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78班：再认识与判断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北京电影学院78班的成员，到今天，大部分已经是60 多岁，退休了，进入了花甲之年。人到了60 岁，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平头之年、耳顺之年、杖乡之年。

“花甲”一词出自中国古代历法，以六十年为一循环。旧时用天干和地支相互配合，作为纪年，六十年为一花甲，亦称一个甲子。又因干支名号繁多，且相互交错，固称为花甲。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第六十六卷：“（赵牧）特大中、咸通中敩（效）李长吉为短歌，对酒曰：‘……手挪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

重要的是，这些人年龄大了，没有什么顾及。聚在一起，什么事都敢做，什么话都敢说，什么酒都敢喝，什么人都敢骂，一派玩世不恭的态度。

78班的大部分群体作为电影创作的第一线人员，有名有利，取得了重大成就。另外一些人，在做电影专业创作的同时，也从事电影教育、教学工作，当教师的人不在少数。原因有二：一是1982年当年留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同学不少，坚持到今天的也大有人在；二是后来78班的同学，不断又有人返回学校（包括去其他学校），加入教师行列，为人师表。

作为我们留校从事教学的78班同学，大家舍弃宝贵的电影创作机会，在学校悉心培养一代一代的学生，从长远看，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加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小院》剧组合影，张会军（左）、田壮壮（中）、侯咏（右）、王左（前排）

这些同学中，有很多人是后来加入本校或其他高校的教学队伍中的（田壮壮、夏钢回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大家也是本着这个信念，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在中国电影的大本营里为中国电影事业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而当年那些被分配到天南海北，摩拳擦掌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电影人，如今也大都功成名就。人生走到了这一步，似乎也到了回头看看来时路的时候了。

回过头来看，我们78班这些人的成长，实际上是跟当年考大学，上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历分不开的，也是和北京电影学院老师的教育和课程培养分不开的。一方面就是“文革”的十年使这些老师积压了很多情绪，也积压了很多电影教育的经验和理论。所以，他们想把时间弥补回来，他们愿意把这些专业的东西、学术的东西、实践的东西全部教给我们，将教学和热情倾注在我们身上。通过我们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电影教学的见解。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那届还是算当年学习比较认真的。到现在，我仍然认为78班是北京电影学院历史上最刻苦的一届学生。我们具有整体的勤奋性，没有人敢在学习上偷懒，没有人敢去、想去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没有人放松自己。

我觉得，就个人来说，在当年那个还不够特别安定的社会，每位同学都挺波折的。大家觉得，考学、上学是一个人、一个家族都不容易达到的事情，所以大家特别珍惜，真是想好好学习。1977—1978年，那是一个社会发展和物质生活不是十分丰富的时代。所以，大家上学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念头和野心。而且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学生也没有什么娱乐生活，几乎很少能看到电视。我们唯独能从电影银幕上，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西方国家的电影发展。

由于78班的大部分同学，他们很多人经历过磨难，所以，他们在心底珍惜上大学的机会。很多人在社会的经历，使得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大学的学习生活。

正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和亲人，经历了社会的这种动荡和磨难，他们把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苦难经历、事情融入他们的电影创作当中，在他们荒芜的年龄中，开始思考中国电影、中国文化或者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规划自己应该怎么样做。

这些因素促成了我们78班同学在未来的电影创作中，能够思考和反思中国影业应该怎么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其实，我觉得是磨难出了人才，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发展时期。

当时，我清楚地认识到，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一定需要很多的创作人员和年轻力量。因为，这时的电影环境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这也使得我们有机会尽快进入创作队伍。另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对电影创作给了极大的激励和鼓励。所以，很多片子能拍出来，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的一种效果。

2000年，为隆重庆祝北京电影学院建院50 周年，在学院校庆的系列活动中，有一个关于78班毕业生联合毕业作品回顾展的放映活动。

在6月8日的开幕式上，放映了78班毕业联合作业——黑白影片《我们的田野》《小院》，并邀请了当年参加拍摄这两部影片的导演田壮壮、谢晓晶，摄影师张艺谋、顾长卫、侯咏还有我出席了影片放映的开幕式。

