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关系可以得知,管理人员对馆校合作是否支持、执行人员对馆校合作是否积极参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通过图20可以得知,馆校合作中,管理主体和执行主体最终的稳定策略都是趋同的,可能出现两种结果:(0,0)或者(1,1)。这说明,管理主体和执行主体最终的博弈策略演进,同对方的行为选择具有直接的相互关系。
决定两种结果具体走向的,是组织内部的初始状况。当组织初始状况位于第一区间时,具体的演化策略将趋向于(1,1),亦即管理主体支持馆校合作,执行主体积极执行馆校合作;当组织初始状态位于第三区间时,具体的演化策略将趋向于(0,0),稳定策略为管理主体不支持馆校合作,同时,执行主体也消极应对馆校合作,因而最终可能的结果是馆校合作行为的中止;当组织的初始状态位于第二和第四区间时,两种结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取决于两种主体的策略调整速度,亦即要求正向的执行策略或者扶持策略的演化速度超过消极执行或不支持的演化策略。
要想正确解释对馆校合作的态度,不应当仅仅从组织主体内部进行解释,馆校合作的可能成本以及组织在馆校合作中所能获得的收益,是影响组织中各个主体(尤其是管理主体)对馆校合作的态度的最根本因素。组织在馆校合作中的收益和成本,涉及组织外部的具体情境,很难在单独的主体内部得到解释,例如,政府的支持态度,与之合作的学校或者博物馆是否存在搭便车的行为等等。因而,虽然馆校合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但对于具体主体来说,其选择是基于自身利益出发的,“不合作”也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www.xing528.com)
从主体内部角度来看,唯一可操作的提升策略是管理主体的支持行为。从行为改进的角度来看,执行人员亦即一线馆员、教师积极自愿的态度,无法作为策略调整的能动手段,这种积极、自愿的态度,是作为一种组织的初始状态存在的,处于自我谋划和依存的状态;其唯一可能的增强手段,是通过管理主体的积极支持得以强化和提升,而管理主体的消极态度,也可能使这种资源状态消解,演变为消极执行的策略。同时,管理主体作为博物馆或者学校的利益代表,掌握了涉及馆校合作的主要决策权力和资源,理应从自身出发,积极创设可能的条件,激发执行人员在馆校合作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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