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美术功底和基础特别好。上学以后，很快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顾长卫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父母希望他长大之后能够成为一名画家，于是便给他找了当地比较有名的老师，专门教他画画。所以，他学习了很长时间的美术。高中毕业不久，由于他在俱乐部做义工，帮助看电影的人检票，接触拍电影的工作和环境，所以在内心萌发要学做电影的想法。随后他刻苦努力学习绘画知识，具备了一定的水平，最终顾长卫如愿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成为张艺谋的同班同学。
在大学期间，他很低调，为人随和，不爱说话。在说话的时候，语气比较低，也比较慢条斯理，特别柔和，说话、做事都能体现出他是一个智商、情商都比较高的人。一切沉默都是在心里，一切积淀都是在电影创作中。他表面平静，内心强大，才华横溢。其实摄影系的大部分人都是不善言辞的，但是在创作上，他们可以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言语也跟得上。所以，顾长卫作为一名摄影师，还是很有魅力的。
第五代电影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毕业生，著名摄影师、著名导演顾长卫
顾长卫和陈凯歌
顾长卫上学的时候，在班上、在宿舍里是一个很少说话的人。即使说，也是非常少和非常精练的。记者很怕他，有些记者经常专门精心设计一些自以为很精彩的话题，以为采访顾长卫时他应该会滔滔不绝。其实永远没有这种情况，有时候顾长卫说某些事情可以说得非常精彩。但有的时候，会语不惊人“誓”不休。有人说他是一种闷骚型的人。他作为摄影师，是属于说话比较少的、沉默型的人，但是非常有魅力。
顾长卫自己也承认，在电影创作上他做的比说的好。电影实际拍摄中，他仍然是属于比较口拙的人，这些年在讲话能力上，他也没有太大的进步。
他自己认为，这是弱项，也是强项。
他的学习态度极其认真，非常自觉。对摄影的技术问题、艺术问题也研究得非常仔细和细致。对待某一问题，他一定要研究透了才会跟你进行讨论。
我应该有资格说做摄影师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以前在胶片时代则更加惊险，拍好一个片子太不容易了。我要向摄影师致意，因为摄影师对电影非常重要。
导演陈凯歌（右）和摄影师顾长卫（中）在《孩子王》拍摄现场
张会军、张艺谋、顾长卫等合影
1976年我高中毕业以后就没工作了，恢复高考，我觉得这是找工作的一个机会，找饭吃的一个机会。当时的愿望程度真的就这么浅，这么普通。
我觉得张艺谋确实是一个在我们班上（摄影系）令人欣赏和钦佩的人。我记得之前，每天晚上他都是最后一个上完晚自习，回来也是最后一个，然后，自己又在床边桌子上写半天，而且最后一个熄灯的，也一定是他，很令人敬佩。
在学校的生活中也是，他好像也不太会跟别人聊别的事，总是参与关于电影技术和艺术课程的内容讨论。如果三句话说不到电影上，他就会扭头走了。他的所有注意力都在电影上。
我想起当年拍摄《我们的田野》的时候，鲍萧然老师教训了我一回。是因为有一次拍摄的时候，我在升降车上拍。那时的大学生不准抽烟，我在升降车上掌着机器，一边抽烟，一边指挥，觉得自己特有感觉。后来，还没正式拍摄，鲍老师就把我叫下来了，让我把烟掐了。过后，鲍老师找我谈话，说我其实看起来还挺聪明的，但光有点小聪明不够，在拍摄每一场戏时要有认真的工作精神。当时他就跟我提起穆德远老师（现任摄影系主任）。因为影片中有一段在白桦林里比较激情的戏是穆德远老师拍摄的，实际上白桦树的树枝长得都很低，如果拍摄前什么都不准备，到了现场就去拍摄可能什么都拍摄不到，穆德远老师在拍摄当天一大早带了一把斧子，提前两个多小时把比较低的树枝都给砍了砍。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苏联的影片比较多，像《雁南飞》《复活》《伊万的童年》《恋人曲》，这些影片都是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作品。《天堂的日子》在当时没有看过，影片《雁南飞》的摄影师是乌鲁谢夫斯基，他是我们摄影系郑国恩老师去苏联留学的老师。
影片《鬼子来了》是从1998年春开始准备，1999年夏天开始拍摄到春节过完。我觉得那个电影从筹备到拍摄完成花了很长的时间，拍摄了大量的胶片，有60 多万尺。只有最后一场戏是彩色的。(www.xing528.com)
顾长卫、张会军、吴菲菲在房山的十渡参加社会实践时留影
像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主要的段落都是黑白的。影片的结尾是彩色的，而且是夸张的处理。
电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如果让我反思，我们在电影学院的大学四年中学到了什么？可以肯定，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意识不到，但是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离开了学院这个环境，我们就会感触特别深。当你遇到困难时，就会觉得当年上学时真是应该多看一些，多学一些。
记得我们很多同学，当时上学的时候，大多也不明白现在自己学的东西和以后工作用的东西有什么联系。直到工作后才真正地明白，这些技术和艺术的东西对我们帮助很大。我的结论是：在学院学的东西是有用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学。
