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兴起与发展：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

博物馆作为独立机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90年，托勒密（Ptolemy）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第一个收藏中心（Alexander，1996）。但作为公共机构和教育机构的现代博物馆，则出现较晚。早期公共博物馆主要和世界博览会形式紧密相关，例如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水晶宫世界博览会，再如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这种形式促进了博物馆作为对外开放机构的形成（Rydell，2006；Malcolm-Davies，2004）。在同时期的美国，作为先驱博物馆构建者的古德（George Goode）从这些形式中得到启发，认为博物馆应该作为向大众传播知识、文化的途径而存在。他建议博物馆应该能够更加贴近一般民众而非象牙塔式的大学，应当犹如公共图书馆和世界博览会一般（Rydell，2006）。基于这些原则，古德将史密森博物馆改造成美国国家博物馆，提供了宽敞的展示空间；从1876年费城世界博览会和世界其他地区搜集了大量展品，向公众自由开放。19世纪初期，很多新的博物馆在美国诞生，并且它们的藏品均向那些前来研究、学习的公众开放（Conn，1998）。

虽然在19世纪后半叶人们已经开始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观察自然物获得知识，但是这种思想直到20世纪初结合民主主义教育运动才真正得到践行。例如，古德相信：一个辅以介绍和说明的设计良好的展览，是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最佳途径。同时期美国另一位博物馆先驱吉尔曼（Benjamin Gilman）虽然赞成古德对于博物馆和公众教育的判断，但是他认为单纯静态的文字说明难以发挥效力，于是在波士顿博物馆首次引入解说员（docent）的角色。虽然随着公共博物馆的创建，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得到广泛认可，但是20世纪初期博物馆的教育任务仅限于介绍工业革命的成就、城市化以及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改造（Hein，1998）。1920年，英国博物馆协会（Museums Association）在卡迪夫会议上发布了一份名为“博物馆与教育的联系”的报告。报告通过对134座省立博物馆的调查，认为博物馆馆长及教师应该努力找到发展博物馆藏品的教育性应用的合适方式（Vallance，1994）。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古德作为先驱者的努力，拉姆齐（Grace Ramsey）和科莱曼（Laurence Coleman）开始在全美范围内进行关于博物馆现状的大规模综合调查，二人的调查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研究，所调查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70年代大规模博物馆创建起，直到20世纪30年代，其中就包含了博物馆运用的教育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的内容。拉姆齐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博物馆教育，她认为博物馆的大规模初创阶段已经结束，她建议在未来要加强博物馆与学校以及社区的联系，借此提供另一种方式的大众教育（Ramsey，1938）。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还特别倡导博物馆应同时关注学生和在职教师；同时，还应该关注那些有天赋的学生以及残疾的学生。最后，她认为在博物馆教育中，最重要的是将一些真实的物体以符合学生自身经验及适合学生发展状况的形式呈现（Ramsey，1938）。与之相对，科莱曼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改进博物馆的一般状况，从财政状况、藏品收藏到提高观赏体验，主题不一而足，博物馆教育只是研究中简略叙述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博物馆的数量一直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为了紧跟时代发展，这一时期的博物馆开始大规模采用互动手段进行展示（Butcher-Younghans，1996）。(www.xing528.com)

“二战”之后，博物馆教育一直延续着之前的路径向前推进。伴随着“二战”后的繁荣，博物馆教育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除了自身开展教育，博物馆还尝试与学校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以期在教育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合作主要是通过博物馆提供人员和课程的形式完成的。到1969年，美国已经有超过90%的博物馆开设了教育项目。除此之外，该时期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进展是博物馆教育评估的诞生。从1965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借助于《中小学教育法》的规定，创建了一个教育评估体系，其中就包括博物馆教育评估（Hein，1999）。博物馆教育评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Screven，1976）。在大多数情况下，评估被视为提升博物馆自身展览组织的有效工具，但未必是提升游览者学习体验的途径。因而，对于评估问题的关注，成为该时期博物馆教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Hooper-Greenhill，2000）。

从总体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在宏观理论范畴存在一些超前的见解，但具体的研究领域（例如专门博物馆）以及宏观理论共识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失，同时也反映在博物馆教育具体实践的无序状态。美国博物馆协会（AAM）于1984年发布了题为“新世纪的博物馆”的报告，完成了一项系统的、大规模的博物馆教育研究。该报告回溯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博物馆教育的转变，认为：更多地发掘游览者的经验，而非强调特定展示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趋势（Mc Manus，1992）。同时，博物馆学习的相关研究也开始蓬勃开展。这些研究致力于关注博物馆学习活动的整体构架以及刻画和描述游览者的学习体验。同样是AAM，于1992年发布了另一份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卓越与公平：教育与博物馆的公共维度》（Hirzy，1992），尝试挑战那种试图将博物馆教育行为紧凑化、专门化的观念，认为博物馆应该将教育活动贯穿于其所有的活动及日常行为中；同时，博物馆内的教育活动也不应单纯地被看作一种公共服务，而是应将社会变革和社会责任感融入其中（Hirzy，1992；Hein，2006）。虽然该报告提供了改进的十点原则，但是其同样承认，要实施该项计划，博物馆依旧面临无数挑战（如资源、时间、共识）。同时，博物馆由于自身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学校因资金不足而无法充分开展美学教育及科技教育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