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论

生态文明的研究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来源于人们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反思。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实上，随着工业文明的进一步推进，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凸显，引发了人们不同视角的普遍关注。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生态制度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生态问题并不凸显，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混沌的、原初的自然和谐状态。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工业化生产方式造成对自然的大规模开发、污染和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消费，其后果是在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学上的生存问题，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却引发了人类生态学上的生存问题，使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深入思考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并指出生态问题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结果又取消了”。因此，要反对将自然界看作敌人的态度，认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但是人们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化享受之中，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人们对生态危机的认识还基本处于个别人的思考阶段，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对环境保护运动产生影响，如19世纪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20世纪约翰·缪尔的荒野保护运动和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一直到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雷彻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重视。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环保意识和环保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以及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时期。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生态环境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促使人们从认识和实践上去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寻求解决的途径。纵观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总体上还表现为对某一局部地区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环境污染的认识和治理要求，并且，只是把环境污染看作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加以研究和解决的，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影响。即便如此，这却为人们将自然纳入其社会发展的视野中并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去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入70年代以后，生态危机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并呈现出全球性的特征。全球环境问题“全方位、大尺度、多层次、长时期”的特点使其影响触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气候变化、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耗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危害等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严重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其很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破坏的不可逆转，导致人类健康与安全的灾难性后果，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因此，生态危机的全球性特征要求国际社会必须给予高度重视。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1983年11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1987年，受联合国委托，以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WECD的成员们，把经过4年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和模式。1992年，为纪念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周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中心”组织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行动议程》，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护地球生态系统。2012年，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地球首脑会议20年后，世界各国领导人再次聚集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会上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世界各国再次承诺“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为我们的地球和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可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成为影响人们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www.xing528.com)

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现，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0年代，国内学者已开始翻译和引进有影响的国外学者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的著作并进行研究。进入90年代后，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大量研究生态危机方面的问题，产生了许多诸如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据资料考证，在我国最早使用生态文明概念的是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1987年，他在全国生态农业问题讨论会上提出应“大力建设生态文明”，并于同年6月23日发表了《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事实上，为应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随着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1991年，中国发起召开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庄严签署了环境与发展宣言。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为了支持《议程》的实施，同时还制订了《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伟大实践。

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并逐步明确了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在十六大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中，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2005年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我国当前环境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1]当年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明确要求：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2]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七大生态文明建设被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出，“必须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3]。并详细描述了生态文明的主要目标，即“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008年1月2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2008年9月19日，他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加快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十八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并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用五个建设统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并非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是简单的并列关系，生态文明是其他四大文明建设的基础，必须实现生态文明对其他四大文明建设的融入。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