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亚导演与北京电影学院成立70周年纪念随想

张建亚，1951年出生在福建莆田。成年之后，开始是在上海静安区房管所工作，手巧活儿好，专攻木工活儿，人称“张木匠”。1975年，被借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做演员，此后正式入了演员剧团。

1978年，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与陈凯歌、田壮壮、谢晓晶、胡玫、李少红是同班同学。1982年，毕业后到上海，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助理、导演。同年与谢晓晶、田壮壮共同执导电影《红象》，这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第一部作品。他们三人也在日后成为电影第五代的重要成员。

上学期间，张建亚作为“上海木匠”、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的演员，就有两个“招牌式”的特征：一是总是笑容满面，特别有喜感；二是比较能说，也会说。极为普通的事情，经他嘴说出来就非常有意思。他说的话往往成了经典的笑话、段子。

作为导演，张建亚虽然没有“大红”，但是在全国特别是在上海，已经算得上“大紫”。参加和出席上海艺术电影联盟展映的40 部影片中，入选的有张建亚的电影作品《绑架卡拉扬》（作为导演），通过影片的优质品质与幽默风趣的体裁，在放映后赢得了年轻观众的喜爱。他作为导演出席两场见面会，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几乎就是他个人的“脱口秀”，让现场观众大笑不断。

张建亚学过、也从事过表演，所以他说段子时，连说带演也是一绝。因为说的时候连比画带模仿，效果比单纯的演说好很多。在《绑架卡拉扬》映后见面会上，他模仿演员姚二嘎，声情并茂、绘声绘色，连演员陈佩斯和姜文也望尘莫及。

除了1978年上学后，在学校系统学习表演和导演知识外，他还积累了大量的电影拍摄和导演经验。这要依靠他的聪明、悟性和平时敏锐的生活观察力。其实张建亚打小时候就是小演员出身，在1962年出演了上海科教片厂拍摄的《知识老人》，这部影片是根据图书《十万个为什么》改编的。

第五代电影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班毕业生，著名导演张建亚

在78班和第五代导演中，张建亚是一个比较低调，但是超级另类的一位。张艺谋《红高粱》获得柏林“金熊奖”时，张建亚也没有闲着，拍出了电影《绑架卡拉扬》。随后，加上《三毛从军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完成了他导演风格中的“后现代”喜剧三部曲。张建亚堪称是中国电影界绝无仅有、另辟蹊径的奇才。他作品中的“后现代意识”解构主义荒诞可笑、暗喻幽默、讽刺喜剧，为观众所倾倒。观众也能完全接受张建亚构造出的叙事意境。

值得指出的是，1992年张建亚执导的电影《三毛从军记》，由于其独特的喜剧风格，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体现了他创新、探索、幽默的意识。将影片漫画化，采用荒诞风格及资料片的手法，滑稽表演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影片幽默、快乐和富有情趣，能让观众在放松、嬉笑中，理解影片主题的深刻寓意。

导演张建亚

可以说，张建亚作为导演开拓了中国电影在喜剧创作上的新领域、新路子、新探索。张建亚一直认为：游戏感、喜剧感、幽默感在电影和戏剧中永远是很重要的元素。他的作品标志着第五代导演在创作完成现实主义电影和批判现实主义电影以后，也可以创作出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

他的影片与那些78班的第五代同学的确不同。张建亚的影片没有大主题，也没有文以载道的重任，更不是表现宏大的教育作用，也不会用哲学的思考高瞻远瞩地俯视人生。而是，娓娓道来，品味命运。

2018年是著名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诞辰100 周年。上海市文联、上影集团主办，上海电影家协会、上影演员剧团和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协办了“瑞草芳华留人间——张瑞芳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张建亚，当时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学生会的主席，在致辞的时候，张建亚将张瑞芳称为“咱妈”，他深情回忆了张瑞芳在他年轻时给予的无私帮助。

1978年，张建亚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报到当天却因为在上海电影厂补拍电影镜头，耽误了入学报到，而被学校视为其放弃了入学资格。张瑞芳作为电影前辈，写信给北京电影学院，为张建亚说明和证明情况，挽回了他学习的机会。后来张建亚在华东医院探望张瑞芳老师时，再次向她表达感谢，她却淡淡地说：“还有这事？”

