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花脸(净行)与生行、旦行、丑行一样,在它本行所表现的人物中,因类型的不同,又有所分工。它的分工,是根据所表演的剧中人物的性格,着重采用唱、念、做、打某一方面的艺术手段而概括地分为“铜锤”、“架子”、“武花”、“摔打”四大门(另有“二花脸”一门,因其表演的人物较少,表演艺术也不突出,逐渐归于“架子”门)。历来的花脸演员,在自己专工的某一门或兼工的几门中,以突出唱、念、做、打某一方面的艺术重点,发挥了艺术才能,树立了自己的表演风格,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得到观众的批准和喜爱,得到后学的继承和发扬,因而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一)穆派——穆凤山
(二)钱派——钱宝峰
(三)庆派——庆春圃
(四)叶派——叶中定
(五)何派——何桂山
(六)金派——金秀山
(七)黄派——黄润甫
(八)刘派——刘永春
(九)裘派——裘桂仙
(十)钱派——钱金福
(十一)许派——许德义
(十二)方派——方二群
(十三)范派——范宝亭
(十四)新金派——金少山
(十五)郝派——郝寿臣
(十六)侯派——侯喜瑞
(十七)新裘派——裘盛戎
(十八)新郝派——袁世海
这些流派之中,穆派穆凤山是“铜锤”、“架子”、“武花”兼工的。钱派钱宝峰、庆派庆春圃是“架子”、“武花”兼工的。叶派叶中定专工“架子”。何派何桂山是“铜锤”、“架子”兼工的。金派金秀山专工“铜锤”。黄派黄润甫专工“架子”。刘派刘永春专工“铜锤”。钱派钱金福专工“武花”,也兼演“架子”。方派方二群专工“摔打”。许派许德义专工“武花”。裘派裘桂仙专工“铜锤”。范派范宝亭兼工“武花”与“摔打”。新金派金少山兼工“铜锤”与“架子”。郝派郝寿臣专工“架子”。侯派侯喜瑞专工“架子”。新裘派裘盛戎专工“铜锤”。新郝派袁世海专工“架子”。
为什么这些流派中,有的专工,有的兼工,是否专工和兼工之间,会影响他们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呢?肯定地说,不论专工和兼工,都可以成为流派,而且可以成为完整的流派。要说明这一点,就必然涉及花脸的分工问题,从而才能说明流派是怎样形成和其相互影响的关系。
京剧艺术是允许发展演员个人的艺术才能的。虽然有细致的分工,但不等于严格的拘束。一个花脸演员,假若有好的歌喉能唱,好的口劲能念,好的身段能做,好的武工能打、能翻,那么,“铜锤”、“架子”、“武花”、“摔打”四大门一人兼工,完全可以。同时,花脸行所表现的人物,只要能恰当地突出他们的性格,对于分工也并不是那么绝对的。例如,曹操、孟良、窦尔墩应归“架子”应工,而“铜锤”工中的演员若能更好地表现这些人物,也可以演。包拯应归“铜锤”专工,而《双钉记》剧中的包拯却以“架子”应工,在表演上更有发挥。《恶虎村》的濮天雕、《蜡庙》的费德功、《取金陵》的赤福寿、《霸王庄》的黄龙基,“架子”、“武花”都可以演。《采花砸涧》的侯上官,“架子”、“摔打”都可以演。这些不拘一工的人物,叫做“两门抱”。“两门抱”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术语。真正的精神,意味着在分工之下,允许演员结合自己的条件,广阔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充分、完美地表现所能够表演的人物。因此,凡是具备较丰富条件的演员,他的艺术表现能力,往往不受本工的限制,而能兼演其他类型的人物。这样,一个演员能够掌握各方面的技术,兼演几种类型的人物,在表演不同类型人物之间,自然会彼此影响。影响的结果,就显著地表现在以他自己的艺术风格所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上,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逐渐为观众所喜闻乐见,也就逐渐地树立了自己的流派。然而,每个演员都有他各自具体的条件,往往长于此而短于彼,但这并不妨碍他艺术才能的发展。他结合自己的特长,抱定一工,钻研发挥,突出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也能逐渐地为观众所批准,逐渐地形成一个流派。在这些兼工几门或专工一门的流派形成之后,继起的演员,或者吸取了某一派的全部特点,或者继承了某一派艺术的某一部分,加以咀嚼消化,再结合自己的具体条件,运用自己的艺术见解,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突出了自己擅长的艺术手段,逐渐地又能在原所继承的流派之外,形成自己的新的流派。所以,一个流派的影响所及,不只影响到某一工,也可能影响到许多工。一个流派的形成,也不是单纯地只受到某一流派的影响,而是博采旁收,在许多流派中,允许结合自己的条件,充分、合理地吸取各个流派的特长,以至自成一派。
本文从穆派起,试把各个流派的情况概谈如下,可以看出各个流派中,虽然有它显著的本工与继承某一派的独立性,也可以看出工与工之间、派与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也可以看出花脸分工的基本精神和花脸表演艺术上的一些规律。
一 兼工“铜锤”、“架子”、“武花”三门的穆派
穆凤山原名长寿,人称他为“小穆”。据说是大奎官的徒弟,票友下海。光绪六年本的《都门纪略》里记载“永胜魁班”中的“小穆”,十三年本记载“四喜班”中的“小穆”,都是他。他是个全面人才,艺兼“铜锤”、“架子”、“武花”三门,能在三天不同的剧目中,演出《珠帘寨》的李克用(铜锤工)、《长坂坡》的张飞(架子工)、《蜡庙》的费德功(武花工)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有一桩故事,可以说明他艺术的渊博和精湛。据说金秀山第一天搭班,演的是《阳平关》的曹操。这个班子里,原来就有穆凤山,每演《阳平关》,都是由穆凤山扮演曹操。这一天,穆凤山到了后台,照旧去扮曹操,脸都画好了,管事的过来说:“今天的曹操不是您的,是新来的金秀山的,您给捧个徐晃吧。”穆凤山一听,马上卸了曹操的脸,改扮徐晃。徐晃是这个戏里曹八将中为首的一员大将,与赵云有大“开打”,是纯粹的武花脸角色。这天,穆凤山演出了徐晃这个人物,不但与赵云的“开打”严丝合缝,风雨不透,而且在“大帐”一场,当报子报完“夏侯将军被黄忠刀劈马下”的时候,他的眼珠滴溜乱转,台底下就叫起好来,及至报子念完[西江月],接半段“牌子”,在曹操“气椅儿”的“崩登仓”的锣鼓里,他一脚踢倒报子,两条腿前弓后箭,用手拔出半截宝剑,从头上的扎巾绒球颤起,一直到“黑满”梢、宝剑穗,浑身上下,同时乱颤,表现了徐晃震惊和痛惜的复杂心情,台底下又是一个“满堂好”。无怪当日演完,不但同行赞美,就是观众也纷纷议论说:“小穆真成!不但铜锤戏唱得好听,武花脸戏也演绝了!”穆凤山在同一个戏中,能表演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且都能演得好,全面人才,当之无愧。
穆凤山的唱工,善于创新。他在[快板]里,恰当地运用了“垫字”、“耍板”等技巧,使花脸的唱腔,由凝重而趋于灵活。又在《断密涧》、《刺王僚》两剧中,创造性地使用了[二六板]。他与孙菊仙合演《断密涧》(穆凤山饰李密,孙菊仙饰王伯当),虽然孙菊仙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老生,而观众仍然认为是穆凤山的正戏。《珠帘寨》一剧,也是他首创之作。其中“太保传令把队收”、“昔日有个三大贤”、“贤弟举目来观瞧”等几个唱段,都是他创造的新腔。尤其是那段“哗啦啦打罢了三通鼓”,一句比一句翻着高唱,在花脸唱法中,难度极大。穆凤山逝世后,花脸行演此剧者很少,票友袁锡斋以此剧濒于失传,怂恿谭鑫培排演,在行当上虽然改为老生,而唱腔均遵穆派。流传下来,成为谭派老生戏代表作之一。但是按图索骥,穆派唱腔,痕迹依然,保存无缺。穆凤山还擅用鼻音,创造性地运用口鼻共鸣的发音方法,使花脸唱腔的音色增添异彩。当时的观众,称他这种唱法为“穆路儿”,也就是“穆派”的意思。尽管与他同时的花脸演员何桂山曾用讥笑的口吻说:“我只会用嘴唱,不会用鼻子唱。”但是,他的这种唱法颇为观众所喜,而且影响很大。金秀山、刘永春的唱法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直到裘桂仙和裘盛戎。
穆凤山在念白方面,把“昆音”改为“京音”的地方很多,听来清楚爽亮,也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影响黄润甫最深。
