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导演：回忆碎片与北京电影学院70周年纪念随想

高考前，张艺谋曾在农村插队三年，后来，进咸阳纺织厂当了七年的工人，也做过电工、搬运工、设计等各种工作。

恢复高考后，他已超过报名的年龄限制，填表时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又找了人帮忙，将自己的摄影作品集和自荐信带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得到批示后才被破格录取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

而他最开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并不是怀有什么“为电影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只是希望能有个大学文凭，将来好开个照相馆。

张艺谋，从上学起，就是一个焦点人物。

今天的媒体和记者总是在窥间伺隙地注视着张艺谋。只要张艺谋做点什么，一有风吹草动，不管好事、坏事，媒体、记者常常会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第五代电影人，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毕业生，著名导演张艺谋

随着张艺谋年龄的增加，现在叫他“国师”的称呼最多。这样的一个头衔，我问过张艺谋：“你什么感觉？”他不回答，笑一笑，有些不以为然。其实在我看来，张艺谋就是一个永远精力旺盛、勤奋工作的人，在他为国家的艺术工作拼命努力的时候，他全神贯注、顽强执着的状态，是最值得人尊敬的。

在我的记忆中，张艺谋是一个为了电影梦想不管不顾的人，在创作上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会非常果断做决定。但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他却非常沉稳，总是对我说：“这事我再琢磨琢磨，回头我再告诉你。”

我和艺谋大学同班同学四年，在一个宿舍也“同居”了四年，我很了解他的性格和为人。他除了学习刻苦以外，也是一个为了电影梦想而不顾一切的人。

张艺谋经过农村插队、工厂做工，最后辗转、曲折上大学，经历坎坷，一言难尽。当年，他靠着自己执着和精湛的摄影技术，用其出色的专业水平感动了上苍，被学院破格录取。

上学时，我们78班流行给同学起些以电影名字为名的绰号，那时候，给艺谋起了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中的任务名称做外号，人称“老狐狸”。还有美术系同学何群，叫“豺狼的日子”；录音系同学陶经，叫“爱情你姓什么”。

很多人问为什么？给他起这个“老狐狸”的名字是有缘由的。因为，一是他被破格录取进校，二是他是78班年龄最大的，三是张艺谋也是摄影系年龄最大的，四是他平时在班里不太爱说话，总是沉默寡言。

张艺谋在校学习期间拍摄的摄影作品

其他同学就认为，他是有心计的。后来，我和他在学习、生活中接触多了，觉得他是一个性格开朗、十分健谈的人。大家觉得这个日本电影名字，虽然也不是特别符合他的气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慢慢淡忘这件事，也就没有再改。

上学时，他在同学们眼里的形象，经常是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条绒面的布鞋。那时他是长头发，有种现代青年的感觉，颜值不低。冬天永远是一件深蓝色的“棉猴”（连着帽子的那种棉衣），朴素而干净。

张艺谋自主独立的生活能力很强。身上永远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的书桌、宿舍、床铺、用品也经常收拾得非常干净。记得上学那几年，张艺谋是吸烟的。我经常看到他很晚从教室自习回来。有时宿舍房间的灯都关了，同学也都睡了。他通常轻手轻脚进来，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小桌子前，慢慢地吸着烟，黑暗中香烟的火光，一明一暗地闪烁，表示着他的存在。

张艺谋在校学习期间拍摄的摄影作品

抽完烟以后，他小心地出门，到水房洗漱，然后，悄悄回来上床睡觉。张艺谋的睡姿有种经过军事化训练的感觉，经常是仰面正躺，身体非常直，很少侧睡，已经成为习惯。一次，早上起来，我问他晚上睡觉前抽烟在想什么？他看着我说：“没有什么，只是在睡觉前抽支烟，休息一下自己的大脑。”

张艺谋的性格，现在看其实挺好。在上学的时候，张艺谋的性格稍有点内向和谨慎。因为“破格”和“大字报”事件，对他有影响。所以，后来在学校就更加有点沉默、内向和谨慎。做事一贯非常低调，倾听多于表态，永远是很安静的样子，用专注的目光看着你，细腻地倾听你的述说。

你要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是在推脱一下后，才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其实，他早已想好了。他从来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表现什么，而是愿意用自己的行动、作业、设计、拍摄、文字、创作来说服别人。他是一个行大于言的人，总在默默地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并将这样的品质一直保持到今天，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我和摄影系78班的同学来讲，张艺谋在我们眼里，是再平凡不过了，没那么神秘。从过去到现在大家仍然认为，他其实就是我们班里每个人的兄长、同学。那时大家就有感觉，由于张艺谋在上学前进行过系统摄影学习和拍摄，有丰富的摄影经验，所以他对摄影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了解得比较全面，在实际摄影中解决问题、导演中处理问题的能力很强，这种能力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则是能不断涌现出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想法。