影片放映结束后，我们和在校学生进行了影片放映座谈。现将录音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在影片放映开始前的开幕式上，我做了如下发言：

2000年10月是北京电影学院建院50 周年的大喜的日子。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毕业作品回顾展’的活动，是我们学院建院5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的第一项活动，感谢为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努力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也感谢新闻界和电影界的朋友们。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开幕式的来宾。来参加我们这次毕业作品回顾展影片放映的是曾经参加拍摄《我们的田野》《小院》这两部影片的毕业生，他们是82 届摄影系校友、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82 届摄影系校友、著名电影导演田壮壮，82 届摄影系校友、著名电影摄影师顾长卫，82 届摄影系校友、著名电影摄影师侯咏，82 届导演系校友、现任学院导演系主任谢晓晶。今天到来的还有张艺谋导演的好友、著名文学策划、编辑王斌。

在影片《我们的田野》《小院》放映结束后，所有来宾与在校师生进行了影片放映座谈在1981年7—8月，上三年级时拍摄的黑白短片，摄影系的同学每人拍4—5分钟，很宝贵。1982年又有机会拍彩色片，按照电影厂的规矩来进行拍摄，我们几个做摄影助理。学院学生彩色长片实习是和电影厂的生产任务相结合的，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按照生产规律走，学生掌机的可能性不大。我们拍的是彩色长片《红象》，导演系的老师很放手，壮壮他们是单独创作，我们都很羡慕。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具体工作是量光，最后挂了一个摄影助理的名。平时拍摄作业，都是用16mm 的手摇电影摄影机，上一次发条能走28秒。

张会军：在影片座谈之前，我介绍一点背景情况。影片《我们的田野》的制作经费在我们当年的制作经费中是比较高的，大概是6 万多元，由于《我们的田野》要拍外景，制作费、交通差旅费、场地费在当时都比较贵。胶片和机器是学院提供的。当年导演系的谢飞老师是教学副院长，他利用“职权”把经费全拨到那个组去了（笑声）。影片《小院》由于完全是在北京拍摄，制作经费相对来讲比较低，大概是3.7 万元。我们先请当年参加拍摄的毕业校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田壮壮：影片《小院》里比较凝重的部分和镜头，都是张艺谋老师拍摄的；影片中小院中主要的外景都是侯咏老师拍摄的；影片中水边黄昏的外景和结尾的日景是张会军院长拍摄的。（掌声、笑声）如果你们在影片的摄影上有什么问题请问他们。

张艺谋刚才问我，当年拍摄这部影片时，拍演桑桑的女演员（朱琳）在屋里头哭的戏的时候，我们整个剧组大概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小时。那一段戏是艺谋拍的，拍摄完成之后，他问我：“在屋子里，你跟她说什么了，她就哭了。”当年说的什么，今天肯定是忘了，我记得什么也没说。

张艺谋：我刚才和壮壮还说，那时候，我们拍片子的态度特别认真，甚至每一个镜头都画出画面来，每一句台词都几乎能背下来。那时，摄影系是八个学生分这点戏，所以，平均每一个人能拍上四分钟。从今天放映的效果上，能看出来那时我们是很认真的。我到现在做导演的时候，跟演员说戏，让他们哭，我都不知道在现场说什么好。刚才壮壮提到的，我也一直在想，所以，我特别纳闷儿。当时，我们全组的人在院子外面等的时候，壮壮把我们全都赶出来了。我们都坐在外面等，导演也不让我们大声说话，他一个人和演员朱琳在屋里。（全体大笑）

田壮壮：当时的情况确实是这样。

张艺谋：那时候，作为《小院》影片的主演张建亚的夫人，张瑜（演员）来组里探班，他们那时还没有离婚。建亚在里边拍摄，张瑜在外面特别感慨，她说：“跟你们工作真幸运，你们多尊重演员。”我们全体在院子里大气都不敢出，等着朱琳哭。我特别纳闷儿，就想法儿从门缝往里看，看见壮壮和朱琳坐在那里谈心，声音小，也听不见，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那个镜头是我拍摄的，特别紧张，怕焦点出问题。看着看着，朱琳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当时就特别佩服壮壮，跟演员说了什么，她就能哭了。而且，也不喊准备，哥儿几个进去准备了十几分钟，一开拍，摄影机一转，朱琳的眼泪就下来了。刚才，我一边看还一边问壮壮，你都说了些什么？（掌声）