穆凤山的武工方面,如演《闹江州》的李鬼、《贾家楼》的程咬金、《宣化府》的傅国恩,都是稳练凝重,干净利落,影响钱金福最深。
在早期的花脸演员里,穆凤山精工三门,形成自己的流派,影响又广,所以把他列为第一位。
二 兼工“架子”、“武花”的钱派
和穆凤山同时而辈分稍早一些的是钱宝峰和庆春圃。这两位演员都是兼工架子花脸和武花脸的,艺术精深,合成一派。
钱宝峰个子高,嗓子亮,身上边式,在戏路子上,突出的是靠把戏。他搭“三庆班”的时间较长,在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等人合演的连台本戏《三国志》中,他担任黄盖、张飞、曹仁等角色。他的特长是“毛的真毛,稳的真稳”。他演张飞、牛皋一类人物,在粉白的脸蛋上,不晕“水红”而抹“干红”,干红抹在颧骨上,利用肌肉的颤动,加强人物感情的表达。例如,他演《黄鹤楼》的张飞,下场时做“扑蝴蝶”的身段,起[四击头]亮住,颧骨上的肌肉耸动,借着干红的色彩,鲜明地送到观众的眼中,表达了张飞余怒未息的情绪。演《岳家庄》的牛皋,在岳云亮出一对银锤后,他惊异地打起“哇呀呀”,同时,颧骨上的干红突突颤动,表达了牛皋热爱后起青年的激动感情。他演《借赵云》的张飞,听说刘备借来兵将,连呼“摆队!摆队!”以及赵云战败典韦后,他又前倨后恭地连夸“好将!好将!”真是“毛”得如火如荼,手眼脚步,好像“全无是处”,其实都在规范之中。而他演《临江会》的张飞时(《临江会》有“红唱”、“黑唱”两派,“红唱”是关羽赴会,“黑唱”是张飞赴会)却又稳如泰山,完全是红净风格。不但“抓头”、“脱褶”、“亮甲”、“拔剑”等动作,绰约凝重;就是“船头”和饮酒时的几句[摇板],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摆开来唱,曼声相引,而不是迸口如流。
更突出的是,他对于花脸的“哇呀呀”打得最好。据说,他在广德楼唱戏,打起“哇呀呀”来,在前门桥头都听得见。其实,他的“哇呀呀”,还不只是响亮高亢而已,妙在他从人物性格出发,不是一般的依样葫芦。例如,他演马武、牛皋,打“哇呀呀”,是“蹙口出声,激于舌端”,显示了急躁鲁莽;而演《十面》的项羽,则“娓娓出口,滚于舌端”,逐渐引申,叠声翻高,显示了激昂愤慨。
当时的观众,把钱宝峰这些突出的表演艺术称为“钱派”。启发了后来的黄派黄润甫。他的武花脸表演风格,又影响了后来的钱派钱金福。
三 兼工“架子”、“武花”的庆派
钱宝峰以靠把戏见长,庆春圃则以短打戏见长。庆春圃排行在四,一般都称他为“庆四”或“庆四先生”。他擅长表演江湖草莽英雄人物,而这些人物差不多都是短打扮,所以他就以短打戏见称于世,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
他演《九龙杯》中的黄三太、《巴骆和》中的鲍自安、《五人义》中的颜佩韦,于凝练之中有一种爽朗豁达的气度。例如,黄三太听说杨香武得到玉杯之后,一句“哎呀五弟呀!”随着斜身一跪,“苍满”前铺,鸭尾巾顶的绒毛突突乱颤,期待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周应龙认输献杯,他趋步相搀,款式利落。当时的观众,称其表演为“外面朋友,无此交代”(意即胜过真的江湖人物)。庆春圃的嗓音,沉着响亮,念白字字清楚。他的武功底子极为瓷实,抬手动脚,干净利落。例如他演《巴骆和》的鲍自安,不只在“休要伤了江湖的义气二字”和“俺鲍自安也跪下了”等几处念白,刻画出那样一个古道热肠的老英雄形象;最为传神的是在双方决裂动武之后,巴九奶奶马金定架住了鲍自安,“三锣”扔鲍自安一个“抢背”,他抖髯一望,紧跟着三甩髯口,三跪步,应着节奏念出三句“使不得!”腰腿利落,甩髯干净,运用了精湛的表演技术,表达了鲜明的激动感情。庆春圃还擅演当时所谓的“反派人物”,如《八大拿》戏中的李佩、殷洪、薛金龙等角色,从勾脸到表演,又不同于“鲍自安”类型。他勾画的脸谱,是用“歪脸”形态而组成“正脸”格局;表演则于凝练之中别有剽悍豪犷之气。
庆春圃庆派的表演艺术,影响了后来的黄派黄润甫,直到许派许德义。
四 专工“架子”的叶派
与钱宝峰、庆春圃同时的还有一位花脸演员叶中定。他的表演风格,又与钱、庆不同。叶中定原籍是安徽太湖,来京后入老“嵩祝”科班学艺,艺成之后声名鹊起。当时,钱宝峰在“三庆班”,庆春圃在“春台班”,叶中定则在“四喜班”。他常与王九龄合演,在《除三害》中饰周处,在《出祁山》中饰郑文,在《骂王朗》中饰王朗。叶中定主演的剧目则以《定中原》的司马师为代表。他的昆戏功夫极深,所以他的表演风格,昆曲味道极浓。例如,他演《除三害》的周处,“路遇”一场的“扇子”、“水袖”,一招一式,都是昆戏的路子。“打虎”、“斩蛟”,仍唱昆曲,随唱而舞的身段,自然是昆曲风格。他演《定中原》司马师的袍带功夫、翎子功夫,也近于昆曲“七红”中屠岸贾的风格,处处讲交代,招招要“脆头”。味道醇浓,学之甚难。
在当时,叶中定虽然突出地成为“叶派”,但其影响后学,不如穆派、钱派、庆派那样地直接广远。
五 兼工“铜锤”、“架子”的何派
与穆凤山同时的花脸演员,自成一派、影响较大的是何桂山。
何桂山人称“何九”,又称“何九先生”,晚年称之为“老何桂山”。他最早也是搭“三庆班”的,常和程长庚配戏。直到一九一四年,杨小楼、姚佩秋等创办第一舞台的时候,他还活跃在舞台之上。第一舞台头天开戏,每个演员都拿双“份儿”,何桂山当时是一工戏两块钱,这天给了他四块钱,他却非要退回两块钱不可。他谦虚地说:“我的能耐只值两块,今天拿了四块,别处就不好唱了。”从这件事情来看,何九先生不但艺术好,品质也好。
何桂山兼工铜锤花脸和架子花脸。包拯、马武、敬德、铫刚、曹操的戏无一不能,无一不精。唱法与穆凤山迥然不同,自成何派。他有“铁嗓子”的称号,不但雄厚高亢,而且耐久。从同治、光绪直到民国初年,他已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嗓音始终不衰。据说,他喊嗓子的方法是每天早晨五点钟左右,在南下洼子,对着城墙,用一根竹竿,一头拄在城墙上,一头抵住小腹,然后提起丹田气,连喊带念三四出戏。所以,他的气力充沛,声音雄亮。他锻炼了这样的好嗓子,唱时就完全用丹田之气,结合膛音,绝对不使鼻音。不但韵味雄厚,而且在高亮之处同样宽厚雄浑。高音尚且如此,低音更不用说了。所以,听他的唱工,愈听愈“过瘾”,愈听愈“解气”。有人说他唱得“猛”,唱得“狠”,其实,“猛”就是气力充沛、一泄无余的意思,“狠”就是放腔丰满、再接再厉的意思。“猛”、“狠”二字,正是他唱法上的特点,难能可贵之处。何桂山在膛音之外,还特别突出“炸音”。“炸音”原是昆曲花脸的吐字方法之一。何桂山有极深厚的昆曲基础,如《嫁妹》、《山门》、《北诈》、《火判》、《功宴》等戏,都是他的代表作。他把“炸音”用在京剧的唱念里,加强了花脸人物峥嵘叱咤的气魄。例如,他在《白良关》“金殿圆兆”一场中,念“只见那山顶就咔嚓嚓塌下半边来了”的“咔嚓嚓”三个字,和“只见那海水就哗啦啦一啸而干”的“哗啦啦”三个字,都使用“炸音”。听众非常欣赏他的念法,称之为“山鸣海啸”。又如,他演《龙虎斗》,在“催战马来至在战场口”一句后,紧接一个“呀呔!”“呀”字用“炸音”拉长,真像是打个霹雷。听众称之为“龙吟虎啸”。还有《御果园》中的几个“被为臣我打死了”的“打”字,也是使用“炸音”,表现出疾恶如仇的激情。他在唱工里,也显著地运用“炸音”。例如,在唱《御果园》的“解带脱袍把身献”的“把”字,“数九天亚赛过三伏天”的“亚”字,一个是在阳平声“袍”字后面拔起“炸音”,一个是在阴平声“天”字后面促起“炸音”,听上去就有“海立山飞”之势。他不只能在“发花”辙的字上用“炸音”,“江阳”辙、“言前”辙的字也能运用自如。例如,他唱《五台山》的[导板]“五台山出了家当了和尚”的“家”字用“炸音”,而“尚”字也用“炸音”;唱《御果园》的“到如今演什么三跳涧”的“三”字,也用“炸音”。按音韵讲,“尚”字归“江阳”辙,“三”字归“言前”辙,他都能用“炸音”,突出了叱咤风云的气势,听起来有石破天惊之感。何桂山“炸音”的使用方法,影响了后来的黄润甫黄派,一直到侯喜瑞侯派。当然,“炸音”不过是何派唱念上突出的特点之一。总论何派唱工的特点是:高亢浑厚,兼而有之。这在他的代表作中可以证明:第一,他不但对于[西皮]、[二黄]的胡琴戏,如《五台山》、《铡美案》、《白良关》、《御果园》、《铡包勉》等唱得好;而且对于唢呐[二黄],如《龙虎斗》、《大回朝》等,都能够盖着唢呐唱。据说他和程长庚在广德楼演出《龙虎斗》,在泰丰楼吃饭的人都能听得逼真。第二,他唱昆曲戏如《嫁妹》、《北诈》、《火判》、《山门》等,都是满宫满调,不论“尖工”、“尖尺”,都用本嗓实唱,不借假嗓虚音。所以说,何桂山的唱工是既高亢又浑厚,尤其是高亢之处也能浑厚,称得起是花脸行中首屈一指的“铁嗓子”,硬砍实凿的唱法。
何桂山何派的唱法,都被他的弟子金秀山吸收、继承了下来。
六 接受何派、穆派的影响而又起到广泛影响的金派