张艺谋拍摄的张会军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班“西安六君子”在朱辛庄宿舍合影：左起王小列、智磊、张艺谋、侯咏、顾长卫、赵非

考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只是初二的水平，对电影一无所知，觉得只要能上大学，能改变命运就可以了。

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日报》登了这样一个通知，说解散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恢复电影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等，恢复六个直属艺术院校，开始向全国招生。

当时看到的，只是一个小的豆腐块（报纸文章），后来看到这个通知，我就开始准备了。(www.xing528.com)

我知道的摄影系（当时报考的）最大年龄就是到22 岁，但我已经接近28岁了，所以完全超龄了。那时候读者来信挺时髦，有点像现在的网络一样，也是我的同事给我出主意说你可以申诉，可以把你的作品寄给文化部长。

考大学前，我在陕西咸阳第八棉纺厂干了七年半，是辅助工。工资刚开始是36 元，后来是40 块2 毛。那时上学的时候，我跟长卫、侯咏比起来，还算是小富翁，经常还请哥儿几个吃饭。我是1974年开始学照相的，并开始攒钱。那时，每个月除了吃喝，一个月能攒5 块钱，整整攒了两年。再加上其他的费用，包括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我去卖血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必须去捐血，抽血200 毫升，然后就给些钱。当时大概给了20 多块钱，就这么攒起来的。我买的海鸥120 相机是4 型的，不带摇把，当时的价格是186 元，这在1974年是相当贵的。我记得是我妈带我去买的，把攒的钱用手绢包着，在照相门市部的柜台前点出来。当时就觉得是个节日，拿着相机觉得是很贵重的东西。今天我还保存着这个相机。

1978年，摄影系78班张会军（左）和张艺谋（右）在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门口合影

我在上学的时候，自己其实感觉很尴尬。因为，全班同学都比我小，我在全学校也是最大的。而且，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破格）进的学校，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的自尊心很强，性格上也很内向。那时学院摄影系毕业后到电影厂要当7—8年的助理才能当摄影师，我们班上有的同学比我的两个弟弟还小。我第一次到北京报到的时候，在西安火车站见到赵非、侯咏、顾长卫、智磊、王小列。我们西安那年考上六个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五个特别年轻的脸，完全是五个孩子。只是感觉顾长卫年龄稍微大些，顾长卫工作了两年，其他的几个都是应届生。完全是因为年龄的问题，我对未来当摄影师不抱太多的期望，完全挺不过这些比我年轻的。我来到学院以后，看见导演系的同学岁数和我都差不多。导演系当时要求学生的年龄在26 岁以下，但是，我至今坚定地认为，可能某些同学隐瞒了年龄，和我岁数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个年龄段不错，可以在一个点上起步，心里便有了改行的念头。想改行做导演，完全是出于对实际的考虑。现在，外面的说法是我一开始就热爱导演艺术，其实我完全是在找一条比较实际的出路，这和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有关系，比如攒钱买相机都是很实际的，没有太多的妄想。

那年开学，给我记忆很深刻，一上来就看电影，把我们都震住了。开学典礼上给我们放了两部内部参考片，黑白的，一部是《翠堤春晓》，还有一部是法国的，叫《方托马斯》，上天入地的，很热闹，还有比基尼什么的，我看晕了。

之前我完全没有看过这种电影，我们那个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几乎看的全是国家能上映的那些电影，《卖花姑娘》，还有南斯拉夫的电影，等等，完全不知道外国的这种电影。所以看完之后我就晕了、蒙了。

上学以后，凯歌借给过我很多书，各种类型书的书单，都给我开了一大堆。我到学校去把它一本一本借过来苦读，就是从导演的基础知识开始苦读，受益最深的有一本书叫《电影剪辑技巧》，很厚，翻译外国人的。上边画了好多图，什么跳轴啊，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自己念，自己学，自己记笔记，笨鸟先飞。

《小院》工作照：谢晓晶、田壮壮、梁明、侯咏、吕乐、张艺谋等 《小院》的海报

关于同学问我们坐在下面看当年拍的电影《小院》和拍摄的时候，在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如果重拍《小院》，你会怎么处理？现在的回答肯定跟过去不一样。我有近20年的时间没有看《小院》这个片子了。最强烈的感受是时间的改变。如果重新拍摄，《小院》的基调是对的，还是要拍成写实的作品，我们那时就非常现实主义，今天再拍，就是技术上好些，也不一定。因为，那个年龄有一个很朴素的东西在里面，今天拍摄技术、资金会好一些，但不一定会这么朴素。

我觉得，还是长卫说得对，上大学能学不少的东西。我自己认为，我上大学前完全是一个外行，上电影学院完全是为了寻找出路。在中国，上大学实际上不一定是理想，完全是为了求生，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旦上了大学，就进入了某个阶层，就是有出息的人了。我当时接到通知书的时候，厂里的人问我电影学院是不是学习放电影的，因为他们不懂拍电影，觉得放电影要学四年。没有电影学院，你们和我们都不会成为所谓的专业人才。在现在这个竞争的环境里，学生的适应能力和信心是比较重要的，不能气馁。在逆境中要挺住，谁坚持下去谁就能成功，坚持下去才会有成绩。

