特赫、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迁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钱玄同在他的《寄陈独秀》一文中批评旧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长文中提倡西洋戏剧，认为西洋戏剧“高出元曲何止十倍”，“看作我们的模范”；周作人、傅斯年、欧阳予倩、宋春舫均著文鼓吹戏剧。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最需要的首先倒不一定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西方的戏剧。
1918年6月《新青年》（图1-1-1）出“易卜生专号”，1918年10月，“戏剧专号”再次出版。宋春舫在这期的“戏剧专号”中发表了《近世名戏百种目》，推荐了13个国家58位作家的话剧作品。此后，宋春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外国文学和戏剧的发展趋势，提出19世纪西方文学以小说为主，20世纪则以戏剧为主，为戏剧的复兴做出巨大贡献。1919年3月，《新青年》出版了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剧中所倡导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为两个月后爆发的五四运动埋下了伏笔。
戏剧，再次成为中国人走进现代社会的方舟。
图1-1-1 《新青年》杂志
（二）戏剧社团与机构的涌现
戏剧再次被推到社会生活的主流地位，这导致了大量的戏剧社团和戏剧机构的产生。其中，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如下：
1921年5月成立于上海的民众戏剧社创办了《戏剧》杂志。戏剧社是由汪优游发起的，其主要成员有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熊佛西、陈大悲等13人，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针对非商业性、崇尚艺术新剧的戏剧团体，该戏剧社的宗旨是“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并设立实行部和研究部。实行部原定的世界名剧演出计划没有实现；研究部发行的《戏剧》杂志已经出版了6期，在当时的戏剧界影响很大。创刊号上的附录《民众戏剧社宣言》说：“说到戏剧，休闲娱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戏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更是寻找社会病根的X光镜。”《民众戏剧社的宣言》对戏剧改革大潮起到了引导作用，也为整个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戏剧协社于1921年12月在上海成立。由马振基发起，主要成员有应云卫、谷剑尘、洪深（1923年加入）等。其前身是中华职业学校附属学生剧团和少年化装宣传团。戏剧协社旨在实践大众戏剧社会的非商业性，推广新的戏剧艺术。它在12年的活动时间内举行了16场公开演出，是当时成就最大、时间最长的戏剧团体。
新中华戏剧协社1922年1月成立于北京，陈大悲和蒲伯英主持，为推动爱美剧而创立。因为联合了各地的爱美剧团体，因此有四十八个集体社员、两千多个社员，机构之庞大一时无两。协社还接管了民众戏剧社的刊物《戏剧》，在北京编辑发行。
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2年11月成立于北京，蒲伯英任校长，是一所私立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以西方艺术教育方式培养话剧专门人才的学校，并附设实验剧场。(www.xing528.com)
1924年田汉、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1926年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任教并主持艺术鱼龙会，1927年秋天成立南国社，并开办南国艺术学院，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十多部戏，基本上是田汉自己创作的。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艺术领域的有为青年，如陈白尘、郑君里、吴作人等。
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建于1925年5月，教育部直属，其中设戏剧系。主要成员有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徐志摩和熊佛西等。他们在《晨报·副刊》上开辟“戏剧”周刊，推行“国剧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戏剧界有影响力的大事。
广东戏剧研究所1929年2月成立于广州，欧阳予倩主持。创办各种戏剧期刊，附设各种大小剧场。同时还办有戏剧学校。这是个官办研究机构，对南方戏剧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三）戏剧翻译的热潮
以“西方戏剧”为参照，《新青年》倡导重建中国现代戏剧，并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统一共识。因此，翻译和介绍外国剧本就成了戏剧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欧美剧作家的作品被大量翻译过来。翻译作品数量之巨，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这些翻译构成了现代戏剧文学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这次大规模的翻译介绍，20世纪20年代戏剧文学的蓬勃发展是不可能的，群众性的学生演剧、工人演剧和职业演剧也是不可能的。