金秀山是票友下海,专工“铜锤”。他的“老脸”戏、“黑头”戏最好,虽然也演窦尔墩、刘瑾、孟良、黄盖等“工架”角色,却都走“铜锤”的路子。他师事何桂山,何桂山的唱工艺术他都继承下来,但他又在何派唱法的基础上,吸收了穆凤山穆派的唱法,再结合自己的具体条件,融会贯通,发展了自己的特长,形成了自己的金派。
金秀山的膛音很宽,但他不单纯地使用膛音。他以膛音为主,而把穆派的鼻音行腔方法扩大了范围,运用在吐字发声之内。也就是说,穆派的鼻音只用在“中东”、“人辰”辙的字尾处行腔,而金秀山的鼻音则是吞吐于各个字音之内。听起来,金秀山的鼻音并不显著,但是酝酿出来的韵味,却是由极浓厚的鼻音吞吐而成。所以,他的唱工特别觉得醇厚。细致地分析起来:他的吐字,都是由丹田提气,结合膛音,特别是通过鼻腔,再以口腔的两腭揉而出之。这就是丹田提气、胸膈使气、鼻腔化气、口腔驭气相互结合的方法。在行腔之际,又运用“揉”、“挑”、“吞”、“放”种种技巧,迂回酝酿,达到了醇厚沉着、韵味盎然的意境。金秀山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就,可能是从老生汪派汪桂芬的“脑后音”变化而来。汪派特点,在于膛音发出之后,即吞纳回来,控以鼻音,吸归脑后,再放出去。金秀山则是在膛音发出之后,即绾以鼻音,揉而再放。在运用方法上,只少一道“吸归脑后”的程序,而对于控制膛音,汪、金两派却是异曲同工的。金秀山演出时,汪桂芬已卓然成派,他从汪派唱法中,深得体会,悟出道理,融化创造,别辟蹊径。
以上所说,只是金秀山金派发音行腔的一个方面。至于金秀山基本的唱法,仍然是何派何桂山的路数,也是唱得“猛”,唱得“狠”,气力充沛,一泄无余;放腔丰满,再接再厉。听起来好像是大江浪花,一个催着一个,浩浩荡荡,激荡出无数波澜,真是咄咄逼人,震耳惊心。例如,他与桂荣元合演《双包案》,他演真包公,桂荣元演假包公。对比之下,更突出了金秀山唱工的特色:真包公唱段的第一句“不由老夫心头恼”,唱得既高亢又浑厚,就是何派的唱得“猛”。第二句“大宋朝又出了二老包”的“了”字、“包”字,放足膛音,越放越冲,就是何派的唱得“狠”。第三句“老夫威名谁不晓”的“名”字,也是唱得“狠”,但是听得出来他的鼻音不是在字音之外,而是在字音之内;“晓”字用腔虽然比较花哨,可是仍然保持雄厚浑成的意境,也是何派的唱法。第四句“谁敢在开封府压群僚”的“谁”字、“敢”字,向上拔起,又是何派唱得“猛”处;最后一个“僚”字,又是何派唱得“狠”处。
金秀山基本继承了何派唱法之外,还吸取了穆派中“垫字”、“耍板”的唱法。例如在《牧虎关》里的“杨贤妹打坐雅志厅”的[原板转快板]、《刺王僚》里的[原板转二六],于浑厚之中,又有玲珑剔透的意境。从前有人说这种唱法是“流走处见响切”,其实就是“垫字”、“耍板”的艺术效果。
金秀山的唱工特色,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高亢处见浑厚,收敛处见宽宏,转折处见丰腴,流走处见响切。”自金派形成之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在铜锤戏的唱工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的“铜锤”唱法,差不多都是在金派的基础上发展的。
七 接受穆、何、钱、庆四派的影响而又影响郝、侯两派的黄派
与金秀山同时的优秀花脸演员,还有一位黄润甫。金秀山专工“铜锤”,黄润甫则专工“架子”,他们两位可称为一时瑜亮。
黄润甫是接受穆派穆凤山、何派何桂山、钱派钱宝峰、庆派庆春圃四派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黄派,而又影响了侯派侯喜瑞、郝派郝寿臣的。在近几十年架子花脸一门中,影响很大。他原是翠峰庵票房的票友,下海后曾搭“三庆班”,演过连台本戏《三国志》中的曹操。花脸演员在表演艺术上有明确的分工:“‘铜锤’讲究唱、念、做,‘架子’讲究做、念、唱。”也就是说:“铜锤”以唱当先,“架子”以做当先。黄润甫专工架子花脸,所以他的做工有突出的创造。后学敬重他,公称为“黄三先生”。在他艺术成熟的时候,社会上有“钱、庆、黄”之说。所谓“钱、庆、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他与钱宝峰、庆春圃齐名,并列为“钱、庆、黄”;一种是说他博采钱、庆两派的艺术精华,而成为黄派。实则他的黄派成就,并不止于受到钱、庆两派的影响。他的念白,学穆派穆凤山,使用“京音”极多,清晰爽亮。他的“蟒”“靠”戏,学钱派钱宝峰。他的短打戏,学庆派庆春圃。他的唱工,在中年时代学何派何桂山,擅用“炸音”。晚年因为牙齿脱落,气力不足,创造了“唱字不唱腔”的唱法:多用“沙音”,以酿韵味;突出齿音,以助口劲;利用腭音,以气代腔。从前有人说:黄派的唱法,以简老取胜。其实就是“唱字不唱腔”的方法。但他的“炸音”,仍然融合使用,这样就形成了黄派的特点。他吸取了众派之长,在博采旁收的基础上,又发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花脸演员常说:“‘铜锤’怕黑,‘架子’怕白。”就是说,“黑头”戏和“白脸”戏都很难演。可是,专工架子花脸的黄润甫偏不怕“白”,他专在“白脸”戏的形象上努力创造。“白脸”戏指的是“水白脸”的奸诈人物,如曹操、严嵩、欧阳芳、秦灿、顾读等。其中尤以曹操最为突出。黄润甫着意掌握曹操这个人物的性格,从脸谱到表演,在每出戏的特定环境中灵活运用,做到了气魄宏伟,性格鲜明,因而博得了“活曹操”的称号。例如,他演《捉放曹》的曹操,当陈宫指出曹操错杀了吕家数口的时候,他看到那“捆而杀之”的猪,嗽出了“嘿嘿”二字,肩膀同时一耸,眼神锐利地流转,把曹操的内心恧怍,明显地表达出来。一般的演员,此处多用背身,那细致的表情,就很可惜地忽略过去了。又如,他演《阳平关》的曹操,在痛哭夏侯渊的时候,不只单纯地唏嘘拭泪,同时还用眼神暗扫左右的将官,表现出曹操的权术。当曹操在山头观战,发现赵云救走了黄忠,他用令旗当作枪杆,模拟赵云的英勇,失手落旗于地,愣神呆视,频久不动,形若雕塑。这一连串的动作,虽然对曹操是个讽刺,但他演来不失气度,转觉孟德可爱。黄润甫“白脸”戏的特长很多,以上两戏,仅仅示例而已。他在“白脸”戏以外,凡是架子花脸人物,如李逵、焦赞、张飞、李七、马武、程咬金、窦尔墩等,演来都是栩栩如生。这主要是他善于揣摩并掌握了每个人物的性格,运用精湛的表演,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正如有人说:他演曹操,是有学问的奸雄;演窦尔墩,是有身份的寨主。黄润甫每演一剧,全神贯注,抬手动脚,节奏准确,一念一唱,结合感情。例如,他演《丁甲山》的李逵,念那几句:“管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我也砍他个花红脑儿烂!”念到那里,做到那里,声容并茂,节奏朗然。又如演《造白袍》的张飞,在[急急风]中上场,喊声“大哥!”刘备才要离座,他抢过去抱着刘备的靴尖,亮相,颧骨的肌肉突突乱颤(此处技术学钱宝峰),眼睛里由于预先抹入银朱,此时滴出红色泪水,鲜明地映在“眼瓦”下面,情极悲至,感人至深。又如演《贾家楼》的程咬金,他那“上楼”、“下楼”的身段,是由《雅观楼》的朱温身段变化而来,凝重利落,看出来是个草莽英雄用大踏步走上楼梯。至于他演《战宛城》,曹操“马踏青苗”的“趟马”身段;演《法门寺》,刘瑾的桌后“下场”;演《白绫记》,李七的“螳螂身子疙瘩步”;演《盗御马》,窦尔墩的两场“走边”、三个“下场”,都是干净利落,潇洒大方,不但准确,而且传神。还有演《失街亭》马谡的请罪“下场”,随着几个[撕边]锣鼓,表达了马谡心中预期的后果;最后背手拉枪,蹭着膝盖,擦步下场。这些,都是黄派挖掘了剧中人的内在感情而独创的。
黄润甫之后的架子花演员,绝大多数皆宗黄派。尤其是侯派侯喜瑞、郝派郝寿臣,受到黄派的影响最深。
八 接受穆、何两派影响的刘派
刘永春与金秀山是同时的优秀“铜锤”演员,论艺术不相上下,论风格各自成派。但是,刘派对于“铜锤”行的影响,没有金派深广,一般观众对于刘派的评价,也没有金派崇高。这主要是刘永春成名于上海,由沪回京,金秀山已享大名,金派的艺术风格深深地印在北方观众的心目中,先声夺人。所以,刘派的评价较金派稍逊一筹。记得刘永春由上海回到北京,头三天演了三出重头戏。第一天演头二本《草桥关》;第二天演全本《锁五龙》,由“闻报别宫”起,带“马踹唐营”、“两次被擒”;第三天演全本《普天乐·铡判官》,从“逛花灯”起,到“探阴山”、“闹五殿”止。这些戏都比金秀山常演的剧目分量重。金秀山演《草桥关》,从来不连演两本;演《锁五龙》,也只是[导板]起,不带“马踹唐营”。可是,金秀山的《草桥关》,一切唱念,几乎成了当时的标准路数。刘永春第一天演唱《草桥关》,开口头一个“引子”“终朝边塞,镇胡奴。扫灭蛮夷,震山河”,就引起台下一片哗然。他的嗓音雄厚洪亮,镇得住台,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议论呢?因为,金秀山念这个“引子”的“镇胡奴”的“胡奴”二字,是用昆曲的发音方法,“胡”字由“喝”字发声,归韵到“喉”字;“奴”字由“讷”字发声,归韵到“喉”字。“胡”、“奴”两字,本来是闭口音,这样念来,便成了开口音,音量就显得非常开阔,韵味也显得分外醇厚。刘永春念这两个字,“胡”字是用撮口音,“奴”字是由舌齿音转为撮口音,在音量上就显得窄了,韵味也显淡薄。观众听惯了金秀山,乍听到刘永春这种念法,未免就纷纷议论,说他不如金秀山好。因而整个一出《草桥关》都没有得到什么好评。第二天的《锁五龙》也只是平平唱过。直到第三天演《铡判官》,听了他“探阴山”中大段唱工,观众才适应下来,觉得刘永春的唱法,既洪亮,又宽厚,渐渐地对他有了好的印象,终于承认了他的刘派。从这件逸事,可以说明一个流派只要有它自己独具的艺术风格,迟早是能够得到观众的承认与拥护的。
