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成果展现

1.萌芽时期（1895—1960s）

有明确记载的馆校合作关系可以追溯至19世纪晚期。1895年，在英国曼彻斯特艺术博物馆委员会的推动下，英国修订了《学校教育法》，将学生参观博物馆纳入制度，并将参观时间计入学时（Hooper-Greenhill，1994）。英国这些早期的零星成果，集中体现在1931年英国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指导备忘录报告（Toward a Partnership：Developing the Museum-school Relationship）中。该报告对馆校合作在英国的现状、类型进行了综述，并对双方合作的前景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同时，还列举了相关案例（Harrison et al.，1985）。

美国馆校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00年。这种合作的萌芽在很多博物馆始建之时得到了体现——很多博物馆早期都对学校提供资源外借服务（loan service）。在20世纪初期，Gilman等学者都曾阐明博物馆目的和方法的理想（Gilman，1918），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杜威，其“做中学”的教育理念开始促使学生和教育者进入博物馆。这种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博物馆与公立学校的合作关系（约翰·杜威，200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校儿童的教育即已成为很多美国博物馆关注的主题，这些博物馆尝试与地区内的学校进行合作，内容及形式丰富多样（Hein，1998）。

馆校合作关系的早期萌芽实际上反映了公立博物馆创建的初衷——重视教育功能。正如美国博物馆研究先驱Hein（1994）所认为的，“自18世纪公立博物馆设立至今，教育就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但总的来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馆校合作还处于较为初级的状态，形式大多以简单的参观访问、资源外借为主，很少有深入的对话交流。

2.发展时期（1960s—1980s）

从1960年开始的30年中，博物馆继续平稳地服务于美国教育，并且学校本身也意识到博物馆可以提供辅助性的课程材料。博物馆开始认识到自身在学校教育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组织更多的实质性教育项目。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有超过90%的博物馆为学校提供服务（Wittlin，1963）；有近半数的美术馆在馆内设立专门的教育部门，且与各级学校建立教育上的合作关系。1974年，名为“美国博物馆”（Museums USA）的报告中列举到，在当前美国的博物馆中，已有约九成的博物馆针对学校设计了专门化的教育互动项目，而七成以上的博物馆将具体的学校指向的教育互动设为一种常规化的行为（NRCA，1974）。在这一时期，馆校合作的形式超越了单纯的实地访问及资源外借，开始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态势。例如，很多博物馆提供了交互式学习的模式；同时，不仅教师和学生走进博物馆，博物馆的相关人员也开始进入学校，通过校外拓展的方式，向学校提供专门化的教育服务（Hirzy，1996）。

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博物馆教育专业组织的成立、专业期刊的出版及研讨会的举办等，博物馆教育呈现出专业化及理论化的发展趋势（Hooper-Greenhill，1994）。例如，1974年诞生了专门的博物馆教育期刊《博物馆教育》（Journal of Museum Education），再如1969年成立了博物馆教育圆桌组织（Museum Education Roundtable）。这些专业机构除了致力于提升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能力外，还致力于将“教育”界定为博物馆的核心职能，并主张加强博物馆的学校教育服务功能，促进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www.xing528.com)

在该时期，博物馆教育依旧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一些障碍。尽管专业层面的呼吁很多，但相较于传统的收藏等职能，博物馆自身的教育功能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大量可能的馆校合作仍然未得以有效利用。显然，要想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需要博物馆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例如Deeks（1982）对该时期的一些馆校合作进行了综合性质的分析，发现在全部20余项合作中，只有约10项合作是双方共同的合作，其余合作大多是博物馆单方面发起的。显然，博物馆内部的专业力量也意识到现有合作的障碍。在1984年AAM的报告中，便列举了如下可能的合作障碍：首先，相比于其他职能，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仍然处于次要地位，经费投入不足；其次，博物馆教育人员往往认为自身处于博物馆与学校之间的教育夹缝中，身份尴尬；最后，学校教师对博物馆的教育理念、价值、设施认识不足（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1984）。

3.成熟时期（1990s至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馆校合作经过长期的发展，在西方已经较为成熟。在馆校合作中，学校教师、博物馆工作人员、专业人员之间的隔膜逐渐消失。其中，国家和第三方机构的介入是成功的关键。例如，英国在1998年推出了基于博物馆的国家课程，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对于馆校合作政策导引以及实践层面的具体策略（Hooper-Greenhill，1994）。

同时，博物馆针对学校的专门教育设计，在这一时期也已比较成熟。例如，博物馆会结合国家课程计划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育活动，并及时与学校方面沟通，进行修改和完善。例如，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配合“艺术与设计”国家课程，开发出较多基于自身资源的专门教育活动，很好地响应了英国国家课程计划。在美国，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the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从1996年开始，出版了相关报告，内容除了不断重申馆校合作的意义与目的外，还提供了一些成功的个案，供博物馆与学校参考；再如，“史密森学会”下属的K—12教育部门，从1982年开始在全美各地举办研讨会，致力于馆方教育者与中小学教师的沟通及互动，促进馆校合作（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1992）。

馆校合作的具体形式也已较为成熟。例如，博物馆与学校双方都意识到合作行为需要设计完备的计划作为指导，进行合作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具体的博物馆活动要与学校相关课程结合，并且注意博物馆活动后的追踪、总结、反馈等。虽然西方的馆校合作（见表2）仍然是以基本的博物馆参观作为基础，但是相比于之前，博物馆活动的内容、形式及侧重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在具体活动中，双方教育人员会进行合作及沟通；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更为激进及革命性的馆校合作行为，例如博物馆学校。

表2　西方不同历史时期馆校合作的主要特征及主要实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