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成长与回忆—摇篮里的孩子，记忆里的碎片

1995年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大家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寻找78班“第五代”曾经留下的足迹。

“文革”期间，中国的电影业遭到重创，学校停办，大量的电影专业人才被下放到各地的农村，有的甚至因批斗而失去生命。中国的电影业陷入了全面瘫痪的状态。全国只看一些以前拍摄的电影以及不同年代拍摄的“样板戏”。“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电影，面临着的十年教育停滞、缺乏人才的严峻局面。当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电影人才时，北京电影学院作为国内培养电影专业人才的唯一基地，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培养电影人才的重任。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在教育部和文化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举行“文革”后第一次面向全国的招生考试。因为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停滞了十年，加上年轻人对电影的兴趣，当时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数非常多。当年计划录取153 名，但是，参加报名的有18000 多人。

这是少年时代的一种梦想，搬一把椅子到场院，银幕正反两边都能看电影，这是当时的享受，也是未来的梦想，所以很多人就抱着这样的梦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虽然每一个人当时的想法都会是不一样的，当年大家都知道，考大学是改变自己当时的地位和位置的机会，只有通过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

1978年，我觉得拍电影、搞艺术的职业特高大、特神圣、特风光。正是当时1978年这样的社会环境，成千上万的高中毕业生抱着对电影的梦想和改变生活现状的渴望，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师郑国恩也从农村下放归来。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苏联留学的电影摄影专家，学校把摄影系78班招生工作的重担交给了他。作为78班的班主任，他在开始全面负责当时的招生工作和之后的教学工作。

北京电影学院第七届国际影视作品展上，张会军院长展示张艺谋导演对影展活动的寄语

当时招生标准的第一条要求就是高中毕业生或者是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才能报名。而且对考生的年龄限制也很严格。因为，考虑到这一年生源特别多，要放开年龄，绝对不可以，超过一个月都不能报名。我记得报考摄影系的年龄上限是22 岁。我留校以后，做过统计，78班大概有一多半的人之前在社会上闯荡过。有插队的、当兵的、做工人的、做农民的、做邮递员的、做搬运工的，等等，各种职业都有。只有一小部分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的年龄跨度很大，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 岁。

恢复高考以后，其他的学校都有77 级、78级。北京电影学院只有78级。因为77 级是工农兵学员，没有对社会公开招生。1978年“文革”结束后，招生才整个开放了，北京电影学院迎来了“春天”，这时候电影学院才开始步入正轨。就我个人来讲，我也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关于招生情况，在符合报考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北京电影学院有一套考试系统。由各个系的教授规定题目。比如分析一张西方的油画，分析它的背景、立意、技巧、构图、光线、色彩，等等。考察考生是否具备摄影专业的基本素质。表演专业主要考朗诵、唱歌、跳舞等，还要考一些规定的表演内容和动作。在规定的表演内容和动作中，考察考生的感悟能力、反应能力、表达能力和对一些问题是否有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摄影系78班学生入学后的集体合影

录取更多则在于考官凭借自己的经验、感觉来判断。我觉得当时的考试很关注学生个性化的思维方式的表达，不喜欢随大流的东西。无法靠应试技巧被录取，学校要挑选特殊的人才。北京电影学院急切想招收到有能力的专业人才，但当时国家对考生的年龄限制特别严格，而当时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一直在工厂或农村参加劳动，他们的年龄已经超过招生的规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工作就面临着一些困难的选择。

大部分考生，带着不同的梦想，有许多曾经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的大龄青年也来报名考试。有一名从西安来北京报名的学生让负责招生考试的郑国恩老师十分为难。因为他的年龄超过了招生规定整整6 岁，他就是日后成为世界知名电影导演的张艺谋。

郑国恩老师回忆：

他特别热爱电影、热爱摄影。报考电影学院之前，他在摄影上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报名时，张艺谋拿出一大摞相册给招生老师看，拍得相当不错。但是老师们看到他在报名表上填的年龄，皱紧眉头地跟他说不能报名。第一次没给他报，之后他再三去报名，都被拒绝。我苦口婆心地说服他，又心疼、又惋惜。张艺谋的态度很诚恳，但还是坚决求学。他说道：“我岁数大一点，但是我绝对能够把摄影技术学好，我一定能够在摄影上学习出成就来。”我很感动，但我没有权力破例。我对张艺谋说：“我可以介绍你到西影（西安电影制片厂）去，因为他那儿缺少剧照员，你去了就能够录用你。”张艺谋依旧坚持初心，他找到了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得知了张艺谋的情况后，黄镇专门给电影学院写了一封信，希望电影学院本着招收人才的初衷，适当扩大招生人数，破格录取有特殊才能和专业水平的人才。

