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干预学前教育与市场的缺陷有关。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经济活动具有自然秩序,只要给予充分自由的内外部环境,资源就会被市场机制自动调节配置,社会利益将最大程度得以达成。理论上,学前教育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构,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市场机制单独作用并不一定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市场充分竞争很多时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信息不对称、自然垄断及外部性的存在可能导致市场失灵,此时价格体系传递信息的功能不再有效,市场会失去调节机制的有效性(黄幼岩,2006)。波兰尼(2007)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支配原则是“图利”,而逐利动机太强的时候极容易走向“脱嵌”,违背市场在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中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还普遍存在,民办幼儿园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并不能保证有效竞争(王彦波 等,2017)。
学前教育发展如果走向市场化,学前教育经费主要由家庭来分担,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出现学前教育收入超过实际运行成本的营利性安排。当前所谓的贵族幼儿园、天价幼儿园实际上都是营利性质的商业机构。学前教育的信息不对称及家长对幼儿园质量缺乏一定的评判能力,再加上家长对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给个别幼儿园留下很高的营利空间。此外,由于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在我国以往许多幼儿园中出现了教学小学化发展的倾向。通过开设名目繁多的“小学化”课程来吸引家长的眼球,从而扩大幼儿园的生源规模。科学性的缺失使“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早期教育价值被忽视,结果会导致急功近利、违背和歪曲教育规律的行为和做法,不利于孩子的终身发展(郭宗莉,2010)。
市场机制是在利益驱动下进行平等交换的机制。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要通过价格机制来发生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就是要将资源配置到能够支付且愿意支付者那里,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得以提高。据此,社会补偿性的学前教育是市场失灵的,通过市场将资源配置到社会补偿性服务中不具备现实性,因为私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是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力。如果对市场缺乏必要的限制,对私人利益的追逐就会让市场陷入无序状态,学前教育的公共性质也会因此改变(劳凯声,2005)。学前教育过度的市场化会对教育公平造成伤害,进而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显现。比如通过市场手段供给边远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无法得到充分补偿,加之信息非对称问题及学前教育效果存在的迟滞效应,仅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充足、有效地供给学前教育。社会化、市场化的学前教育供给模式会造成资源配置失效和教育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严重阻碍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据此,政府承担学前教育供给责任的最直接理由就是市场机制的失灵(蔡迎旗 等,2007)。市场失灵给政府参与学前教育提供了必要性和合法性。政府提供学前教育既是社会对处境不利儿童进行补偿服务,也支持了家庭功能的实现,同时是营造儿童良好生长环境的根本,这是政府的根本职责(曾晓东,2005)。
随着学前教育对社会、个体及家庭的价值被公众越来越深刻地了解,我国政府也开始对社会化的学前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发挥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主导作用,大力举办公办幼儿园,同时加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监督、协调和管理责任。(www.xing528.com)
政府同市场一样,也是有缺陷的,也会犯错误,存在政府失效问题。政府可以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及相应的各级政府官员。各级政府在利益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落实到具体政策目标则可能存在差异,各种目标交织在一起,容易使政府在学前教育供给改革中偏离其预期目标。在学前教育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会利用政策中的漏洞,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引导幼儿园脱离原来所属的主管部门进行社会化改革,幼儿园的自身生存和发展可能受到不利影响,进而造成学前教育事业的停滞不前。这种改革派生出来的外部性当时不容易察觉,但是其负面影响在一定时间后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管理者更加重视短期效益,对这种潜在的负外部性影响会选择忽视(王彦波 等,2017)。
近年来,国家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政府重新承担起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纷纷将变卖的幼儿园重新赎回,并开始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我国学前教育逐渐呈现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但一些地方政府有将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等同于政府服务的倾向,拟再度财政包揽和垄断基本公共服务,重新回归计划经济老路。仅靠财政投入解决所有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政府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此外,政府这种不理智的行为还会伤害多年艰难培育起来的民间学前教育资源,阻碍公众对学前教育多样化需求的满足,同时增加学前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风险(原晋霞,2013)。如果缺乏市场竞争和社会参与,单纯依靠政府提供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会导致学前教育公共服务成本增大,效率低下,政府负担沉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不利于整体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还会受到决策信息不完全的限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要素复杂多变,由于决策过程的复杂造成政府部门效率不高,再加上信息来源的复杂性和多边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信息收集和分析的难度都提高很多。如果政府根据不准确或不完全的信息作出决策,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从而体现出公共政策面对复杂社会的局限性。政府作为一个非竞争性的公共选择主体,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可能与社会公共需要不一致。可能的偏差包括社会需求由于供给不足而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也有可能供给过量超出公众需求而导致预算资金的超支,还有可能因缺少约束导致供给成本超过实际所需成本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等(周义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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