当被问及为什么很多78班同学都转行干导演的问题时，顾长卫用一贯轻描淡写的语气说：“生活都是立体的，原来学摄影，后来混到导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总之在哪儿混都不容易。当摄影师不容易，但总得养家糊口，总得活；当导演，就是为了要显得有追求，表现出自己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
1981年，姚国强、王小列、顾长卫在拍摄毕业作业
摄影系教师同首届“学院奖”获奖校友张艺谋、顾长卫合影
关于拍摄电影的经历与创作当代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些创作是电影的一部分，特别是今天当代艺术显现出的方法、形式都是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些媒介在当代艺术里面充满了魅力。其实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导演、作家、摄影师，在这种细节度极高的平行世界里，就像我们看到百元大钞，在它不被关注时就是一种“空”，当被微观放大后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意外，这就像人活在世界的虚无与现实的存在感之中。
人们活得已经很艰难，然而到了今天，人们面临更多的选择，退路却更少，我们只有硬着头皮为了梦想奔波，不会再有人让你没有后顾之忧。我和蒋雯丽对此都有体会，我们俩都曾经被电影学院除名，被逼到无路可退。这种情况，一边让你的生活出现新的转机，一边让你有严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差得并不远，相辅相成。
我虽然不是爱说话的人，但也还不算是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人，我不会想太远的事情。因为我的父母一个是中学老师，一个是小学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孩子要有自知之明。我们几个都不怎么会说话，也不太会来事儿，成绩也不是特别出色，所以要务实，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了。
2005年2月20 日，顾长卫凭《孔雀》获得第55 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实我从亲情的角度挺理解他们的心情的，因为过高的理想会让人痛苦，会让人疲于奔命；但是从一个朋友的、社会的角度来说，人其实还是应该为了理想而痴狂、而牺牲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动力，没有了梦想，你就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所以我对儿子的态度就是顺其自然，从来不会刻意鞭策他或是压制他。他在摄制组里被人称作小顾导演，还挺得意的，至于他走不走得上这条路，就看他自己吧。
电影给我的最重要经验就是坚持自我。很多人都觉得拍电影是一条赚钱的门路。但是我觉得，赚钱之外，电影更是你自我的一个表达。在从前，人们都耻于谈钱，特别是不少北方人，一提钱都脸红，但实际上，赚钱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得有那种赚钱的天赋和气质，我这方面就不行，一旦遇到有利可图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在偷人家的东西。所以我干脆还是坚持自己的个人喜好，拍出自己的味道，不走我不熟悉的商业路。
我更愿意把镜头对准那些无数沉默的大众，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被人们记得，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应该讲他们的故事。很多人都像是电影里一样，生活总是以其最简单的基本方式延续下去，历史不会记住平凡的人，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孤单的人。
每次拍电影结束，我都能结识很多很多朋友，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很羡慕他们中间那些始终能生活在梦中的人，他们活得很鲜明、很率性。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有梦想，更独立，更崇尚个人奋斗，有更新的价值观，我想更多地了解他们，用镜头捕捉他们的生活和想法。电影是一门“造假的艺术”，它在屏幕上试图让你相信一场编造出来的故事，然而它的极致就是以假乱真，我希望能让我的观众们在短短的时间中，彻底地相信影片所展现的故事。
我在很多场合提过：“我们班（摄影系）的男同学都特羡慕顾长卫，为什么？因为他开了一个摄影系的男生娶表演系美女的先河，那时候摄影系‘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摄影系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顾长卫实现了我们的梦想。”而顾长卫则认为：“会军的这本书描绘了78班在学校里的生活，里面有好多历史和解密，是挺有独特情感的。”
顾长卫和蒋雯丽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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