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学校的合作机制研究：挖掘深度合作潜力

1.博物馆

博物馆和人类早期的收藏行为密切相关。早在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就出现了收藏奇珍异物的行为。西方古代早期最为典型的博物馆行为，当属亚里士多德对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过程中收集的奇珍异宝的整理和研究；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托勒密·索托一世除了继承了这些珍奇藏品外，还专门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所“缪斯神庙”（Mouseion），用以收藏奇珍异物以供学者进行研究，而这所“缪斯神庙”也被视为古代博物馆形成的标志，同时，“缪斯神庙”也是现代西方“博物馆”（museum）一词的词源（孟庆金，2010）。然而对博物馆的界定，是随着博物馆具体形态的变化以及社会的要求而不断变化的。对于现代博物馆，其特征、价值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已超越了传统博物馆的收藏职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涌现，无论是数量、外延，还是职能范畴，都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从传统博物馆到现代博物馆的定义转换，是一个外延不断拓展、公共性质逐渐增强的过程。对现代博物馆的定义，起始于1946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首届会议。在首届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博物馆被界定为“藏品对公众开放的所有艺术、技术、科学、历史机构，其中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不包含一般类型的图书馆，但包括拥有常设性展厅的图书馆”（Baghli et al.，1998）。需要指出的是，该定义并未对博物馆的内部职能及特征进行更加深入的界定。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历次会议中，又多次对博物馆的定义进行了修订。1974年，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1届ICOM会议，对博物馆的公益特征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将博物馆界定为“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Dona-hue et al.，2004）。1989年，第16届ICOM会议将博物馆的外延进一步拓展，并明确指出，博物馆的定义不受制于政治体制、地域、定位等因素的影响（Baghli et al.，1998）。除此之外，美国博物馆协会、英国博物馆协会也均确认了和ICOM类似的对现代博物馆的定义。

在中国现代语境的很多情况下，“博物馆”一词并不能完全对应西方语境中的“museum”，例如，在1961年文化部内部印发的《博物馆工作概论》中，将博物馆表述为“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向光，2003）。虽然在该种界定下，博物馆同样具有公共属性，但其外延更加侧重于文化类、静态类的专门博物馆，并未包含诸如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等机构。虽然博物馆这一概念在中国同样被广泛使用，但相较于西方的“museum”一词，侧重和角度不同；在中国，诸如“场馆”“科技馆”“科学中心”“动物园”“植物园”等其他等同或包含于西方“museum”概念下的称谓也被广泛使用。在西方学术界的很多文献中，大多都将“museum”视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而在汉语语境下“，博物馆”的外延则相对较为狭窄。

在本研究中，为求学术讨论的便利，笔者使用的“博物馆”一词，其含义更加倾向于英语中的“museum”，不仅涵盖传统文史类、自然类博物馆，也包括诸如科技馆、科学中心、天文馆等新型博物馆，同时，还包括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等相关公共场所。本研究中，笔者主要以中国城市地区的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在具体实证分析中，研究对象限定于上海地区。

2.学校(www.xing528.com)

本研究所指学校，主要是指有计划、有组织地承担教育职责的专门性机构，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式学校。在具体范围上，笔者主要关注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包括普通小学、初中和高中。

之所以将本研究中的学校限定在上述范围，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为了与国际馆校合作研究接轨。在国际讨论中，“博物馆与学校合作”（Museum-school Collaboration）中的学校，一般限定在“K—12”教育中。对应中国学制，主要是指实施义务教育的中小学和普通高中。

其次，无论是义务教育范畴下的中小学还是普通高中，都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这一阶段的教育，在个体发展中具有奠基作用，是个人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基础。因而，无论对于国民素质的提升，还是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该阶段的学校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笔者的研究兴趣及相关实践经验，也是选择这一阶段的学校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