“这是她一辈子中很小的一件事，她每天在帮很多人办很多的事，而且真的不把它当回事。”张建亚怀念张瑞芳高尚的人格，“认识老太太这么多年，发自肺腑的感觉，就是做人要做张瑞芳老师这样的人。中国电影界中，她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她也是全中国行政级别最高的演员。从抗战、解放，经历‘文革’，到改革开放，她一直是中流砥柱，老太太做的事、说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神指引。她那一代的人就是革命者，一身浩然正气，其艺术成就更是不可逾越的高峰。”

毕业电影《红象》，实际上是（我们这些同学）最最开心的一部戏，因为我们这些人已经完全生活在这部戏里。

非常荣幸搭上了改革开放这班车，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那个时候的整体社会氛围充满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你真的觉得不能浪费时间，我了解到的所有人，他们蹲坑的时候都在背单词。

拍《红象》的时候，有田壮壮、我、谢晓晶，我们三个导演，摄影师是曾念平，副摄影师是张艺谋、吕乐、侯咏。拍那个戏大概花了十几万块钱吧，反正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跟田壮壮去看外景的时候，田壮壮兜里揣着40 块钱，那时候就很牛了，40 块钱就可以出去看外景了。

2002年2月导演系张建亚（前左）、金韬（前右）、胡玫（后左）、江海洋（后右）合影

我这次参加毕业10年聚会，非常开心！今年我拍戏的时候，有一个搞戏剧的人说，你们第五代聚会是“集体诈尸”，因为你们都还活着呀。然后还有一个上海小记者，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他对我说：“我写了一篇文章，起了一题目，太刻薄了，我没敢用。”叫什么——“木乃伊归来！”刚才我还跟壮壮说，记者说只有我们“第五代”聚会。我说他们“第六代”没人弄这事呀，他们也可以10年聚首呀，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感情没我们深，他们聚起来没我们好玩儿。所以，我们说这叫感情特别深。田壮壮说，大家要踊跃捐钱，捐给基金会这是下的“窝”子，你要钓鱼就得下“窝”子，没准基金会的这笔钱等我们30年聚会时就会升值到30 多亿。(www.xing528.com)

凯歌昨天发言的时候还在怀念朱辛庄，他打算在30年聚首时把朱辛庄给买下来，而且人家买下后非常大度呀，不要改叫“陈辛庄”，还是叫朱辛庄。然后跟老谋一说，还是老谋有经营头脑，老谋说：“不必嘛，我们租20年再玩两次就够了！”我觉得非常开心。我去美国时，碰到海外朋友，他们都要问起“十年首聚”这件事儿。我现在就觉得我越来越像老人了，实际上我们毕业这20年，好多事还真记不太清楚了，也就那四年大学生活还记得比较清楚。这次我跟智磊拍戏，每天的车程要有四个多小时，我们就又把所有的事温习了一遍。我觉得我对同学算是比较熟的，算是了解的。昨天智磊说，那时候他在学校四年没有吃饱过，后来学院组织了田径队，他要求参加中长跑，然后李继科又怕影响他的短跑成绩，让他不要参加中长跑了，集中攻短跑的战绩。智磊说：“我要参加！”其中一个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中长跑每次训练有七毛钱的补助，七毛钱可以买好几个甲菜（肉菜）了。那个时候摄影系出去实习大家都比较听老哥张艺谋的，张艺谋到了饭店里点菜时说，我们是干体力活儿的，如果光吃面没有能量，要点肉菜也没有钱，点不起，最合适的要算是包子了，在我们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点肉包子是最好的。智磊终于参加了中长跑，绕景山跑，他心里也没底，他让两个女生帮他数着，要是跑不进20 名就算了。然后女生说，你再超两个人就进20 名了，他超过了一个，还有一个。智磊觉得自己跑得还行，豁出去了，又超了一个，回头一看，超了一个自己学院的人，这时候智磊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这就是那时摄影系的哥们儿，不容易。我们能有今天也不容易。

电影学院82 届影人（部分）“20年聚首”合影

所以，我真是非常高兴，希望咱们30年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能来。我们还是要经常保持联系，现在大家都有电话了，省得那些同学说，是揣俩电话自个儿给自个儿打，经常打一个电话，常叙叙旧，多联系联系，非常高兴啊！而且我觉得这里还要郑重地感谢在座的我们留校的这些同学，我觉得这次真是办得很好。还是那句话，私事办得跟公事一样，完全是公司的水平，估计我们30年再聚会的那次一定是在朱辛庄，就是凯歌买的，圆了我们同学们的一个青春的梦想。