学校非常为难，不但为难，而且那个时候大家有那么一股劲——坚持原则，谁也不能破坏原则。但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给张艺谋报了名。因为我们后来了解到，张艺谋不认识黄镇，黄镇也根本不认识他，他冒昧地找黄镇，黄镇看他是块材，才写信推荐。而且老师们也了解黄镇，他是画家出身，懂艺术，也知道艺术人才的难求。招生老师们明白了，黄老是出于爱才的心理。

其实学校也觉得报名的年龄限制不合理，也觉得张艺谋是个人才。我们知道当时的苏联40 岁都可以上大学，但我们中国人有特殊情况，怎么办呢？当时学校教务处处长是摄影系毕业的，叫刘维汉，他和老师们一起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张艺谋作为试读生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什么叫试读呢，让他来跟班学习，考试的时候他都考，需要全门及格，这个学期学6 门，6 门都及格了，两年以后学10 门，就可以转为正式生，否则就退学，算是大专生的身份。

因此张艺谋成为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中的特例，他成为迄今为止北京电影学院唯一一名没有参加高考就被录取的学生。在那一年，幸运的考生还不只是张艺谋一人，后来拍出了《鸦片战争》《一个都不能少》等影片的摄影师侯咏也成为了考生中的幸运儿。

当时有一个教员到西安招生，已经考完绘画和口试这两门。第三门考影片分析，需要到翻译公司借影片，借影片的时候，负责外借工作的管理员是侯咏的母亲，她说你们借影片干吗，老师跟她解释电影学院的考试要给学生分析影片。她一惊，“我们家孩子要考电影学院，你们怎么都考完了？”我们的教员说：“晚了，不行了，我们已经都考完两门了。”她急得不行，说：“你能不能耽误点时间，到我家看看我孩子的画，不考没关系，看看我孩子的画，如果不考电影学院，考别的学院，比如说美术学院，您帮我说一下。”学校的教员就去了，画得确实不错。他回去就打电话，说有这么一个学生，长得好，个儿也高（因为摄影要高），眼睛也好，基本功特别好，尤其是造型基础。因为学院招生有一个经验，学生最好有造型基础，因为有造型基础的学生可塑性比较强。

后来，老师跟学校党委汇报，希望能破格录取。得知教员完全是出于公心后，最终学校为侯咏单独考试，补考后当场阅卷，是令人满意的成绩。侯咏具备造型的基础和概念，学摄影没问题，因为摄影是造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他有电影常识，电影常识就是文艺常识，说明他有文艺细胞。第三个，他会分析影片。

78班表演系入学后的全体合影

78班美术系尹力的准考证

录音系吴昊的高考准考证

回想开学，那时候我们拿着马扎在食堂等待开学典礼。放的第一个影片是朝鲜电影《扎根大地》。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片子也很有寓意、有意思。选择《扎根大地》，应该是学校希望我们这些新生扎到这个专业里，扎到国家里，希望我们为国家、为学校作出贡献。(www.xing528.com)

四年的大学生活，看电影成为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让我们看大量的电影，看不同国家的电影。但不是单纯地看完就完了，有老师辅导我们，放完了以后老师要讲，我们回去要讨论，有时候讨论一宿不睡觉。那时的物质生活很贫乏，没有好吃好喝，没什么餐厅，更没有酒吧，也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只有村里的小餐馆，但是也没有多余的钱消费。经常课后回宿舍吃一个凉馒头、一点咸菜，然后整晚聊电影。因为没有物质，所以我们也就不想物质了，我们把所有的物质兴趣都转移到了精神上。大家也不进城，因为进一趟城，从朱辛庄坐车，当时坐到德胜门要三毛五，这三毛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时，大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六七块钱。那么这三毛五对一个学生来说能吃两个非常好的菜。所以大家也就不进城了，基本都在学校看书、看电影。然后在宿舍里谈论电影，有时候大家会因为见解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班特别刻苦，比如说我们看完电影或是听老师讲完课，第一件事就是讨论学习。从课堂一出来，一直到宿舍，一直到饭厅，大家各抒己见，我要坚持我的观点，你要坚持你的观点。之后就是在图书馆、教室自习。后来电影学院因为我们刻苦到废寝忘食，觉得这样久了不行，会伤身体。学校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制定了一项硬性的规定，到晚上11 点拉闸限电，教室、图书馆、宿舍都没电。如果有点蜡烛偷偷学习的，教员就去撵，那时候我们教员跟学生是同吃同住的。

由于“文革”的原因，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和当时全国的很多教师一样，失去了教书的机会，当1978年恢复招生的时候，北京电影学院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老师们把压抑了十年的激情都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些老师很优秀。我们也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学了。老师们总会对我们说，无论是现在还是毕业以后，机会永远有，关键看你有没有能耐。大家都要好好学，现在不好好学，将来就没出路。

我们78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抱团，同学之间没有戒心，互相帮助，一起上课、记笔记、拍作业，不会说我记了笔记我一定要放在自己怀里，不告诉别人。当有了一本好的书、好的片子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推荐。

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已经慢慢地融入生活，过去人们看样板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人们能看到的电影也多了起来，我们有了更多学习外国片的机会。