早期话剧也与外国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林纾（1852-1924年）的翻译为文明戏剧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和主题。林纾翻译了1899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翻译生涯也由此展开，一生翻译了137部作品。林纾（图1-1-2）的翻译不仅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精神食粮，也是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
图1-1-2 文学翻译家林纾先生
第一个官方翻译剧本是李石曾和吴稚晖的《夜未央》，这是波兰作家廖抗夫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的三幕剧。莎士比亚剧目是最早被翻译和表演的。文明戏改编和演出过20多部，大部分改编自林纾、魏易的《吟边燕语》。易卜生也是中国早期作品常被翻译和表演的外国剧作家。1914年，春柳剧院演出了易卜生的《娜拉》（通译《玩偶之家》）。陆镜若在《俳优杂志》上发表了《伊蒲生之剧》，介绍了《人形之家》、《人民公敌》、《亡魂》、《海上夫人》等11部话剧。
民国前后的翻译，剧本数量相对要少，当时的翻译水平也十分有限，译文品质良莠不齐，而且经常是取其大意，作品的本来面目难得一见。另外早期话剧注重即兴表演，而不重戏剧文学，加之文言体和舞台上所要求的白话体几乎格格不入，所以外国剧本基本上都被拿来做创作素材，或者进行充分本土化的改编，而不直接做演出底本。莎士比亚的剧作已经以故事形式出现，比如《吟边燕语》。改编后上演的莎剧更是面目全非。《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改为《殉情记》，《哈姆雷特》被改为《鬼诏》，《麦克白》被改为《蛊征》，《威尼斯商人》被改为《肉券》，改编本与原作已经不可相提并论了。直到五四前后，以公款留学，精通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大批返国，白话文全面推行，较为准确、较适合演出的翻译才渐渐增多。
五四时期，剧本翻译的范围变得开阔了许多。1918年10月，宋春舫根据胡适的创作灵感，在《新青年》上出版了《近世名戏百种目》（戏剧专号），推荐了13个国家地区的58位作家的话剧作品。之后，宋春舫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用以介绍国外戏剧的思潮和发展，并提出19世纪西方文学以小说为主，20世纪以戏剧为主，这就是暗示戏剧的复兴。1918年6月，《新青年》中设立了“易卜生专号”。除了胡适的长篇散文《易卜生主义》外，还有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陶履恭翻译的《国民公敌》、吴弱男翻译的《小爱友夫》、袁振英翻译的《易卜生传》等。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潘家洵，在毕业留校任职后翻译过王尔德的《扇误》（《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萧伯纳的《华伦大人之职业》等，还专职翻译了易卜生的《鬼魂》、《娃娃屋》等多部戏剧。而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第一个白话译本（1921年出版）。
至1924年，全国已经公开刊行了170部外国剧本。从1908年到1938年，出版了387种剧本，96种理论作品，戏剧月刊和半月刊20种，散见于报刊的译文尚不在此数。统观外国戏剧的译介，莎剧翻译最多，而易卜生影响最大。有少数剧目受到特别欢迎，比如《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娜拉》《月出》（爱尔兰格雷戈里夫人）先后译过四五次，高尔基的《底层》译过8次。俄国剧本也是介绍的重点之一，除了高尔基的之外，契诃夫的5个多幕剧《海鸥》《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三姊妹》，在1921—1925年间全部译出，果戈理《巡按》；托尔斯泰《黑暗的势力》《活尸》《救赎》《教育之果实》；屠格涅夫《村中之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贫非罪》《罪与罚》的译本也都陆续面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剧作家和作品还有：萧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武器与人》等13本；高尔斯华绥《银盒》《争强》；辛格《骑马下海的人》；平内罗《谭格瑞的续弦夫人》；莫里哀《悭吝人》；霍普特曼《獭皮》《织工》《日出之前》；席勒《威廉·泰尔》《强盗》；歌德《史维拉》；莱辛《车人之福》；梅特林克《青鸟》《马兰公主》《群盲》；斯特林堡《债主》；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桃色女郎》；菊池宽《父归》《屋上的狂人》；泰戈尔《戏曲集》（一）、（二）和《春之循环》等。
大量的、较为规范化的翻译作品给广大读者提供了直接鉴赏西方戏剧的条件，翻译本身也使剧作家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原作，从而提高编剧技能，因为很多译者本来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做翻译工作的，比如田汉。这样，五四时期中国话剧的重建就避免了文明戏时期隔山买牛的盲目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