刘永春号建衡,家里是唱皮影戏的,他小时候也唱过皮影戏。因为他的嗓子好,改学京剧花脸,先后得到刘万义、刘明久、沈春奎的指教,成为优秀的铜锤花脸演员。他身体魁梧,面色黑紫,外号叫“黑春”,成派之后,多称之为“黑派”或“春派”。他在北京搭过“春台”、“四喜”、“三庆”各班,常和孙菊仙合演《断密涧》、《天水关》、《捉放曹》等戏。他的单工戏如《白良关》、《锁五龙》、《铡判官》、《审七长亭》等也很有名。刘永春在上海时,与李派武生的创始人李春来很要好,他向李春来学过不少武戏,因而举手投足,“上马”身段、把子功夫等都很精彩,他曾演过《白马坡》的颜良,有唱片传世。刘永春的唱、念,受到穆派穆凤山、何派何桂山的影响很深。穆派的“赶板”、“垛字”、“耍板”、“垫字”,他继承的痕迹比金秀山更明显。何派的“猛”、“狠”两字诀,他也继承下来,又在“猛”、“狠”两字之外,多了一个“冲”字。但他学穆派的鼻音不如金秀山那样能灵活运用,所以他的唱工在韵味上似逊金派一筹。他学何派的“猛”、“狠”固然很好,但有时为了“冲”而忽略了适当地掌握尺寸,未免又失之“疏”、“敞”。然而刘永春的唱法,在洪厚之中,灵活有致,确是一帜独树。他的口劲也好,念白功夫具体表现在响亮清楚、干净爽朗的意境上。
刘永春的艺术风格,影响不及金秀山。只有在津成名的刘永奎,在唱工上部分地吸收了他的唱法,然嗓音不及永春宽厚,虽零金碎玉,偶露光芒,究非全璧。永春一派,遂为金秀山金派所掩,逐渐湮没无闻。但是花脸流派中,毕竟产生过刘派风格,正如诗坛李、杜之间,不能遗弃了崔曙的“曙后一星孤”。
九 接受穆、何两派影响而又影响了裘盛戎的裘派
裘桂仙的辈分,与金秀山、刘永春是同时的。不过他中年时候嗓子坏了一次,一度改操胡琴,直到光绪末年嗓子恢复了,才再次登台演出,享了大名,形成自己的裘派。所以,给人的印象,好像他是在金秀山、刘永春之后的优秀铜锤花脸演员。其实,他在青年时期已然一度成名了。他的艺术,得到何桂山、徐立棠、张凤台的传授,十二岁时加入“小鸿奎”班演戏,有人说他是“小鸿奎坐科”,即由此起。他先后搭过“小天仙”、“小长庆”、“喜庆”等班,演出《二进宫》、《白良关》、《御果园》、《天水关》、《草桥关》、《铡美案》等戏,颇负盛名。光绪二十四年后,他的嗓子坏了,改操胡琴,曾给谭鑫培托过腔。有一次谭鑫培去上海演出,就是他给操琴。光绪末年,他的嗓音逐渐恢复,直到民国初年,经俞振庭的约请,第一天在吉祥园与陈德霖、王凤卿合演《二进宫》,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从此他不再操琴,二次上台演戏。
裘桂仙虽然学穆凤山和何桂山,但在唱法上,却是略迹师意,不单纯追求形式。他把穆派的鼻音,也像金秀山那样地灵活运用,用以酿韵,而非用以行腔;穆派的“耍板”、“垫字”,他用以掌握气口,而非用以讨俏。他把何派的“猛”、“狠”两字诀,用以使气,而非用以卖嗓;何派的“炸音”,他屏而不用,相反地突出“圆”、“平”之音。裘桂仙唱工的最大特点是:清醇简净,苍老凝重,平稳大方,干净规矩。有一次,他与刘鸿升合演《双包案》,他演真包公,刘鸿升演假包公,两人一对一句地唱。虽然刘鸿升的嗓子又亮又冲,但是裘桂仙唱得清醇老练,使人感到不矜不躁,炉火纯青。相形之下,反觉刘鸿升的唱法有些火气。民国十几年时,余叔岩自己挑班,在新明戏院演出,铜锤花脸演员是裘桂仙,架子花脸演员是钱金福,合演《失街亭》、《击鼓骂曹》、《捉放曹》等剧,真是功力悉敌,珠联璧合。不用说《托兆》一类的重头戏,就是他在《琼林宴》中饰葛登云,只唱一段[二黄原板],在《战太平》中饰陈友谅,只唱一段[流水],观众也觉“过瘾”。这主要是他那清醇简净、苍老凝重的唱工已然卓立风格,自成一派了。然而,有些观众感到裘桂仙的唱工是平稳无奇,不如金派、刘派那样奔放,这是因为裘派那种清醇简净的意境,很容易被人认为“枯”、“淡”;那苍老凝重的意境,很容易被人认为“瘟”、“整”的缘故。公平而论,裘派的风格,确有其卓越之处,不能抹杀的。
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从小得到父亲的传授,裘门本派艺术,裘盛戎继承较多,裘派清醇凝重的特点,仍然保存在裘盛戎的唱工里。但裘盛戎又在清醇凝重之外,别具丰腴之韵、跳脱之姿。裘门两代,基本精神虽然相同,而风格上已然有些变化了。
十 接受穆、钱(宝峰)两派的影响而又起到广泛影响的钱派
在金秀山以“铜锤”成派,黄润甫以“架子”成派的同时,有一位以“武花”成派的优秀演员,那就是钱金福。
钱金福八岁入昆腔“全福”科班,科中以“金”字排名,所以取名“金福”。不到一年,科班解散,转入程长庚主办的“三庆”科班,与张淇林、李成林、陆杏林、陈德霖等同科,学文武花脸。当时的“三庆”科班,昆乱并重,钱金福的昆曲戏,就是在“三庆”科班打下基础的。他第一出戏学的是《贵妃醉酒》。为什么花脸演员也学《醉酒》呢?因为当时“三庆”科班的规矩,一切身段复杂,能够打基础的戏,不论哪个行当都要学。所以当时学《醉酒》的人,不只钱金福,还有唱花脸的“大个李七”李寿山。《醉酒》学完以后,钱金福才开始从于双寿先生学花脸戏。第一出是《芦花荡》,继之《山门》、《嫁妹》、《火判》、《刀会》等戏都陆续学了。他的嗓子“倒仓”后,便专学武花脸戏。钱金福的把子功夫,得到名教师崇富贵先生的传授,又加上自己的努力钻研,更吸取了穆凤山穆派、钱宝峰钱派的艺术精华,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穆凤山、钱宝峰都是“架子”、“武花”兼工的,所以钱金福的戏路子也是“武花”与“架子”兼工。他在武花脸之外,时常演出《失街亭》的马谡、《黄金台》的伊利、《取洛阳》的马武等架子花脸角色。不过,他的架子花脸戏,只单纯地注重于工架,不重表情;姿态好看,灵魂空虚。这与当时的黄润甫黄派相形之下,未免见绌。但是,钱金福把架子花脸的风度,运用在武花脸里面,便觉凝重大方,出人头地,创造出自己的武花脸独特风格,成为钱派。
钱金福的艺术,最突出的地方是处处讲“圆”,招招讲“稳”。有人说他的武戏是“太极的路子”,就是由“圆”、“稳”而来。细致地分析他的艺术特点,有“五好”之说,即:“膀眼”好,“步眼”好,“手里”好,“亮相”好,“脸谱”好。“膀眼”指的是“膀子功夫”,亦即工架的基础,关系“上身”的造型。他的“山子”、“通袖”、“端枪”、“出刀”,平稳浑圆,有筋节,有交代。每逢开打之前,他总是挥动“把子”,用膀子一晃两晃,造出气势,所以称他为“膀上有眼”。“步眼”指的是脚步,术语谓“行家看把子,要看脚底下”,即指脚步而言。脚步是武打的基础,关系“下身”的造型。无论“兜”、“扯”、“搭”、“盖”、“转身”、“垫步”,假若步下无术,不但“把子”凌乱,部位也会错落。钱金福掌握脚步极好,步步准确,处处真着,所以称他为“步下有眼”。“手里”指的是把子功夫,亦即拿枪动杖的基础,关系“武打”的造型。钱金福手里干净,无论是主动的“削”、“剁”、“刺”、“打”,还是被动的“接”、“递”、“掖”、“推”,一招一式,单摆浮搁,看似很慢,实则极快,所以称他为“手里有眼”。“亮相”是武打的塑形基础。钱金福的“亮相”,掌握了“稳”、“准”、“脆”三字窍门:未“亮”之始,不慌不忙;将至收式,部位摆准;收式亮相,屹然如铸。至于钱金福的“脸谱”,所以为人啧啧称道,主要是结合面部骨骼,突出特点,少用碎笔,画出性格,自成“钱派脸谱”。他的表演艺术,在“五好”之外,诸如“耍牙”、“喷火”等技术也很出色;“扎膀子”戏如周仓、火判等,更有发挥;独立剧目如《铁笼山》、《芦花荡》等,别具风格。所以,不只观众欣赏他的表演,同行中亦皆钦重他的艺术。谭鑫培、杨小楼都倚重金福如左右手,不可须臾离。尤其是杨小楼的拿手戏,都是经过钱金福指点的;剧中重要的配角,一时也离不开钱金福。在钱金福逝世之后,杨小楼认为自己演出的武戏,颇有“左臂凋残,不复完体”之感,可见推崇之意。
钱金福钱派的艺术,不只深远地影响了后学武花脸,即谭派老生只要动起“把子”,无不以钱派为规范。如余叔岩、言菊朋、溥西园等人,演《战太平》、《定军山》、《战宛城》等靠把戏,都是师事钱派的。钱金福的儿子钱宝森,深得家传,是钱派的优秀继承人。
