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研究中的质性方法简介
在质性分析中，本书采用扎根理论作为基本的方法论。扎根理论是由芝加哥大学的Barney Glaser和哥伦比亚大学的Anselm 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提出的，他们通过运用系统化的程序，针对某一现象来发展并归纳式地引导出理论。扎根理论运用比较、推理等方法，从翔实的访谈资料中进行理论探索的归纳、演绎、对比、分析，螺旋式循环地逐渐提升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层次，并最终发展出所研究现象的理论模型。与定量研究不同，研究者并不事先提出理论假设，而是直接从广泛的调查资料中进行事实和经验概括，提炼出反映社会现象的概念，进而发展范畴以及范畴之间的关联，最终提升为理论。这是一种直接扎根于现实资料的、自下而上的归纳式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和事实证据的支持，但其主要特点不是经验性，而在于从经验资料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和观点（陈向明，1999），或者是发现新的互动与组织模式（Greenwood et al.，2006）。
基于扎根理论，本书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为深度访谈法，其是扎根理论研究中最常采用的一种数据搜集方法。所谓深度访谈，是指一种无结构的、直接的、一对一的访问形式。在访问过程中，由掌握高级访谈技巧的调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的访问，用以揭示某一问题的现状，以及访谈对象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态度和情感。深度访谈可以引发访谈对象以一种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方式来描述、解释和反思其经验，从而实现对一个具体问题或经验的深入探究。
2.质性分析的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质性分析研究的经典方法是，在访谈开始之前，首先要确定访谈对象，访谈对象的选择采用抽样的方式进行。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主要的抽样方法包括目的抽样（purposeful sampling）和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两种。目的抽样是指根据研究目的，抽取能够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的对象。其在抽样时主要考虑对研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而不是其普遍性如何。目的抽样的逻辑基础是样本个体比其他个体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掌握更丰富的信息。理论抽样是在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为已有观点和概念寻找进一步的佐证而进行的抽样。其遵循“类别饱和”或“信息饱和”原则，所谓饱和是指当增加一名访谈对象时，所增加的新的信息量小于10%或根本没有增加新的信息（覃世龙等，2006），或者说，再也没有关于各（概念）类别的新资料或相关资料显现出来（Strauss，et al.，2003）。
本书主要对馆校合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于馆校合作，相关的利益方包括馆方、校方及学生与家长方。对于馆方而言，包括馆方管理人员和馆方工作人员，馆方管理人员主要指馆长以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馆方工作人员主要指具体实施教育项目的一线展教人员以及具体策划教育项目的设计人员。对于校方而言，包括校方管理人员和教师，这里的校方管理人员主要指校长以及能对馆校合作进行实质性推动的负责人。另外，馆校合作的主要参与对象是学生，而家长又是学生的监护人，因此，学生和家长也被考虑在内。笔者首先进行目的抽样，由于本节是对馆校合作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所选取的目标访谈对象为馆校双方曾参与过馆校合作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馆方管理人员、馆方工作人员、校方管理人员和教师。在第一轮访谈结束后，根据访谈结果，进一步进行理论抽样：一方面，进一步选取相关工作人员，为已有访谈结果寻找佐证；另一方面，将参与过馆校合作活动的学生及其家长也作为访谈对象，从而可以从多个侧面反映馆校合作存在的问题，使研究结果更加立体和丰厚。最终，笔者共对53名访谈对象进行了访谈，其中，上级部门决策者3名，馆方管理人员4名，馆方工作人员10名，学校管理人员6名，教师15名，家长6名，学生9名。为更方便地标识各受访者的访谈内容，笔者为各类受访对象编制了相应的代码（如表6所示）。由于每一类访谈对象中包含多位访谈者，因此，对每位访谈对象的编号方式采用“编码代号+数字”的形式。例如，第一位接受采访的上级部门决策者，其在编码中的代号为“GO1”，以此类推，得到所有受访者的编号。
表6 编码代号
（续表）
3.访谈资料收集
整个访谈资料的收集过程包括访谈前的准备、访谈进行、访谈结束三个部分。
（1）访谈前的准备。在每次访谈之前，笔者会事先联系访谈者，说明访谈的目的，在其同意接受访谈之后，与其约定访谈的时间和地点。对于访谈地点，一般选取比较安静的场所，确保整个访谈能在不被打扰的环境中进行。另外，在访谈之前，笔者会事先准备好纸笔以及录音笔等记录工具，确保访谈内容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2）访谈进行。在访谈正式开始之前，笔者会再次向访谈者说明访谈目的，并承诺不将访谈的内容或信息（包括访谈录音及其整理文件）泄露给第三方或用于除本研究以外的其他地方，使其能以比较放松的心态，对访谈问题进行客观真实的回答。笔者事先准备的访谈提纲（见附录）是访谈的方向，但在访谈过程中不必严格按照提纲的顺序提问，可以根据与访谈者的互动灵活地调整访谈提纲的顺序，还可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灵活提问，不必拘泥于事先设定的问题，也可根据受访者的实际回答情况，追加更多相关的问题，使访谈成果更加丰富。