我们在学院学得很专业，只谈论电影。电影的制作是兴师动众的劳动，电影是最有社会性的作品。我认为，出了学院以后，要跟社会打交道，要面对很多的人。不管是人文的、经济的、艺术的、政治的，都要有所接触。要和你学的电影知识结合，而且要寻找到好的结合方式。我们在学院讨论的都是很专业的问题，实际上，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要把故事讲得特别通俗，人们才能明白，而不能只是给我们圈内人欣赏。至今我们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让人们看懂。我们更多的是面对毫无电影知识的人，而且，他们的学识还很高。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跟教授谈，跟研究生谈。但结果是不一样的，他们谈电影时，有的问题简直很可笑，而有的人对电视剧中很庸俗的东西很喜欢，反差比较大。所以，要面对这个情况。

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电影还是有希望的。在学院看完韩国电影以后，我的感想是，尽管中国大陆、香港特区、台湾地区在世界电影节上都有得奖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活力和对于创作的状态，在亚洲是处于比较弱的地步。电影的未来是在你们身上，还有很多问题和困难要面对。未来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是否有很好的前景，就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是否能干出好活儿来。

张艺谋在工作中

我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就想起，以前在学校时看的国产电影，就觉得亮堂堂的，什么都亮堂堂。但是，我们讨论，自己拍的时候，就不要拍亮堂堂的，不要跟前面一样，要拍得完全像历史的感觉。用那种很凝重的调子，黑、白、灰的调子，很少的色彩影调来表现。构图就故意地用很多不完整的图，很有那种平面意识的感觉，大概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至于提到我的许多电影作品大多改编自有名的小说，原小说中情节上的张力会不会影响我的导演手法？自己有没有打算写剧本并把它拍成电影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母体，还是希望从小说里发现一个点，然后再逐步地扩展。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这种创作方式。我觉得，好的小说能给人提供想象的空间，不会给我更多的制约。我们的文学策划王斌在那里坐着，他了解得更多。也可以说每一部电影我都参与了编剧，我只是不署名。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我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一直有大量的意见，甚至有时候自己动手改写最后一稿，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长期以来，我已经比较习惯别人给我一个刺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工作方式和创作方式。因为，让我自己去写，我会很容易就主题先行或概念先行，会很容易形成我喜欢这样就从这个点开始，或那样开始。我愿意在最初的创作上处于被动状态，处于盲目状态，随便在文学中去感受我所期待的东西，然后有个点刺激你，就会产生冲动和欲望。这样会显得感性些、灵活些。

我们应该看78班第五代的起源，它起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那个大的文学氛围中。为什么这拨人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拍那种历史题材的、寻根的、乡土的？我觉得是因为他受到当年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就是当年文学界的寻根热。所以，78班第五代的作品是在“反思热”这个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带有那个时代强烈的烙印。

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段时间，你看我们78班第五代，摄影也拿奖，导演也拿奖，演员也拿奖，就感觉逢奖必拿。电影到全世界各地，摘金夺银。那一段时间是78班第五代导演风头正劲的时候，很厉害，不可小瞧。

一晃40年，我很多同学、老朋友都已经退休了。很幸运，时代给了我能为热爱的电影事业工作的机会，我们现在拍电影，已经不是为名、为利，是因为热爱，是在用生命拍电影。

张艺谋在工作中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时代。没有这时代，就没有我。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就想一直马不停蹄干，也就是说，希望跟着这个时代一直同步地往下做。

当年，我们78班的同学毕业是国家管分配工作的，上学以后的一段时间，所有的同学也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去向。我刚才看我们1981年拍摄的黑白短片《小院》的时候，想起了当年拍摄时的一些事情。有一天，我、侯咏、吕乐，我们三个人因为要排班看守器材，要在拍摄现场的小院里住上一个晚上，不能回学校。那是在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院子里席地而坐，畅谈了一次理想。同学四年，几乎没有认真谈过什么理想，所以，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说我将来想改行做导演，侯咏说他想做一个一流的摄影师，吕乐说他想出国，结果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张艺谋（左一）、顾长卫（右一）与郑国恩老师及师母合影

作为78班的同学，作为摄影系的同学，张艺谋恐怕是中国电影界和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最传奇、最神秘和最有争议、最出名的人物。他的获奖电影作品很多，他执导的文化、艺术会议或活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也非常多。他不但拍摄电影、形象宣传片、MTV、电影广告、申奥宣传片，还担任国际电影节主席、评委会主席。导演歌剧、京剧、芭蕾舞剧、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等，成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标志。我也认为，张艺谋是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和艺术发展辛勤付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