十一 接受庆派影响的许派
在钱金福以武花脸而成流派的时期,京剧的舞台上颇重武戏。这些剧目的演出,不论主演与配演,都必须具备坚实的艺术功力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才能旗鼓相当,铢两悉称。观众的评论,并不严格地囿于主演与配演的界限,有时对于突出的配角的赞赏,反超于主角之上。这说明某些艺术精湛的配角演员,经过自己的努力,突破了原定的艺术成就。而这高超的、独具特色的艺术成就也很可能导致某某流派的形成。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里,以武花脸而成为流派的,就不止钱金福一人,另外还有许德义、方二群、范宝亭。
许德义出身于“福寿”科班。他的艺术,根底坚实,功夫精纯。为人则性格倔强,自视甚高。在武花脸演员中,他除了拜服钱金福之外,目无余子。他长期伴随杨小楼,演出重头剧目中的重要配角。但他也时常主演武花脸的正戏。他的艺术风格,严整悍跋,自成一派,与钱金福的圆浑稳健不同。在继承传统的痕迹上,钱金福受钱宝峰的影响较多,而许德义受庆春圃的影响较多。所以,许德义不只以《金沙滩》的杨七郎、《战金山》的金兀术一类的扎靠戏见长,短打戏、箭衣戏如《嘉兴府》的鲍自安、《蜡庙》的费德功等,也非常突出。他“手里”狠,“步眼”稳,“膀子”沉,“亮相”整,形成了整饬风度,但缺少“脆头”,兼乏灵活跳脱之致。(www.xing528.com)
许德义的表演艺术,虽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同行的钦重,但影响后学,不及钱金福钱派的深远。然其艺,至今犹为人所称道。
十二 专工“摔打”的方派
方二群是摔打花脸演员中的杰出人才,他的表演艺术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摔打”演员,当时称之为“方派”。在俞振庭早期的武戏里,他时常担任重要角色。
摔打花脸当然以“毯子功”,也就是筋斗功夫为主要的表演技术,而方二群在精于“毯子功”之外,兼精把子功夫。但他却不演靠把戏,若演之,也只是《阳平关》的许褚等角色,顺着赵云的枪杆走“抢背”、翻“倒扎虎”而已。实际上这路角色仍然属于摔打花脸。方二群把“靠把”的稳重风格,融化于“摔打”之内:他的“翻”、“摔”、“滚”、“锞”,不是急如星火,毛作一团,而是干净大方,起落有节。例如,他演《飞杈阵》的耿虎、《混元盒》的蛤蟆精,不论走“锞子”、翻“抢背”,还是“虎跳”、“前扑”、“肘丝爬虎”,都能做到起处如彩云徐张,落处如飞叶有致。观众报与他的彩声,不在主角之下。
方派表演艺术,影响了后来的范宝亭。
十三 接受方派的影响而又起到广泛影响的范派
范宝亭在花脸演员中是个一专多能的人才。他本工武花脸,兼演架子花脸,而对于摔打花脸的表演艺术尤有创造。他的艺术风格,突出表现在靠把戏和摔打戏两个方面。摔打戏中运用甩发,尤为一绝,如《打焦赞》的焦赞、《恶虎村》的郝文。他的靠把戏不同于钱金福的凝练,也不同于许德义的整饬,而是边式、利落、玲珑,别辟蹊径。例如,他演《取金陵》的赤福寿,唱完“学一个乌江自刎头”后,在一个[四击头]里,拔剑、抬腿、磨剑、转身、掏翎子、洒髯,然后横剑于颈,这一连串的复杂动作,不慌不乱,处处应节,而又明显、干净,令人看得清楚。他的摔打戏,如演《白水滩》的青面虎,“摔”、“翻”、“扑”、“锞”,干净利落;演《采花砸涧》的侯上官,连走七个“抢背”,个个在姜秋莲所念的[扑灯蛾]的节奏中,最后一个“锞子”,恰在“收头”结尾,飒然而止。范宝亭的功夫精纯,身手敏捷,下身轻便。他演《通天犀》一剧,在罗圈椅上的种种技术,形成一绝。这出戏,他学自梆子名净牛春化,又加以丰富,独创之处很多。他那“滚身上椅”、“掏翎子捣步跳椅”,都是横步作“星”,跳步作“垫”,十拿九稳,随心所欲。“星”是掌握尺寸部位,“垫”是掌握滚跳速度。范宝亭在传艺时,谆谆嘱告“星”、“垫”的重要性,可见他对于表演技术,先是作了精细的分析,然后才具体地加以使用。
范宝亭早年在俞振庭的武戏里担任重要配角,与何佩亭、迟月亭连同俞振庭,有“四亭”之称。后来,他也陪杨小楼演戏。晚年在尚小云、高庆奎的戏班里,常演架子花脸,如《红柳村》的邓九公、《穆柯寨》的焦赞等角色,平平而已。他的范派风格,突出表现在武花脸戏和摔打花脸戏里,影响后学很深。后来的武花脸演员,不走钱金福的路子,即走范宝亭的路子。所以,钱派和范派,成为武花脸流派中的两大主流。
十四 接受何、金、黄三派的影响而又起到广泛影响的新金派
自从金秀山专工“铜锤”,黄润甫专工“架子”,钱金福、许德义、范宝亭等专工“武花”之后,花脸行的分工更加明显。许多演员都趋于一工独专,蔚为风气。但是这种风气,并不能限制有条件、有才华的演员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金少山以兼精“铜锤”和“架子”而成为新金派,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金少山是金秀山的儿子,学艺于北京,成名于上海。金秀山曾把金门本派的代表作都传授给他。同时他还从韩乐卿(韩二刁)学架子花脸戏及武工把子。有时他也向其太老师何桂山学戏。从宣统三年到民国三年,他随父同搭“双庆班”、“鸿庆班”,担任剧中次要角色,例如:他与梅兰芳、朱素云、谢宝云等合演过《岳家庄》,扮演牛皋;与韦久峰合演过《六部大审》,扮演刺客史龙;与他父亲金秀山合演过《白良关》、《穆柯寨》,扮演尉迟宝林和焦赞。后来,他辗转外地多年,到了上海,艺术大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他回到北京。“头一转”第一天在华乐园演出《盗御马·连环套》,第二天演出《断后龙袍》;“下一转”又演出头二本《草桥关》、《清风寨》、《刺王僚》,轰动了北京的观众。因为在北京的舞台上,自从金秀山、刘永春等相继去世之后,铜锤花脸只有一个硕果仅存的裘桂仙,而年事日高,颇有“美人迟暮”之感。这一时期,花脸行里“架子花”的声价比“铜锤”高得多。例如:演《失·空·斩》,必须有好马谡,司马懿似乎就不太重要了;《草桥关》、《白良关》、《御果园》、《铡美案》等“铜锤”戏,只排在开场第二、三出;《二进宫》一剧,尚小云偶然演之,也是由裘桂仙承担徐延昭,无功无过。从客观反映上看,似乎观众已不喜欢铜锤戏了。其实,这只是没有好“铜锤”的缘故。金少山回到北京,以铜锤戏、架子戏次第上演,他的嗓子好,扮相好,个头好,唱、念、做都好,一时北京舞台上的许多铜锤戏,立刻恢复了声价。这一点,不能不说是金少山的功绩。
金少山既然兼工“铜锤”和“架子”,从剧目上讲,他已超越了他父亲金秀山金派的范围。他的艺术风格,自然就不能拘囿于金门本派。金少山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他结合条件,发挥了艺术才能,形成了自己的金派,即新金派。
金少山独具的条件,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的嗓音,没有金秀山那么瓷实,但比金秀山响亮。花脸的嗓音讲究“龙虎音”,“龙音”就是立音,“虎音”就是横音。最好的“龙音”要立而奔放,最好的“虎音”要宽而渊厚。金少山的“龙虎音”就是如此。“龙虎音”之外,他又擅用“风音”与“雷音”。“风音”是平回之韵,“雷音”是低拔之声。如此则高、横、平、低,各占一角;奔放、宽厚、回荡、劲拔,荟萃于金少山的唱工之内。
二、他有很完整的“十字音”,高低宽窄,自然协调,行腔酿韵,不用雕琢,非常悦耳。“十字音”是一句术语,意思是指“高”与“低”、“宽”与“窄”的音量距离适度,像“十”字那样平匀。具备这种嗓音,唱起来则拔“高”不刺耳,落“低”不枯瘪,放“宽”自然有度,收“窄”自然有韵。例如,他唱《审李七》中“李七怎敢攀扯好人”那句的“怎敢”两字,《连环套》中“饮罢了杯中酒”那句的“杯”字,《断皇后》中“王朝马汉齐开道”那句的“开道”两字,都用拔音,近似嘎调,翻高而起,但不觉得奇突,反觉“顺理成章”,妙造自然,这就是他具备完美的“十字音”的缘故。他在念白里,用“窄音”能字字入耳,偶放“宽音”,又有山鸣谷应之势。例如,他念《刺王僚》中自报家门的“姬僚”的“僚”字,《断密涧》中“可恨飞鼠盗仓粮”的“仓粮”两字,出音润厚、铿锵,却又结合“窄音”,为“宽音”而蓄势,便有声震屋瓦之感,这也是他具备完整的“十字音”的缘故。金少山有这样的好嗓子,在唱法上虽然是金门本派的路数,但在发音上却不是金秀山那种口鼻共鸣的发音方法。有人说,金少山唱工的“味道”,不如金秀山“厚”,就是这个缘故。可是,金少山的唱工,有腔皆圆,无音不响,瓮声瓮气,洪亮爽快,却也自成一格,为听众所喜爱。
三、他的体态魁梧,身材又很矫健。他的戏路子很宽,一切剧目中的配角和正角都能扮演。他拿起“把子”,抬手动脚,边式干净。尤善于体会剧中人物的性格,在表演艺术上有突出发挥。
