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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发展模式研究:产业集群理论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波特还指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而新的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

中国保险业发展模式研究:产业集群理论

(一)产业集群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理论主要有三大来源:外部经济理论、集聚经济理论和新竞争优势理论。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A.Marshall,1920)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他发现了外部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密切关系,指出产业集群是外部性导致的。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前两者称为金钱性外部经济,即规模效应形成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技术性外部经济。

韦伯(A.Weber,1929)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他从工业区位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产业集群现象。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在高级集聚阶段,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形成的地方工业化就是产业集群。克鲁格曼(P.Krugman,1991,1995)则通过其新贸易理论,发展了集聚经济观点,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个国家有两个区位,有两种生产活动(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济、低运输费用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另外,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融合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收益递增、自组织理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作用,证明了低的运输成本、高制造业比例和规模有利于区域集聚的形成。

迈克尔·波特(M.E.Porter,1998)从经济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和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并强调产业集群在获取信息、供应商、员工、公共物品等方面的优势,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的产业政策设计思路。

此外,区域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s,1945)的增长极理论也对产业集群做出过较深入的研究。佩鲁认为,区域的经济增长源于区域的增长极,区域增长极是位于某些区域或地区的一组扩张中的、诱导其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组产业,并通过产业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2]

(二)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

产业集聚理论的逐渐成熟为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后者的思想渊源,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群理论的诞生,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的初步形成。 (www.xing528.com)

1.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波特教授及其同事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十个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即:生产要素条件,需要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国家竞争优势的四个方面相互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一个“钻石”结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会使这四种因素的互动力增强,从而提高该地区或该企业的竞争力,国内市场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而地理集中将使这四个基本因素整合为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产业集群的区域往往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一是提高区域企业的生产率;二是指明创新方面和提高创新速率;三是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波特还指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而新的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Dunning(1993)认为,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负责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出四个基本要素,忽视了跨国贸易活动对“钻石”结构的影响。但是,波特对产业集群的诞生、发展的动态探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产业集群萌芽或发展时期,政府可以强化或提供协助,但不应该试图创造一个全新的集群,新的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当然产业集群的发展,政府应该在专业化培训、基础设施和其他商业环境方面创造条件,从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群的成长,政府的角色是鼓励竞争,政府投资的中心应该放在改善产业集群内的环境上,鼓励那些影响产业集群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发展。

2.新地理经济学中的产业集群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克拉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产业集群的产生也提供了很好的解释。克拉格曼(1991)认为,空间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真正重视,是因为缺少精确模式分析报酬递增的假设。他把空间问题引入经济分析之中,是继马歇尔之后第一位把区位问题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时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品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这些地方将是靠近较大需求的地方。生产与市场的近距离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这些地方将逐渐成为制造业集中的中心,然后其他地方将成为向这些中心地区提供服务的外围。经过分析,克拉格曼认为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如果能集聚在一起,则能减少中间投入品的在途损耗、缩小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因此厂商有内在动力集聚在一起共同分工协作。这种集聚力量称作为“价格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一旦形成产业集聚,各专业化分工的工人也集聚在同一区域内;产品种类数增多、市场规模扩大;制造业产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运输成本降低;工人的工资高于其他非集聚区,导致非集聚区的劳动力向集聚区迁移。这种集聚力量称为“市场规模效应”或“制造业前向联系”。

新经济地理学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但由于外资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这位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的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对不利于产业集聚的因素,新经济地理学也较为重视。这些因素包括集聚带来的本地市场的竞争加剧,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地租上涨,此外劳动的不可流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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