谢晓晶：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20年前完成的作业，确实很感慨。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创作态度确实很认真、很真诚。实际上，这是我们学院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的创作精神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www.xing528.com)

张艺谋：从我的创作上讲，我前期拍摄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这些都得益于大环境的允许。现在很坦率地说，我不太爱拍这种类型的影片了，因为，我们还得生存。

记者：各位老师，在过了20年后，各位老师在看自己当年拍摄电影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影片中的一些对白出现的时候，下面的同学在笑，不知道当时拍摄的时候各位老师是怎么想的？

张艺谋：我刚才看影片的时候，还和壮壮交流。我在想这样的事情，这是20年前拍摄的影片，那时有那时表演的风格、表演的观念和表演的感觉。我们今天拍摄的电影，在20年后看的时候，观众是不是会仍然笑话我们的表演，是不是仍然觉得我们的表演在处理上不准确。我在想，电影的表演是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部影片，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表演，表演的感觉特别像50年代的作品。但是，在当时我们是不觉得的。我认为，我们的《小院》演员表演得还不错，而《我们的田野》表演有点过。（笑声）《我们的田野》至少在当时还是学院毕业作业的重点片，剧本是学生的原创。院领导觉得基调很好，就多给了一些资金，老师的配备和学生的配备全是精兵强将，拍摄的时间还比较长。一些样片回来，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很美。现在我自己看，还是觉得演员在表演上有些过。

田壮壮：听了艺谋的话，我说一些导演影片过程中的感觉。张建亚上学院导演系的时候，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上大学四年，我们是同班的同学。在影片《小院》筹备的过程中，他哭着喊着要当主演。我、张建亚和谢晓晶在学校上学时感情非常好，后来，我们就都怂恿他出演。我觉得，张建亚的表演理论比他的表演演技要好得多。但是，人一熟了吧，有时挺难讲的。经验就是，人在做任何事情时不要掺杂过多的个人感情进来，因为创作的机会只有一次，不可能改变。

记者：作为摄影系毕业的校友，你们在大学中，除了学习摄影技术和摄影艺术之外，哪些电影摄影师对你们的创作影响比较大？作为拍摄《我们的田野》的影片的摄影师，你是否受到美国影片《天堂的岁月》的摄影师阿尔芒都的影响？

顾长卫：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苏联的影片比较多，像《雁南飞》《复活》《伊万的童年》《恋人曲》，这些影片都是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作品。《天堂的日子》在当时没有看过，影片《雁南飞》的摄影师是乌鲁谢夫斯基，他是我们摄影系郑国恩老师去苏联留学时的老师。

张会军：我们在上学的时候，看苏联的影片比较多，其他国家的影片看得较少。系里和学院的老师很多都是留学苏联的，所以，我们看苏联的影片最多。看西方的电影也大都是电影史上的一些片子。

张艺谋：我刚才看《小院》的时候，想起了当年拍摄时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侯咏、吕乐，我们三个人因为要排班看守器材，要在拍摄现场的小院里住上一个晚上，不能回学校。那是在夏天，我们三个人在院子里席地而坐，畅谈了一次理想。（笑声）同学四年几乎没有认真谈过理想，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说我将来想改导演，侯咏说他想做一个一流的摄影师，吕乐说他想出国，结果我们的理想都实现了。

同学：各位老师，你们拍摄的电影当时有没有发行？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你们设想一下，如果影片发行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特别想了解当时的情况，请谈一下好吗？