四、他与他父亲在北京同班演戏的时候,受到他的太老师何桂山何派的艺术熏陶。何派代表作如《龙虎斗》、《取洛阳》、《黄一刀》等剧中的艺术特点,他吸收很多,扩展了自己表演艺术的幅度。同时,他也吸收了黄润甫黄派的艺术精华,如《下河东》、《清风寨》等剧目的表演方法。他甚至对于擅演滑稽花脸的屈兆奎的艺术(如《双沙河》等剧)也适当地采取,灵活地运用,扩大了自己表演艺术的范围。
金少山具有这四个方面的条件,他形成的艺术风格,就与金秀山完全不同了。所以,他演唱的铜锤戏如《白良关》、《草桥关》、《御果园》、《刺王僚》、《铡美案》、《断密涧》、《二进宫》等,基本上虽然是金秀山的唱法,但由他的嗓音唱出来,听上去就与金秀山不同。而他擅长的架子戏如《黄一刀》、《清风寨》、《取洛阳》等,又都是金秀山不曾演过的。金少山的艺术成就,无形中超越了金秀山,形成了新金派。
金少山的做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主张“大气派”的。所谓“大气派”,就是气魄雄厚。他扮演的项羽、徐延昭、尉迟敬德、铫期、包拯、王僚等角色,从形象到表演,都能说明这一点。他在“大气”之中,也有细致、玲珑的一面。例如,他演《牧虎关》的高旺,见了“达婆”之后,那一段[梅花板流水]的歌唱,配合许多戏谑性的小动作,就非常细致,给人的感觉是爽朗而不是厌气。他演《清风寨》的李逵,在装扮起“新娘”之后,起[花梆子]走“浪子步”,偌大身躯,妩媚有致,但不庸俗。他演《盗御马》的窦尔墩,三个“下场”都不用[四击头],反觉气派宏伟;窦尔墩点熏香时,他是点着香从远处向里吹,不是凑在看马人的鼻尖上乱摇乱晃;看马人熏倒以后,他不是立刻走进后场“盗马”,而是当场起[九锤半],用刀劈开栅子,当场“盗马”,这都是比较细致的表演。他演《草桥关》的铫期,通场走“老步”,头上“汾阳盔”的绒球,随着脚步,应节颤动,丝毫不乱。他演《取洛阳》的马武,“闹帐”中的几个[叫头],撕腿扬扎,同起同落,飘飒有致。《取洛阳》马武的扮相,他是扎绿靠、戴“扎巾盔”,这是宗法何桂山何派的。一般的扮相,都是扎红靠、打“扎巾”,是宗法黄润甫黄派的。这里附谈他演马武的扮相,也可以说明他的戏路博采于何、金、黄三派。
金少山虽然兼工“铜锤”和“架子”,可是他不大演白脸戏。偶尔演唱,也只是《捉放曹》、《阳平关》的曹操,《开山府》的严嵩,《下河东》的欧阳芳,《空城计》的司马懿等不过十几出。这几个人物,除了《下河东》学黄润甫黄派外,其他都是走“铜锤”的路子,因为他父亲金秀山就是按“铜锤”的路子演的。但金少山白脸戏的表演风格,仍然是结合自己的独特条件,并没有局限于金派之内。照例,“白脸”人物的亮相,必须微蜷身子,配合那高不过耳的水白脸,亮所谓“低头相”,以表现奸诈人物的阴险性格。金少山身体魁梧,生怕蜷身有驼背之嫌,便大胆地改用“扬头相”。他演《阳平关》的曹操、《开山府》的严嵩,用此相演来,倒也显得气魄雄阔。至于《捉放曹》的曹操,用此相演来,在身份上虽与“魏王”、“严相”有了距离,但给人的印象,反觉这样演法,把曹操初露头角,敢做敢当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恰如其分。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金少山如何以自己的特殊条件为基础,博采旁收何、金、黄各派之长,变化为用,精心创造,突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了自己的流派。他的新金派,确是风靡一时,影响广泛。到现在有许多“铜锤”人才,虽由于条件各异,不是具体地学金,但受到新金派的影响是很深的。
金少山在上海演戏的时候,虽然是“坐包”(即长期固定在一个剧团里充当配角),但是在星期天的日场节目中,总是请他演些正戏,如《盗御马》、《连环套》、《牧虎关》、《御果园》等,排在大轴,观众非常欣赏,非常欢迎。北方的名演员应邀到沪演出,也时常与他合作,例如梅兰芳在上海演出《霸王别姬》,项羽一席,总是由金少山担任。他的声誉,与日俱增,直到一九三七年,他回到北京自己组班,以花脸大梁,长期公演,号召力持久不衰,甚至超越了当时的许多班社。在他以前,花脸演员中虽有穆凤山、何桂山、刘永春等演过大轴戏,但他们还不是挑班的性质。真正以花脸演员挑班者,可以说自金少山始。他演出的剧目,都是一般常见的铜锤戏、架子戏,但增益头尾,恢复全豹。例如,头二本《草桥关》、《断皇后》带《打龙袍》、《御果园》带“金殿”、《牧虎关》带“游庄”、《审李七》带“长亭”、《铡美案》带“开铡”。有时,他一场双出,也不过是大轴《刺王僚》,前面加演《清风寨》;或大轴《阳平关》,前面加演《下河东》。而《取洛阳》、《五台山》、《太行山》、《龙虎斗》、《大回朝》等剧,则只演一出,排在大轴,便能招致满堂观众。从前,这些剧目都是排在开场或中轴的戏码,但一经金少山演来,却能以几十分钟的剧目,使观众得到满足的艺术享受。这说明金少山在花脸演员行列中,称得起是一位杰出人才。金少山也力求创新,排演新编剧目,曾请我给他编写《钟馗传》和《金大力》等剧本;对于如何表现新的人物,他也有独特而高明的见解。我和他谈起戏来,往往通宵达旦,意犹未尽,不知东方之既白。
十五 受到金、黄两派的影响而又独具风格的郝派
当金少山还在上海“坐包”,不曾回京挑班时期,北京的舞台上已然出现了两位杰出的花脸演员,一位是郝寿臣,一位是侯喜瑞。
郝寿臣出身于木匠家庭,九岁时拜“小福盛”科班的吕福善先生为师,学铜锤花脸戏。同时,由他师伯韩瞎子指点武功。后来曾由韩瞎子携往天津天福茶园搭班演戏。那时剧团中挑班的是汪桂芬(汪大头),郝寿臣陪汪桂芬演过《取帅印》,扮演剧中的秦怀玉。以后,他为了维持生计,深研艺术,走遍了营口、辽宁、公主岭、哈尔滨一带,先后向阎宝恒、朱子久、唐永常(唐常儿)、张凤台等学戏。后又辗转回到北京,为了观摩金秀山、黄润甫的艺术,他不惜充当配角,以便长期在北京搭班。所以,他受到金、黄两派的艺术熏陶极深;他的艺术风格,以至形成自己的流派,金、黄两派对他的影响至巨。
郝寿臣在花脸艺术上的创造是超越前人的。他不但形成了自己的郝派艺术风格,还继承、发扬了许多将近失传的传统剧目,并创造了许多独有的新剧目。他的铜锤戏很有基础,后来他专一研究架子花脸戏,就是在铜锤戏的基础上,融合变化,开辟了架子花脸艺术的一个新境地。他的架子戏,以黄润甫黄派为绳墨,观众也公认他是黄派传人。但郝寿臣是学黄派之神,而非学黄派之形;学黄派之韵,而非学黄派之体。最突出的是:他的唱法完全与黄派不同。一般架子花脸演员学黄派,都学黄润甫的晚年风格:“唱字不唱腔”。利用“沙音”、“炸音”、“腭音”、“齿音”,唱出来的韵味虽然苍老沉着,但行腔未免雷同,韵律也嫌单调。郝寿臣有极深厚的“铜锤”基础,他把“铜锤”的唱法运用在“架子”的唱工上,无形中就超越了黄派的范围。他的唱法,受到金秀山金派的影响最深:出自膛音,结合口腔,特别是通过鼻腔。这种发音方法,可说是纯学金派。但是金秀山的鼻音是蕴藏、含蓄在字音之内,郝寿臣则突出地流露于字音之外,听起来,他的鼻音比金秀山既重且显。这是个人的天赋条件有所不同,而不是方法上有所差异。郝寿臣吐字行腔,全用“圆音”,不走“沙音”,所以他的唱工,醇圆浑厚,在黄派风行后的架子花脸演员中,卓然不群,自成一派。一般说来,“铜锤”的唱工,必须用“立音”、“顺音”;“架子”的唱工,必须用“横音”、“炸音”。郝寿臣虽然于铜锤戏有基础,但他过了“童子音”的时期,嗓子已然不是唱“铜锤”的嗓子,而是只能唱“架子”的嗓子了。尽管他把“铜锤”的唱法运用在“架子”的唱工上,毕竟限于条件,不是以“铜锤”的嗓子唱“铜锤”的腔调。所以他的唱工,虽然是学金秀山,可是他又把架子花脸的“横音”、“炸音”与铜锤花脸的“立音”、“顺音”做到了较好的协调,成为一种“圆音”唱法,听起来不似金派的味道,而骨子里却是金派的精神。
郝寿臣的念白,也不是黄润甫晚年的高音走“沙”,低音用“轧”,特别突出“炸音”的方法,而也是以“圆音”为主,和他的唱工成为统一的风格。他在“圆音”之外,还利用“遏音”、“擞音”、“归音”、“缀音”、“欬音”,有时也用“炸音”。他根据剧中人物不同的性格、感情,变化为用,形成了一套郝派念法。例如,他演《捉放曹》“过关”那一场,有一段背供念白是:“我若转去,反被他人疑我,追而擒之,反而不美。有道是大丈夫只有向前,哪有后退之理?待俺打马进城!”这段念白里的“美”字、“理”字,都是“遏音”;“打马进城”的“马”字,用“A”音复沓,与《华容道》的“歇息歇息吧”的头一个“息”字,用“yī”音复沓,都是“擞音”。他在《连环套》的“怎样逃出罗网”的念白中,“网”字由“江阳”韵归到“中东”韵,就是“归音”。他在《捉放曹》中,演到曹操听说父亲逃往远郡避祸时,叫出一个“不好了!”“了”字在“liǎo”音之后又缀了一个“wēi”音,就是“缀音”。他演《除三害》,在周处表白中“先父周鲂”的“鲂”字,《法门寺》里“锦绣江山咱大明”的“山”字,《连环套》里“尊意如何”的“何”字,都是直嗽而出,就是“欬音”。以上这些念法,都是郝寿臣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为了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以自己的艺术心得,创造性地突出了郝派的念白特点。
