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身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之中。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中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艰难复杂的曲折斗争中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最初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1921年7月,“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要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在城市领导并开展工人运动。一大以后,党在从事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资产阶级。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发表的《宣言》,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标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大革命风暴。“二大”以后,党立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迅速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但是,很快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二七惨案”给党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就是单纯依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进行革命,不能取得成功,必须同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革命同盟。于是,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认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会议正式确定了以共产党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党内合作方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适合时代潮流的新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一切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阶层第一次联合革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突出表现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为了解决国共之间的内部矛盾,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取得胜利。”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的表现和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使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26年7月召开的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受压迫最深,他们要求革命“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因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
由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短短几年中,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已经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初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了区别,并就在中国特殊条件下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提出了设想。这些成果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以工农为主体,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武装斗争为手段,英勇无畏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使革命形势立即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高潮。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全力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克服党内曾经盛行的教条主义错误,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重新明确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党的“二大”虽然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认识并不深刻,当大革命后期随着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阶级关系发生变动时,党内有人对中国革命性质产生了疑问。党的“六大”重新明确“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权主义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认定的理由三点:一是“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二是“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是“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因此,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二是进行“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按照会议的部署,党领导发动了近百次武装暴动。各地的武装起义最初都是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大部分失败了,余下来的革命力量被迫转入僻远的广大农村。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造就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农村游击战争已广泛开展起来,革命武装力量发展到30万人,并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而且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现象,就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的这些精辟论述,实际上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1930年,毛泽东还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必须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要求党员干部从“本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的这些主张的提出,使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进一步确立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根本原则之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进入了抗日最前线。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会后,毛泽东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党14年来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两点重大的突破:一是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来源、表现及其特点。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因此,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它采取关门主义的策略是错误的。报告进一步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及其来源,指出“总的特点就是动摇”,“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决定了他们能够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至此,经过长期曲折的探索,党终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作出了合乎客观规律的判断,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最难解决的,带有关键性的问题。
党还明确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思路。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提出的“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的观点,指出不顾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政治状况,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报告明确指出了革命转变的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否定了只讲政治条件,不讲经济条件,认为夺取了政权,阶级力量对比改变了就可以实现革命转变的主张,强调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经济条件尤其必不可少。二是预测到两个革命转变的时间会要“相当地长”。因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全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条完整系统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艰苦斗争中,历经艰辛,付出各种代价,终于探寻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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