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的引擎 写给青少年的英国史 null

政治变革的驱动阀拉开后，其他方面的变革接踵而来，首先便是对所谓的“恩赐官职”体系进行改革，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处事公平、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维持社会政局稳定。可是，整顿一个庞大的文官机构，并不比一场荷枪实弹的战争轻松。它表面上虽没有你死我活，却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付出更多的精力。

正如英国政治家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说的那样：“在英国，真正的‘第二院’，真正的‘宪法制约’不是上院也不是君主，而是一个永久存在的文官行政机构，文官的任用不受任何政治家的影响，如无过失可终生任职。”因为“无过失可终生任职”这一惯例的存在，文官即便无所作为也可在政府部门任职，这种由权势家族举荐和任命的文官恩赐制度，在英国竟然堂而皇之存在。

然而，随着议会改革的发展和社会权力阶层的多层化形势出现，政府的这种行政机关冗员和行事效率低下的弊端被暴露出来，文官制度改革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格莱斯顿内阁可谓顺应历史潮流，在其要求与支持下，1853年，财政部要员在充分调查政府经费使用情况后，拟就了《关于建立常任英国文官制度的报告》。这一报告是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发展的分水岭，针对现存文官制度的弊病，提出相应的策略。其大致内容为：文官之遴选采用公开考试录用制度，废除恩赐制度；文官之晋升依据政绩，奖优惩劣；文官之职责，标准统一，薪酬固定；文官之类别具有高级和低级之分，高级与智力有关，低级与体力有关，量才使用。

第二年，该报告被提交到议会，因保守党的激烈反对而被内阁撤回。正如牙买加前总统迈克尔·曼利所说的那样：“可能没有任何组织，比文官更难于同变革政治和共享民主的政治势力相妥协了。”文官改革势必会触动大部分官员的切身利益，这是改革举步维艰的内在原因。然则历史潮流不可违，这份报告犹如星火燎原，已经触动了民众的心声。

1853年，英国对俄国发动克里木战争，使得文官恩赐制度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这为民间团体“行政改革协会”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刚刚上台的帕麦斯顿内阁，为了兼顾自由党与贵族议员双方意愿，于1855年5月颁布《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这是文官制度改革的第一个正式法令，规定成立文官制度委员会，设立招募文官考试，对文官候选人的年龄、身体、品格等条件进行审查，通过后方有资格参加考试；对成绩合格者颁发证书，分配到用人机构，并经过6个月的试用期后才可决定是否正式录用。

该法令的颁布让有才能却无雄厚背景的人看到了曙光，虽然它并未明确规定考试的统一标准，为徇私舞弊之人留下可乘之机，但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改革，所以它被人们看作不列颠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起点。

凡事最难的是开始之前的准备，一旦起帆便会乘风而行。第一个枢密院命令为文官制度改革铺平了道路，格莱斯顿再次上台后颁布了第二个枢密院命令，又向平坦的道路迈了一大步。第二个枢密院命令弥补了前一道命令的漏洞，规定所有文官的录用须经公开考试，文官的晋升须得根据其才干与业绩。可以说，它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标志，基本上实现了文官恩赐到文官考试制的历史性转变。(www.xing528.com)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英国文官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提到改革的渐进性时，英国学者符礼门认为：“大凡有一步进展，这一步只是前一步的推升；大凡有一次改革，这一次改革并不要完全施行新法，却不断推陈出新。”经由自由主义者的初步探索，再经帕麦斯顿的第一道枢密院命令，最终迎来格莱斯顿政府大刀阔斧的整顿，文官制度基本形成。

虽然这一时期的改革并不彻底，恩赐制仍具有一定的效力，但它给贵族阶级以及金融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事官员，建立廉洁、稳定、高效的政府工作系统奠定了基础。同时，它更不容忽视的进步性与历史意义，便是在巩固议会改革成果的同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自此之后，历届政府以枢密令为核心，对新型文官制度不断补充和完善，使其日益成熟，文官制度不再是政治恩宠下的副产品，而是为国家发展提供能量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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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

维多利亚时代可以说是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曾4次担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在这一时期被普遍视为“自由主义原则的生动体现”。他登上首相之位后，除了在文官改革中倾注大量精力，也致力于教育、军事、司法的改革。

在教育方面，为改变一切学校皆控制在教会手中以及多半儿童享受不到受教育权的情况，格莱斯顿在1870年举办非宗教形式的初等学校，发展初等教育，提高教育经费。在军事方面，他颁布《军事改革条例》，取消捐官，削减兵役期限，加强对军事官僚机器的监督管理。在司法方面，颁布《1873年最高法院令》，使司法体系得以统一、简化。这些政策使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黄金时代”，英国政府的施政方针也被欧洲各国争相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