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学校合作机制研究成果

公共博物馆的观念和其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共生的。无论是美国的古德还是中国的维新派以及李济（徐玲，2011），都将教育视为其博物馆理念的重要一环。除此之外，在20世纪早期，诸如《博物馆追求的理想目的和方法》（Gilman，1918）、《我所认为的教育》（Kent，1949）、《新博物馆的计划》（Dana，1920）等一大批论著，都阐明了公共博物馆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之后，诸如1969年的《贝尔蒙报告》（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1969），1984年AAM的《致力于新世纪的博物馆》报告（Bloom，1984），1992年AAM的《卓越与公平：教育与博物馆的公共维度》报告（Pitman et al.，1992），以及英国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在教育时代》（Anderson，1997）等相关教育报告的公布，更加确定了博物馆专业领域对博物馆教育价值的认可。然而这些著作或者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视为仅认识到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性，还没有从系统的、理论的角度进行专门的教育理论构建。关于博物馆教育理论，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处于一种无序和肆意引申的状态。之后的一段时间，在西方博物馆教育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很大程度上是成人教育的理论。1980年开始，很多西方博物馆都采纳了Knowles的成人教育理论作为其教育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引介该理论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题为《博物馆、成人和人文：教育计划指导》的一份AAM报告（Collins，1981）。

然而博物馆教育对象的多元性必然决定了这种成人教育模式的不适切性。因而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渐渐形成科学场馆自身独特的教育理论模式，构建这种专门理论的代表人物是Csikszentmihaiyi和Hermanson（1995）、Taylor（2002）、Falk（2004，2005）以及Hein（1998，2005），这些研究构成了科学场馆教育理论理解形态的基本架构。

1.两个范畴的划分：信息模式和经验模式

Taylor（2002）在其研究中描述了场馆的收藏职能和其展示职能脱节的情况。其研究区分了两种具体的场馆教育模式：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l）和经验模式（experience model）。信息模式描述了博物馆首先聚焦于自身的资源和对于资源的介绍。这种模式的困境在于如何才能使得这种介绍以最好的方式表达，以及如何将博物馆的资源最大化。经验模式的场馆显然更加意识到观众的重要性，将焦点转向观众的兴趣、需要及他们自身的经验。经验模式的挑战在于如何充分设计场馆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以及如何在场馆自身所要达成的目标与观众的兴趣之间取得平衡。在其研究中（Taylor，2002），Taylor更加倾向于经验模式，认为其代表着博物馆面向非正式教育的一种模式转向；而与之相对，信息模式的博物馆则陷入了机械模仿和复制学校教育的怪圈中。虽然博物馆和现代学校同样面临着提升学业成绩的任务，但是场馆永远不可能达到与学校同样的功效——按照Taylor的观点，场馆需要避免这种与学校同构的比较和描述，需要寻找自身独特的促进智识增长的途径。场馆教育者永远不能执意于想要教会游览者什么东西。只有当场馆从知识和信息的穹隆中脱离出来，提供支持经验的环境，致力于博物馆自身的核心理念——“如何思考”时，场馆才能被视为独立的教育机构（Taylor，2002）。

2.四个范畴的划分：指导说明、刺激反应、发现学习、建构主义

与之相对，Hein（1998）将场馆教育模式分为四个范畴，分别是指导说明教育（didactic，expository education）、刺激反应教育（stimulus response education）、发现学习（discovery learning）以及建构主义学习（constructivist learning）。相较于Taylor（2002）的分类，这种模式更具有理论操作性。

指导说明教育是一种基于课程模式的场馆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通常基于严格、正统、权威性的知识假设，同时，在具体“教学”中还具备相当程度的知识目标（Jordanova，1989）。Hein认为，大多数场馆，尤其是历史类博物馆，通常都采用指导说明模式作为其教育途径。其他一些研究认为，诸如美学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通常也采用这种手段作为教育策略（O'Neill，2002；Vergo，1989）。其优点在于可以给予观众良好的知识组织以及完整的知识呈现。但Hein认为这种模式的缺陷同样显而易见——仅仅为观众的教育提供了一种单一的、严肃的知识路径，具有霸权和垄断性质，忽视了观众自身的创造力。

刺激反应教育是一种观众自我指导的教育模式。这种场馆教育模式是基于行为主义的，主要侧重于场馆展示的设计，借此来引导学习者达成学习目的。Hein认为刺激反应模式是以观众和学习者为中心的；同时，刺激反应模式还强调特定的展示活动和安排可以导致可观察的行为变化。Hein也指出，刺激反应模式的局限在于外在观察者眼中的学习行为，而非学习者本身。