张会军：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是“文革”以后第一年恢复招生，我们也没想过要发行我们的作品。那个年代，学院的老师能拍上电影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摄影系同学所用的电影底片的型号也比较复杂。老师也是千方百计地集中各种型号的片子给我们用，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有AGFA 和EASTMAN 的底片，当时由于底片型号的复杂，洗印上的控制也不稳定，我们当时对洗印在技术的掌握也不太扎实。学院也没有想过把同学们拍摄的影片用来发行。后来，影片《小院》1993年入选东京国际电影节学生作品展，只是做学术放映交流，没有获奖。那时，学院的老师还没有把学生影片推向市场的意识，只是作为一种教学的实验。那时，从我们和老师的角度看，认为学生的作业还不太成熟，比较自卑，觉得我们是“学院派”的作品，拿不出去。80年代尤其是这样，只有到了1984年，艺谋他们拍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后，“学院派”一词才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现在，我觉得不发行比发行更有价值。

同学：张艺谋导演，在学院最近举办的韩国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放映了一部影片，有的同学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情节与你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十分相像，你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

张艺谋：韩国电影学术研讨会上放映电影，我应会军的邀请，几乎每一场都去看，恰好你说的那一部我没有看过。大家等工作了以后，就知道其实拍电影、讲故事都是天下故事一大抄，永远是老一套。关键是每个人讲故事的角度、方式、感情是不同的。我们今天有条件看上千部、上万部的电影，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知道的很多故事都是重复的。

同学：张艺谋老师，你在四年学习的期间，有多少次拍作业的机会？有哪些电影对你产生了影响？

张艺谋：正经在上学期间拍摄故事片有两回机会，这个《小院》是我们

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招生简章

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招生计划

记者：张艺谋导演，你的新片《幸福时光》的演员情况怎么样？

张艺谋：新片的演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下来。在来学院的路上，我还和摄影师侯咏商量。因为，我们影片的故事对演员有年龄上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找年龄小一点的。我在学院也找了，因为是想要16 岁左右的演员，我认为，在学校找比较困难，希望能在社会上找，结果没有太理想的人选，我们还在找。

记者：张艺谋导演，对姜文导演的影片《鬼子来了》审查没通过，但是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奖有什么看法？

张艺谋：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还是莫谈“国事”。（笑声）

78班毕业联合作业短片《小院》（黑白）拍摄现场工作照

照片中，左一，摄影系王左，在全神贯注地用看光镜在看光。左二，导演系田壮壮，关注拍摄的神情，眉头紧锁，非常认真。在摄影机后面掌机拍摄的是摄影系的张会军（我），我的脸被摄影机挡住，所以在画面上看不见。右三，摄影系张艺谋，在全神贯注看着演员表演，估计那会儿就想当导演。右二，导演系谢晓晶。右一，前景、侧身、虚的影像是我们的电影《小院》中的女演员朱琳。

现在，78班同学已经经历了各自人生中最重要的40年。这其中，有的同学蜚声中外，也有的人平凡无奇。甚至，现在有的同学杳无音信，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与78班有关的话题中。

现如今大家都已经60 岁了，电影创作的精力虽然不复年轻时那么旺盛，但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还在做着策划、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制片的工作。目前，78班做得最多的，是关于电影专业的教育和教学。今天78班这个社会群体，社会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口碑仍然很好，影响依然巨大，也享受到了事业与荣誉的尊敬。

“第五代”并不只是20世纪80年代电影的高峰，回望已经过去的90年代，在对中国电影发展脉络的梳理中，人们发现，在“文革”后的精神废墟上创立中国文化寓言的第五代导演，不但没有退出中国影坛，反而在90年代所有的重大电影事件中仍然占据着中心位置，在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电影新格局中仍然保持着主力军的姿态。当时以质询和反思著名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创作轨迹，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悄悄地变化着。

任何艺术作品实际上只是反映那个年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第五代”的电影创作在变化。“第五代”也不是仍然在拍他们原来的那些东西。他们可能会在现在、未来的作品中，表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也会在表现内容、形式和方式方面，采取完全不一样的手法。总体来说，拍摄的目标、风格是在变化和发展中的。

78班的大学生活已经远去，没有了青春的痕迹。对于我们这些仍然在学校从事教学的78班同学，一直怀着一腔忠诚和热爱守护着电影的家。同时，我们希望学生个个成才，为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新生代的学生要出成果，仅仅是时间的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生的上升、成长和成就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而且能对北京电影学院有所益，对中国电影事业有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