郝寿臣的做工,深得黄派神髓,而又探索挖掘,更加细致。这不但表现在他最杰出的曹操戏上,就是他演李逵、牛皋、张飞、周处、李七、鲁智深、窦尔墩等角色,也能根据每个人物的精神状态、性格、感情,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的曹操戏,能在黄润甫博得“活曹操”的盛誉之后,又被观众公认为“活孟德”,确有他突出的创造。他曾演过十六出曹操戏,每戏各具特点,有口皆碑。同时,他所演过的其他白脸人物,如《审潘洪》的潘洪、《四进士》的顾读、《骂王朗》的王朗、《下河东》的欧阳芳等,也非常精彩,演出的艺术效果,都不弱于曹操。
郝寿臣在脸谱的勾画上,创造更多。例如,曹操的脸谱,他把整个脸型的部位,勾得比老派谱式要高一些,用干烟子加重眉毛的颜色,远看是毛茸茸的,质感很强;眼窝勾得特别细,法令纹、鱼尾纹的笔锋,秀而有力。这样的勾画,看出来曹操是个有才华、有气度的奸雄,不是一般的奸佞人物。他勾画牛皋、铫刚等“十字门”脸谱,在眼瓦开端处微破一线,更能活跃面部的表情,可称神来之笔。他勾画鲁智深的脸谱,创用“孔雀眉”,用水红褪晕脸蛋的肉色,突出了鲁智深的爽朗朴实。他勾画李逵的脸谱,用老派“变格十字门”的谱法,比起一般勾画的“凹眼瓦”、“露鼻孔”的形象,更觉憨厚可爱。他勾画李七的脸谱,根据歪脸的真实性,重新布局,把它风格化了,和黄润甫勾画的谱式不同。
在剧目上,郝寿臣一方面继承了许多花脸的独立剧目,如《瓦口关》、《红逼宫》、《打龙棚》、《打曹豹》、《赛太岁》等;一方面与杨小楼合作创编了《野猪林》、三四本《连环套》、《渡阴平》、《坛山谷》、《康郎山》、《百骑劫魏营》、《陵母伏剑》、《灞桥挑袍》等,与高庆奎创作了《赠绨袍》、《史可法》、《马陵道》、《八义图》等,与马连良创作了《论英雄》、《串龙珠》、《鸿门宴》、《火牛阵》、《审潘洪》等,并且创演了以自己为主的《荆轲传》、《桃花村》、《如是活佛》、《牛皋招亲》等独立剧目。
总而言之,郝寿臣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在唱、念、表演、脸谱等方面,还是在新编剧目方面,都是非常丰富的。郝派的艺术,影响后学很深。他的大弟子樊效臣,是郝派的第一传人。而袁世海虽身列第三,却又后来居上,传郝派艺术于今日剧坛。其他弟子如王永昌、李幼春、周和桐、王玉让,也都是郝派嫡传。郝派的艺术风格,渗透于花脸行的各个方面。
十六 接受黄派艺术的熏陶而又起到广泛影响的侯派
侯喜瑞与郝寿臣同时成名。他俩都是专工架子花脸的演员。当金少山尚未回到北京挑班演出时期,北京的花脸演员,侯、郝并称,驰骋于艺坛之上。那时北京的舞台上,架子花脸戏煊赫一时,铜锤花脸戏十分冷落。主要的原因,就是侯、郝的表演艺术非常出色,倾倒了万千观众,而没有一个突出的铜锤花脸演员与之抗衡。所以,侯喜瑞、郝寿臣的名字,深深地印在观众心里,异口同声地誉之为“侯派”、“郝派”。
侯喜瑞于“喜连成”科班(“富连成”的前身)坐科学艺。他是第一科的学生,以“喜”字排名,与雷喜福、康喜寿、王喜秀是师兄弟。他初从“一条鱼”李先生学梆子老生,演过《三疑计》、《打御街》、《杀庙》等剧。后来又从萧长华先生学京剧丑角,演过《打砂锅》、《打灶王》等剧。最后才从韩乐卿先生学架子花脸和武花脸戏。他的形体基本功和武功的根底非常坚实。出科后,历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杨小楼、马连良各剧团中,配演重要角色;而他自己主演的单工戏如《取洛阳》、《丁甲山》、《清风寨》、《闹江州》等,更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各班社争相约聘,搭班很多。有时在一天晚上,他应三个剧团之约,都演《清风寨》,为了赶场,不及卸脸,坐在暖篷车里,辗转各个戏园,连续演出,而演出的效果都很圆满。
侯喜瑞的嗓音,天赋虽然较差,但是他的“沙音”、“炸音”、“腭音”、“齿音”都好。他凭借这些条件,学黄润甫黄派的晚年唱法——“唱字不唱腔”。那时,黄润甫仍在舞台上演出,侯喜瑞专心致志地观摩学习,深得黄派艺术的风范。为了亲受教益,辗转营求,得拜黄润甫为师,更进一步地探求黄派的艺术精华。侯喜瑞是坐科出身,他的武功根底、腰腿功夫比黄润甫还扎实(黄润甫是翠峰庵票友出身),抬手动脚,干净利落;工架亮相,漂亮洒脱。他学黄派,具备着优越的条件。所以,在黄润甫逝世之后,渴想黄派声容的观众,深庆得此传人,推崇备至。在观众的拥护之下,他的艺术不断发展,直到形成自己的侯派。
侯喜瑞的唱工,不但突出“炸音”、“沙音”、“腭音”、“齿音”,而且四声准确,“喷口”、“归韵”都有功夫。他虽然是“唱字不唱腔”,而听起来也有“腔”的韵味。以他唱的《盗御马》中两段[二黄散板]为例:如“朝前闯”的“朝”字、“闯”字,“入营房”的“房”字,“四下观望”的“望”字,“今在那厢”的“那”字,“跟着他”的“他”字,“暂躲一旁”的“旁”字,有的属于“遥条”辙,有的属于“江阳”辙,有的属于“发花”辙,他都用“炸音”唱出来,表现了窦尔墩叱咤风云的气概。这种“炸音”的使用方法,基本上源于何桂山何派,影响了黄润甫黄派,又由侯喜瑞继承下来。再如“下山冈”的“山”字,就是“沙音”。“入营房”的“营”字,用“讷”字一垫,向下一沉,就突出了“腭音”。又如“乔装改扮”的“装”字,是阴平字,他唱得很“圆”。“御马圈”的“圈”字、“黄三太”的“太”字,是去声字,他以先抑后扬的方法,用小腔唱出来,表现了字音的准确。“耳边厢又听得”的“得”字是入声字,他用“逢入必断”的方法,短促而出,不但保持了准确的字音,又显示了挺劲的“喷口”。又如“来至在御营中四下观望”的“望”字,由“乌”字发音,收到“望”字,这就是“头腹尾”的归韵方法。又如“朝前闯”的“前”字、“梆铃儿响亮”的“响”字,也是采取“归韵”的方法,用“擞音”行腔。可见侯喜瑞的唱工,首先是注重字音,以字生腔。虽然说他是“唱字不唱腔”,但并不是有字而无腔。
侯喜瑞的念白,也是标准的黄派,与唱工的风格是统一的。但他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除用“炸音”、“沙音”、“齿音”、“轧音”外,还配合“喉音”,运用“归音”。比如,念“由求”辙的字,都走“喉音”;念“江阳”辙、“言前”辙的字,都用“归音”。尤其是他的四声准确,尖团分明,口法讲究,字音清切,组成了一套清爽、苍劲的念法。例如,他演《战宛城》,报家门“曹操”的“操”字,标准阴平,直送到底。“违令者斩”的“斩”字,上声上滑,利用“炸音”,突拔而起。念《击鼓骂曹》中“元旦佳节”的“节”字,咬准尖字,而又念准去声,非常准确。这些念法,并不是他的独得之秘,一般花脸演员也同样得到过这些传授,但念出来却没有他那样的清切入耳。这主要是侯喜瑞的念白功夫,坚实精深,高人一筹。
侯喜瑞的做工,更是侯派艺术中最突出的部分。他做戏时的一切神气、身段,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发于内,形于外”。也就是说,从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出发,运用艺术手段,表现人物的神态。当我们欣赏这些艺术形象的时候,不但感觉到鲜明的人物思想感情倾注在这些艺术形象之内,而且感到有一种美的享受洋溢在这些艺术形象之外。这种美感,表现在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投足、工架亮相。凝练之中寓敏捷,率脆之中寓端重。为什么看他的舞台形象,从前、后、左、右各个方面看,都是美的?主要是他具备了完善的形体条件、扎实的技术基础、深厚的艺术修养、精湛的表演功力,加以千锤百炼、锲而不舍,遂能脱形略迹,浑如天成,使观众得到一种目旷心怡、爽然舒适的美的感受。例如,他演《盗御马》中的两场“走边”、三个“下场”,虽然是一般的“云手”、“通条”,拄拳扬臂,变腰、涮腰,垫步、跨步,撕腿、踢腿,撕扎、甩髯,而在他演来,却似雨后花明,别饶风韵。又如,他演《群英会》的黄盖,“报军情”那一场,幕内一声“二位将军候喳!”然后撕着下甲,飒然而上,看上去真像一只大黄蝴蝶,翩翩飞来。在“定计诈降”那一场,他唱完四句[摇板],拜别周瑜,膨髯拱手,徐转身躯,端平了“鸳鸯式”的膀子,阔步而下,又凝重,又漂亮,又款式。又如,他演《战宛城》的曹操,“马踏青苗”一场,他在[北泣颜回]的曲牌声中策马行军。左、右两个犄角,横鞭扬鞭,亮“正身”相和“背身”相,在[抽头]中用[大撕边]的节奏衬托,徐徐地端起膀子,稍加颤动,表现出曹操踌躇满志的心理状态。在上、下场门高台上的勒鞭捧鞭,两个勒马的亮相,威仪万千,浑如雕塑。在马惊后的两番勒马身段中,他大转身、大塌腰,而用小垫步;以及三番“转鞭子”,疾如旋风,表现了控马不住,踢跳盘旋的意境;最后一勒,在[碎撕边]锣鼓声中,蹉步斜趋,勒马亮住,水袖不动而颤,表现了跨下马惊,马上人惊的急迫情景。这一连串的表演技术,使观众能够清楚地看出他是如何从生活中提炼动作,经过艺术加工,创造为艺术性的身段。再结合他那精湛的表演技巧,变化为用,以美的姿态展现于舞台之上。侯喜瑞所能表演的人物,类型很多,“蟒”戏、“靠”戏、箭衣戏、快衣戏,无一不精,如曹操、刘瑾、顾读、马武、张飞、马谡、焦赞、黄盖、窦尔墩、邓九公、李逵、蔡庆等角色,他都能塑造出鲜明、漂亮的艺术形象来。他在中年时期,还兼演武花脸戏,如《取金陵》的赤福寿、《定军山》的夏侯渊、《古城会》的蔡阳等。他没有编演过自己主演的新剧目,但是在程砚秋的新戏《红拂传》中,他扮演虬髯公;在梅兰芳的新戏《凤还巢》中,他扮演周监军;在杨小楼的三、四本《连环套》中,他扮演窦尔墩,这些新角色都标志着侯派风格的创造性的表演。
