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机制研究成果

在中国，最早专门关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以“谈博物馆与学校教学”为题，对博物馆配合学校教育的意义及相关策略进行了阐述，连同随后一些博物馆研讨会中，其他博物馆系统内部人员进行的类似设想，一同构成了研究的萌芽。1990年开始，出现了针对中国博物馆与学校关系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延续了意义、设想的基本模式，并开始加入西方馆校合作的相关经验以及针对现实状况的反思。如刘晓斌（1990）认为，学校教育观念、博物馆自身观念及宣传工作是博物馆无法介入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直到如今，此类研究依旧是中国博物馆与学校关系研究的主体，其研究者构成主要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相比于西方同类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实验研究等方法，中国的研究中思辨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研究内容主要以应然分析、策略式构想为主；而标题中常出现“刍议”“浅谈”等字眼，显现出非严谨性。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很少有研究超脱于具体的理论思辨范式和主题思考角度，对博物馆具体的机制、问题等进行实证研究。仅有少数研究致力于实际问题的讨论。例如，史吉祥、郭富纯（2003）在《2002博物馆公众研究——以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为例》一书中讨论了博物馆观众的人口特征。观众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进入博物馆的学习者，因而该书对中国博物馆观众的统计实际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基础。再如郝国胜、黄深（2005）主编的《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研究》，根据样本数为一万多份的问卷调查，对1998—2004年国家博物馆展览活动的内容及参观人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证分析。此外，孟庆金（2004）关于学习单作为博物馆学习工具的研究，彭正文（2008）关于海南生物博物馆的探索，以及孙建农（2008）关于上海博物馆手工活动的介绍，王学敏（1997）关于河南博物馆学生观众状况的调查等，都属于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整体而言，采用相对规范的研究范式，对中国博物馆教育进行分析，仍然是一项较为紧迫、有待完成的工作。

饶有趣味的是，中国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往往不会在研究主题中单独使用“博物馆”“场馆”等概念，尽管这并不影响“学校”概念的使用。“校外教育”是其表述博物馆与学校关系时，使用最多的词汇。此类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其中，博物馆作为校外教育场所之一出现；校外教育更多关注活动、德育等领域；同时，相比于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机构，博物馆处于次要的地位（沈明德，1989；康丽颖，2002）。“校外教育”概念的使用，实际上是承认不同机构在教育中地位的差异，以及正规教育机构和外部教育机构的基本假设。从博物馆与学校合作的角度，也难以由此为基础建构相关内容。显然，在博物馆与学校之间关系及合作的研究中，教育系统人员处于“不在场”状态，这也显示了中国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www.xing528.com)

在具体馆校合作的相关研究中，李君（2012）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中国学校如何利用博物馆作为课程教育资源，进行了具体行动研究。Kang等（2010）对中国博物馆、学校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博物馆馆员、学校教师及科学教育研究者三类相关人群，进行了微观层面的分析。其研究认为，不同系统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影响了馆校合作的效力；不同主体的专业能力、合作意愿及课程能力等的差异也限制了双方的合作。除此之外，Abasa等（2007）对中国博物馆的学校教育项目进行了历史性考察，并对现有的相关学校教育项目进行了分类论述，展现了一幅传统、现代及意识形态交汇的中国博物馆教育图景。这些研究在概念使用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现代性，为洞见中国馆校合作的未来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研究数量较少以及视角的问题，同时，这些研究缺乏对于馆校合作内部行动主体的具体关注和分析，以及对不同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的规范实证分析。针对中国馆校合作机制构建的一般研究，仍然有待后人。

正是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在规范的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学校教育变革和博物馆发展为背景，以中国博物馆与普通学校具体的合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上海地区馆校合作的案例，对合作行为中的不同利益主体进行深入调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并应用扎根理论以及Nvivo等质性分析软件、SPSS等量化分析软件，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试图发现问题和描述现状；基于实证资料，通过合作博弈、演化博弈等数学工具，构建中国馆校合作的相关模型，对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和行为规律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从而促进馆校合作的理论认识；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研究、政策分析等，构建一个包含投入、运行、评估、监测等在内的完整的馆校合作机制，继而为后续的馆校合作行为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可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