实际上，我们说这次20年聚首，总觉得我们没有出更多的力气，主要是搭不上手，将来30年的“花甲之约”这得有一个班子来操持呀。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做得非常好。还有一点，我还是要感谢82 届同学，我觉得这次有一百多个同学来，主要是因为上次搞得非常欢乐！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好，冯小宁是功不可没，冯小宁肯定会想，你们不要挤对我了，挤对我10年了，现在是政协的感觉，听听大家发言。

谢谢各位同学，还有留在学校里的我们的同学，今天的各位系主任们，金韬说了，真是有孩子，要不要交给他们，他们能教好吗？咱们必须得请那些主任说一下。

非常庆幸这40年，让我们的生活过得那么充实，那么有意义。

说到从张乐平手中签下电影改编权。当时，张乐平在住院，张建亚常常去探望，每每谈到版权，就深深体会到一种“父母卖亲生孩子”的不舍。

我觉得对不起他，当时的改编费只给他两千元，太少了。

张乐平对生活的观察非常仔细，而且他的基本功、绘画能力、写实能力跟想象力都是超群的，这部戏你们觉得好玩的地方，都是得益于张乐平。这句话我永远都要讲。

《三毛从军记》漫画感十足。电影24 格，拍24 格还原，已经成技术规矩了。但是，想要在戏里有一点卡通感，所以就做18格、22 格和20 格的，后来还是取了22 格拍。而22 格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我比人家多了7 分钟的容量，加了更多的内容，当然，这也带来了包括声画对位在内的很多麻烦。

拍摄我记忆中的儿童片，戏谑的风格和对战争与政治的反思，就是要犀利一些。做这个题材，躲不过儿童片片种。但是，我做的时候都是自觉找套层结构。最表层的笑料给一部分人看，还有其他递进层次，给另外一些观众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看了整个抗战史，看了《蒋介石传》《大东亚传》，用很多资料写了这个剧本，一方面是漫画，一方面又用了纪录片的方法，让电影很真实。

我一直拍喜剧，《少年的磨难》《绑架卡拉扬》都是。电影厂要生存，拍喜剧有利益考量，那个时候希望把中国喜剧路子拓宽。《绑架卡拉扬》是一部黑色喜剧，《绝境逢生》是用一种喜剧方式表现抗日战争，《王先生》实际上是一个对文化的反思，对虚假文艺和对现实生活关系的反思。

当时上影厂的技术是全国最好的，我也对试验各种特效有兴趣。导演最大的快乐就是“无中生有”。

电影拍摄，有你最熟悉的。上海有上海的情怀，当时中国电影“西北风”强劲，而我们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拍有上海特色的“都市电影”。

电影对后现代的致敬，不是研究理论，就是小说作品。我看了不少，那时候不能从主义出发，你要是一开始就喊口号说要做一部“后现代电影”，肯定就不让你拍了。

谈到研究喜剧心得，人们爱看的是“屌丝的喜剧”，不能上升到什么人性啊、孤独啊，都是死路。当时的研究结果如今仍然适用。

现在有些人说喜剧好，其实是觉得屌丝话题的喜剧好。但是它也太过单一。电影是有两类的，一类是对观众有要求的，另一类是对观众没有要求的。我如果希望拍一部对得起张乐平先生的作品，肯定还是好玩的，但对观众有点要求，不是说网络段子逗你笑。

电影的问题不是创作者的问题，而是面对什么样的观众的问题。我不能说对观众没有信心，但你扛得住“淘宝双十一”吗？

作为导演看剧本，我的方向是“往下再往下，具体再具体”，具体到桌上一根吸管是什么样，但是作为艺委会的人，我的眼光是“往上再往上，抽象再抽象”。好电影、坏电影的差异就在这里，所有的情节都不是嘴巴讲的，一定是具象画面凑在一起让你心动，这是导演生活中的观察和经验。

身为上海电影家协会的主席，张建亚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学生们交流时说：“艺术趣味不同，不能成为你看不起人家的一个理由。从我1975年进电影界开始，永远有一批人，在批我们这不对、那不对，拍电影永远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我的所有的乐趣在拍电影本身。电影行业不按规矩来，毁掉的是一个行业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