3.两种模式的争议(www.xing528.com)

对于上述两种模式的主要争议领域属于那些非严格真理性知识或者学习反应并不确切的知识；同时，观察者完全可能得出与实际学习者发生的行为相反的结论，因为学习包含的领域十分广阔，并非只涉及目标、预设的知识以及展示（Dufresne-Tasse et al.，1994）；质疑还包括简单或者严格的目标可能被视为对学习者自身创造力的限制（Elias et al.，1980；Banz Jr，2009）。

发现学习的方法致力于学习者自身对于知识的理解，这种方法广泛体现在类似工作坊、实验、肢体动作的互动等方面，其并不试图采取讲解、介绍的方法。Lachapelle等（2003）认为，发现学习的方法可以适应成年人进入博物馆的现实。通过实验的方法，成年人可以提升自身的能力，同时，不影响自身原先已有的经验。这种方法的优点不言而喻，但是缺陷在于场馆可能难以将这种教育理念转换为实践（需要理念、资源、技术支持），学习者可能未必注意到研究者预先所设计的内容。

在科学场馆众多获取知识的路径中，Hein认为建构主义的方法最有效。区别于发现学习，知识是内在于学习者的，而非一个发现的过程。科学场馆状况下建构主义主要存在两个主要特点：首先，学习被视为一种基于个人经验的主动过程；其次，无论在主题上同那些“接受的真理”多么相像，这种学习者自我意义的建构都是有效的。对于Hein而言，这种意义建构需要我们从不同视角去关注不同的文化群体，并且意识到无限制地使用“客观知识”这一概念的危险（Hein，1998）。但Hein显然没有意识到，任何认知过程——无论是指导说明教育还是刺激反应教育，抑或发现学习，实际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笔者认为，其没有提出一个区别于其他路径的独特的实践策略，而仅仅只是一种理念。除此之外，主观建构的无限使用，也可能导致极端思维的出现，例如法西斯主义者很可能在其设计的博物馆中强化自身的观念。

Hein将建构主义观念进一步延伸，同进步主义关联，并声称其理论来源为约翰·杜威——杜威认为良好的教育必须建构在理解、批判思考的公民理论中。如果场馆接受了这种前提，意味着他们知晓了自身改变社会行动的能力。Hein相信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场馆对于民主社会的促进作用（Hein，1998）。然而无论是Hein的建构主义模式还是泰勒的经验模式，其本质都是基于建构主义标准的。

4.其他相关研究模式

继Hein和Taylor之后，关于具体教育、学习理论的探讨继续展开。例如Falk等（2004）提出了背景性学习模型（contextual model of learning），包括个体背景（学习动机和期待，之前的知识状况，之前的经验，兴趣状况，选择）、社会文化类背景（内部社会交往，内外部的社会交往）、设施背景（先行组织者的设计，物理空间的设计引导，场馆建筑和风格；具体展品和活动的设计；场馆外情境的设计）三个维度，共12个因素。Falk等（2005）利用该背景模型，对每个变量进行了独立性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场馆学习非常重要，但是单独的因素并不能对所有学习结果作出全面的解释，因此，对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研究应该全方位考虑各个重要影响因素，相关的内容开发、设计也应该适当考虑这些因素。

又如Banz Jr（2009）利用质性、诠释的方法，探究了场馆环境下的自我指导学习（self-directed learning，SDL）。其研究对象是随机挑选的16名25岁以上的场馆游客。研究认为，个人责任原则（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rientation，PRO）是解释场馆自我指导学习的首要原则，将SDL引入场馆学习中，显然和传统的知识本位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差异。再如Craig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同穿着戏服的解说者在生活历史博物馆中的互动，以及观众个人意义形成中的作用。研究通过质性的方式完成。在这种场馆中，家庭代表着一种极度个人化的知识经验，这种知识经验和同样个体化的解说者互动，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构建出独特的个体化知识。虽然这些理论在宏观框架层面未能超出之前介绍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其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具体机制的阐释，引人反思；同时，在具体学习、教育领域，参与学习和建构主义是影响最为深刻的场馆学习、教学理论。

上述研究所代表的趋势在于，所有这些研究都开始关注到参与、建构、人文等非传统知识层面的内容，反映出国际学术界在该领域的基本立场是并非仅仅关注传统知识，而是超脱知识，追寻更广的价值。这些新近研究的共同信念是：给场馆观众提供学习的环境和机会，鼓励他们合作、思考、推理、解决问题。博物馆将担负更重要的学习功能，提供更广阔的学习范围；不再以知识学习为主，而是以多元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提供给观众主动探寻与建构知识的场所，并更加注重与观众的互动以及观众多元观点、经验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