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专业艺术院校，和其他大学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它的各个专业的教学，都需要在具体的教学、操作和实践中，锻炼学生的能力。学校当时开设了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专业。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学校想方设法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操作、锻炼的机会，在校期间，导演系就排演了话剧《雷雨》。

培养电影摄影师，是一项比较昂贵的投资。因为，摄影需要拍摄大量的胶片，来掌握摄影的技术和锻炼艺术。而拍摄胶片作业，不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花费资金较多的一项教学投资。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十年没有正式招生，为这些同学的教学，储备了大量的胶片，这些胶片为当时教学、生活条件艰苦的78班学生实习锻炼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我们当时拍了很多德国胶片。拍了很多16毫米的，拍毕业作品用的是35毫米的。老师当时跟我们说，培养你们和培养飞行员的代价一样。拍1米的底片，就要有1米的正片作保证，要把它洗印出来。这当中还有很多洗印费用。

学院培养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成才，老师希望学生超过自己，在这个专业上能够突出，能够成功。78班的成才率和教学水平是挂钩的。所以每位教员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

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想不进步都难。而且，我们这些同学都很有自尊心，都不甘落后，没有一个人甘愿成为垫底。我们今天，在教育学生时也经常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机会就会淘汰你，你也抓不住机会。所以，不是说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机会就被绑在身上了，不是这个道理。

1982年6月，78班经过四年的学习，这153 名学生中的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全国各个电影制片厂，那时国内的电影生产量不断扩大，按理说大家都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由于电影制片厂的传统观念，刚刚毕业的学生要想马上获得拍电影的机会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其实我们毕业的时候挺悲观的，因为中国电影这个专业、这个行当是很压人的。有次我们去实习，看到北影厂的一个老导演在拍戏，而他的摄影助理已是年过半百。那天实习结束后没一个人愿意讲话，我偷偷跟张艺谋讲，要这样，咱们出去十年也不一定能当上摄影师。

做摄影师要一步一步熬，至少需要八年，从第三助理、第二助理升到第一助理，是个漫长的过程。

1982年，78班毕业的张艺谋、肖峰、何群、张军钊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之后就积极申请拍片的机会，但是由于过去传统的电影生产观念影响，他们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拍电影的机会。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给了当时处在激情和艰难双重困扰的78班同学一个创作的机会，他就是后来受到第五代电影人尊敬的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郭宝昌。郭宝昌是第四代电影人的杰出代表，他导演的电视剧《大宅门》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大胆推荐和担保之下，以张军钊、张艺谋为代表的78级毕业生成立了青年摄制组，并集体向厂领导写了军令状，终于获得了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的机会。

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决定了78班所有人将来能不能在这一行当中生存。如果拍砸了，可能这153 人以后拍戏的机会就会很少。

由张艺谋担任摄影的《一个和八个》是第五代电影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虽然这部电影在艺术上有创新，但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和批评。这个片子有很多争论。一部分领导认为这部片子有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问题。但张艺谋几个人一点都不担心，他们拍的这部片子，花了他们全部的心血，而且他们坚持认为这部片子里没有所谓的政治问题。后来，他们的老师郑国恩在也看了这部片子，他认为，这部影片根本不像外界抨击的那样，因此也站出来强烈支持张艺谋他们，站出来支持第五代。为此，郑老师还专门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支持这部影片。文中指出：《一个和八个》非常有创新意义，掌握了视觉语言，用视觉语言来表意，这是独到的。其影像的视觉形式，非常震撼。过去我们的电影，甚至是拍这种题材的电影时，没有一个人用这种方式拍。运用摄影的不规则构图、大面积的反差和阴影，这在以前的中国电影里从没出现过。

《一个和八个》虽然受到了别人的误解，但是，它的创新性后来得到了人们的承认，更为可贵的是，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青年摄制组的事件引起了全国其他电影制片厂的仿效，78级毕业生们纷纷获得拍片的机会，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凯歌拍摄了《黄土地》，田壮壮拍摄了《盗马贼》，张艺谋拍摄了《红高粱》，远在宁夏的刘苗苗21 岁就拍摄了《咂嘴子》。“第五代”正式在中国电影舞台上亮相。

毕业后直到今天，78班同学们仍然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切磋，谁拍了什么，大家也都互相捧场。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好传统，这曾是学校教给我们的团队精神。

我们78班认为：一个艺术家有权力在自己的电影艺术作品里探索，他没有义务必须按照某些批评家确定的框框。而且，在探索、创作的时候，允许他失败，甚至，允许他倒退一步。

社会上，很多人都说78班第五代电影人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很少有人想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功劳。当我们回头看时发现，这种奇迹的产生正好和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吻合。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催生文艺作品和人才的土壤，78班第五代和他们创作的电影印证了这一点。

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年的日子。78班第五代电影人现在仍然是中国电影创作的核心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仍然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他们拍摄的电影仍然占据着中国的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