（3）访谈结束。访谈结束后，笔者要将访谈获得的录音资料逐字转录成文字稿，并反复仔细地听录音，确保转录的文字稿与录音的一致性。这些访谈共转录字数15.8万字，每位访谈者的访谈时间一般在45分钟左右，其中最短的为半小时，最长的为1小时，所收集到的访谈资料总时长为37.5小时。
图2 编码过程示意图
4.访谈资料分析
在本研究中，主要采用三级编码的方式对资料进行分析，三级编码分别是开放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具体的编码过程如图2所示。
首先，进行“开放编码”。开放编码的过程好比一个漏斗，刚开始记录的范围比较宽泛，需要对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的记录，随后再不断地缩小范围，直至达到理论饱和（陈向明，2000）。开放编码是这样操作的：阅读转录产生的所有文字稿，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在进行最初的分析时，应用“逐行分析”（line by line）的办法对资料进行逐行、逐段的分析，对所有访谈者的资料进行初级概念的记录，直到达到饱和。在阅读过程中，不管这个意义单元是否已经出现过，都要进行记录，并在编码器上记录下它们的内容以及出现的频次。意义单元是指“意义”，而不是“句子”，因此编码时可能会遇到一句多义的情况，例如“安全与资金”，其包含了“安全”和“资金”两个意义单元，因此要分别对它们进行记录。
研究者要通过逐行逐句的分析找出意义单元，然后对之进行概念化。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首先需要将所有资料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意义单元，这些意义单元可以是独立的事例、想法、事件或者行动，然后对这些意义单元进行命名。在概念化过程中，要注意寻找当事人当时使用的语句，尤其是能够作为编码依据的原话，我们将这些原话称之为“本土概念”，采取让资料来“说话”的原则。以馆校合作影响因素的编码过程为例，在概念化阶段，研究者将以下原话进行记录，并将之进行概念化（附注在描述句子后的“［］”内的名称则是研究者对原话进行的“概念化命名”），以下摘取部分内容。
我们对馆校合作的一大顾虑是万一学生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安全问题］；
筹备和发起馆校合作活动并不算我的工作量［是否带来好处］；(www.xing528.com)
学校没有专项资金用于馆校合作活动［专项资金］；
博物馆目前缺乏馆校合作方面的专业人才［缺乏专业人才］；
当学生过多时，博物馆的人手不够［人员短缺］；
馆校合作活动不能影响学生升学［升学优先］；
博物馆与学校不是同一个上级部门管理的，协调比较困难［上级部门不同］；
学生参加馆校合作活动主要还是娱乐，我也是抱着放松的心态去的［放松娱乐］。
自此，便完成了对于资料的开放编码过程。
其次，进行“主轴编码”。主轴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别”，它是对开放编码中形成的概念加以类聚，这样就可以对现象形成更准确的解释（郑思明，2007）。在提炼概念类别的过程中，可以依循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是因果关系、语义关系、对等关系、相似关系，等等。研究者每次只对其中一个类别进行深度分析，并围绕着这个类别寻找相关关系，所以称之为“主轴”。如上例中，对已经形成的开放编码进行归类，距离问题和安全问题归为物理因素，是否带来好处属于利益因素，专项资金属于经济因素，缺乏专业人才和人员短缺归为人力因素，升学优先归为制度因素，上级部门不同是管理因素，放松娱乐是观念因素，就此基本完成了主轴编码的工作。
再次，进行“选择编码”，也就是整理核心类别。发展这个类别的主要目的是系统分析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别后，再进行类别归纳及精炼的过程。一个研究的核心类别代表这个研究的主题，相比其他类别，它具有统领性，并可以连接其他类别，组成关系的陈述，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解释架构，就好比是一个渔网的拉线，能够把所有其他类别的概念串成一个整体，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陈向明，2000）。提取核心概念的准则如下：
（1）这个类别必须是核心的，在所有类别中占据中心位置，它可以连接其他的主要类别。
（2）它必须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研究对象对这个概念都会有所指。
（3）由概念衍生出来的解释架构是合乎逻辑且具一致性的，绝不是把资料硬塞到解释架构中。
（4）用来描述核心类别的字词应具备足够的抽象性，进而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
（5）随着不断地统整，这个概念也相应地增加了深度与解释力。
（6）这个概念能够解释资料由于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不同现象。
比如，经过主轴编码，馆校合作包含物理因素、利益因素、经济因素、人力因素、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观念因素七个方面，这些概念类别最终形成“影响因素”这一核心类别，体现馆校合作现状的一个侧面。
以上是整个编码过程，编码通过Nvivo软件完成。
为保证编码的信度，研究者本人单独完成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的工作之后，建立初步的编码索引体系，并对各编码索引对应的编码类别进行描述。
然后分别从上级部门决策者、馆方管理人员和学校管理人员的所有访谈样本中各随机抽取一个样本（共3个样本），从馆方工作人员、教师、家长、学生的所有访谈样本中各随机抽取两个样本（共8个样本），由研究者与另一位研究人员共同试编码。两位编码人员都认真阅读编码类别，反复研读访谈资料，一起讨论编码及评分中不一致之处，最终达成共识，完善编码索引。
最后，根据达成共识的编码索引，两位编码人员分别对相同的材料进行编码，当他们认为受访者提到某一类别时，就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当两人都标识0或都标识1时，表示两人相互同意，否则表示两人相互不同意），之后计算各编码者的同意度百分比，以此来判断编码的信度。一般而言，不同研究者之间的编码信度需高于70%，该编码才是比较可信的。信度计算公式为（郭玉霞，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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