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满意度及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学前教育的目标和定位的演进受到各国制度基础、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决定，进而影响到学前教育的发展思路和具体实施方式（佘宇，2013）。在近代社会学前教育机构出现之前，家庭一直是幼儿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前教育并不天然被视为政府应提供的公共服务。

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母亲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由于子女在家中无人看护，托幼机构接收孩子的数量开始增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对儿童早期教育必要性的认知程度逐渐提高，大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也逐渐增大，这种需求促使学前教育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演变为公共领域中的公共议题，并从为劳工阶层提供替代照顾性的服务和为中产家庭提供支持抚育性的服务逐渐融合为为社会大众提供兼具福利性与教育性的服务，最终促使公众从社会利益的高度及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去重新定位学前教育（江夏，2017）。

学前教育兼具“社会福利性”和“教育性”。学前教育为社会提供的“托幼服务”功能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从各国制定国家整体宏观战略或教育发展规划来看，学前教育大多获得优先发展地位，并在实践层面得到了有效落实。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为了普及教育和改善教育的公平情况，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格外重视，政府通过各种项目和计划，对学前教育发展事业投入大量资金。这些国家的学前教育通常受教育部门和福利部门的双重管理，学前教育经费也是由两个部门来分担。比如，美国政府在1989年提出了“到2000年所有的美国儿童都要为进入学校学习做好准备”，要让“所有美国儿童都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适合儿童发展的学前教育方案，从而为入学做好准备”。一些州不但把5岁儿童学前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还进一步将义务教育的范畴拓展到4岁儿童的学前教育（刘焱，2006）。英国政府则制定了国家托幼服务战略，承诺要在20年内彻底根除儿童贫穷现象，以遏制贫穷在代际间的恶性循环（刘焱，2003）。上述两国的措施前者属于教育财政支出的范畴，后者则属于社会公共福利支出的范畴，注重两者在政策措施层面上的统筹是当今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刘焱，2009）。(www.xing528.com)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投资学前教育，能够得到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项具有长期优厚回报的投资（Heckman，2007；Naudeau，2011；Carneiro，2003）。公共财政投入学前教育领域引发了绩效问责的需要，这些资金投入的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学前教育的发展，需要通过对教育质量的评价来加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