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女儿也归为皇后，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然而，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献帝下诏，进曹操的爵位为魏王。
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能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拥汉派的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汉献帝刘协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强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它一共有五枚。
竹使符与虎符作用大约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过，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这让我们能直观地了解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形很小，高仅两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又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之前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有史学家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了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玠、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
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它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在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和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作为“魏王国”的“王都”，邺县在“铜雀三台”等工程完工后，又修建了许多宫殿和官署，目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已暂告一段落，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魏王国”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
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这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的。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与千里之外许县的冷清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才是整个北方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曹操再次晋爵也招致一部分人的不满。
一些人原本相信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那些表白，他们认为曹操在政治上是克制的，不会做太出格的事，但现在看来不是那回事，曹操的做法分明是步步进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www.xing528.com)
在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心理的驱使下，一些有极端想法的人试图铤而走险，他们暗中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共同发难。
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也就是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在邺县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叛乱事件，叛乱的发起者名叫严才。
关于严才的情况知之甚少，他担任的职务、联络了哪些人、有多大的把握取胜都不得而知，只知道他当时在邺县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徒属的意思是门徒和部下，说明严才既教有学生还担任着某种职务。
仅以区区数十人的力量就直接攻击魏王宫门无异于自杀，没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严才的行为可能就是为了表明一种政治态度，为了操守死而无憾，正是一部分儒学之士的最高追求，而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他，说明他们的政治信念并非没有影从者。
严才突然发难，直取魏王宫，也不能完全说不具有威胁性。
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他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曹操发现有一些人迅速赶过来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搏斗，不过离得太远看不清楚。
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彼来者必王叔治也）。长期担任司金中郎将的王修此时任郎中令，他最先得到消息，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又改回郎中令，宫室的安全保卫是其主要职责之一。
这场叛乱很快平息了，事后检讨功过得失，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虽然认为王修有功，但也认为其行为于制度不符：“过去京城一旦发生变故，九卿应各居其府不得出来。”
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叛乱，外面的情况不明，闭门不出首先是一项制度要求，到处乱哄哄的，弄不清谁跟谁，你跑出来究竟给谁帮忙？而无论以后谁得手，你都容易引起猜疑，所以闭门不出也是自保的做法。钟繇是王修的上级，他的话也不完全是责难，更多的是一种提醒。
对此，王修回答说：“食其禄怎能避其难？待在府里不出虽然符合制度，却不符合共赴国难的大义（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
曹操没有追究王修的责任，仍让王修担任郎中令，负责魏王宫的安全保卫工作。
这场叛乱刚平息，第二年又发生了一场谋反事件。
参加这场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祎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这场谋反规模很大。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常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相当了得。这是部长级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汉献帝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祎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关中的京兆尹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磾等名臣。金祎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这几个人看到汉室衰微，不禁感慨，同时也想乱中夺权（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祎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
金祎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做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1000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祎的人在里面做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祎关系最好，就投奔到金祎处。
搞笑的是，金祎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
金祎让人在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王必后来在负责颍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全部就地处死。
临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误了事！”
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于死）。
有一部史书记载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大怒。王必的地位虽不是很高，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是他去完成的。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
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
上面这个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被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从严才叛乱到金祎等人发动的谋反，对曹操的现实打击很有限，但它们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这说明，曹操虽然登上了王者之路，但也有不少人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满，即便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也有人敢于公开跟他叫板。这种感觉，对曹操来说，想必是很不舒服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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