侯喜瑞侯派的艺术,相当广泛地影响了同时期的和后起的架子花脸演员。与郝寿臣郝派的艺术一样,许多花脸演员虽未具体学侯,而某些方面都渗透着侯派艺术的精华。
十七 家学渊源而又旁收博采的新裘派——裘盛戎
时代的翅膀掠过艺海的波涛,逝者如斯,新浪迭起。“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郝、侯两派以及新金派活跃于舞台的时候,后起花脸演员中,已然孕育了两朵奇葩。这两朵奇葩,又得到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香远益清,各自成派。这就是裘盛戎的新裘派和袁世海的新郝派。
裘盛戎是裘桂仙的次子。裘桂仙望子成龙,从小就把他送到“富连成”科班学艺。那时“富连成”的社长叶春善,由“喜”字科办到“盛”字科,人才辈出,桃李满门,伯乐相马,骐骥无遗。他发现裘盛戎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好“铜锤”,特礼聘盛戎的父亲裘桂仙来社执教。这时,裘桂仙的三子世戎也入科学艺,排在“盛”字科以下的“世”字科。裘桂仙为了造就两个爱子,欣然接受聘请,每天到“富连成”教戏。老裘先生凛遵“慢板要紧,快板要稳,散板要准”的原则,要求极严。而要达到这一标准,必须掌握好唱的“气口”,尤其是花脸唱腔的[垛板]、[快板]、[流水板],尺寸极快,求稳极难。有一次,老裘先生教授《断密涧》李密的唱腔:[快板]加“垛”,[流水]转“快”。变化之间,了无痕迹。当时的教戏方法是口传心授,学生们一时很难领会。老裘先生为使盛戎示范,对他更加苛求。可是盛戎也不能顿然彻悟,屡教屡试,终难达到要求。急得老裘先生拿起“戒方”(旧时科班责打学生的板子),狠狠地说:“你这笨货!”边说边用“戒方”搅动盛戎的牙齿,经过别位先生的劝解,才肯罢手。裘盛戎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又加自己揣摩,终于得到诀窍。行腔使气,绝肖老裘。稚龄登台,即获盛誉,赞为童年花脸中佼佼之才。曾灌制《草桥关》唱片,今日听来,犹是老裘风范。
裘盛戎出科之日,即届“倒仓”(男子变嗓)之期,嗓音恢复,须待一个较长的过程。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嗓子才渐渐地缓过来。此时,四小名旦之一的宋德珠挑班赴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二牌老生约请了杨宝森,架子花脸约请了袁世海,铜锤花脸就约请了裘盛戎。他的嗓子虽然逐渐恢复,但弱羽传枝,难动大戏,只能演《空城计》的司马懿、《击鼓骂曹》的曹操等重要配角。再经过一个时期,金少山赴沪,在皇后大戏院演出,二牌花脸又约请了裘盛戎。此时,他的嗓音康复多了,与金少山合演《闹江州》,金演李鬼,裘演李逵;合演《刺王僚》,金演王僚,裘演专诸;合演《白良关》,金演大黑(尉迟敬德),裘演小黑(尉迟宝林)。论扮相的魁伟、嗓音的洪亮,裘之于金,当然是小巫之见大巫。但裘盛戎毕竟是家学渊源,天才纵逸,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极会运用嗓音。当他与金少山对口唱时(如《白良关》中“柳林相会”一场),金少山固然是声震屋瓦,而裘盛戎却韵溢弦外。有些懂戏的观众窃窃私议,都说裘盛戎的唱比金少山还有“味儿”。这种皮里阳秋,在金少山驰骋艺坛,睥睨一世之际,虽未公之于世,而“裘盛戎唱得有味儿”已深深地印在许多观众的心目中,打下了裘盛戎自己“挑梁”的基础。一九四八年,金少山谢世,便有人鼓励裘盛戎挑班。他很谦虚,又很谨慎,不敢贸然尝试。经过各方面的怂恿激发,他才以变相合作的形式,到天津演了一期。阵容是:裘盛戎头牌,孙毓堃、贯盛习、李多奎、陈永玲等众星捧月。演出了《盗御马·连环套》、《断后·龙袍》、《断密涧》、《铡美案》、《铫期》、《牧虎关》等戏,都博得观众的热烈欢迎。演戏的规律是:鼓励性的刺激,更能激发起演员的切磋和钻研。这次意外的收获,使裘盛戎的表演艺术,百尺竿头,又进一步。直到他以双头牌的地位,与谭富英合组“太平剧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以五班合作(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的团结精神,合组北京京剧团,他的艺术,年经月纬,愈演愈精湛,愈演愈突出。终于在他未逝世之前,已成为全国公认的新裘派。
裘盛戎之所以由裘门本派而形成自己的新裘派,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提高了演员的政治地位,演员们自觉地加强了政治学习和艺术修养,使他在原有的深厚的舞台艺术之外,又获得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充实了自己。裘盛戎深刻领悟到“演戏是演人物而不是演行当”这个道理,重新修正并补充了他以前演戏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单指老裘派嗓音的沉郁或工架的古板,而是指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人物思想感情方面还没有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他掌握了这一重要环节,严格地要求自己,观摩借鉴,旁采博收,潜心钻研,匠心独运,把从前与他同台合作的优秀演员的精湛表演尽收眼底;无论生、旦、净、丑,文武两门,以及姊妹艺术,古今艺品,皆通过咀嚼酝酿,采撷精华,渗透在他的表演艺术之内,尝遍知味,用当通神。这种广集博采、研究融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在旧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的。
从此以后,他即使演出一个普普通通的传统剧目,虽然经过前人千演万演,味同嚼蜡,但由他演出,反觉蔗味回甘,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迹象未异而光景常新。例如,他演《铫期》,当铫期听说铫刚打死国丈之后,一个“马失前蹄”的身段,一句强压怒火抑声唤子的念白,蓄势藏锋,再唱出“小奴才做事真胆大”的突起高腔,“山雨欲来风满楼”,立刻拨动了观众的心弦。而“打死了国丈你犯王法”的“犯”字,用麒派的哭音唱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铫期的怒、恨、悲、悔的复杂心情。历来演铫期的昔贤名宿,都没能唱出这个意境。下面的“难得尔等们全忠孝”一段六句,历来是“遥条”辙与“江阳”辙衔接使用,虽然实大声洪,铿锵悦耳,但对于特定环境中铫期的感情描写就一般化了。裘盛戎创造性地把这六句唱词改为通体“衣齐”辙。从辙口上的改动,就知道他是从人物的感情出发,大胆突破了传统樊篱。辙口的音乐感,与唱出来的感情有密切的关系。“衣齐”辙表现悲、悔、怒、恨的感情,无疑是恰当的。但花脸以阔口取胜,最怕“衣齐”。裘盛戎五音俱好,唱“衣齐”辙的字,照样能声情并茂。所以,他改的这一段“难得尔等们全忠义,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题。二堂之上忙绑起,我一家大小甚惨凄。悲悲切切金殿去,有罪之人跪丹墀”,唱得字字真切,字字透彻,把铫期的低潮情绪,有层次地、扬而复抑地表达出来。最后“悲悲切切”一句,又用了老生腔,压抑之情,回旋婉转。而“金殿去”三字,不用一般花脸[二黄散板]的“擞”腔,在轻微地念出“咳”字之后,直截了当、干板垛字地唱出来,唱出了铫期绝望的末路。这一场戏,仅仅十句[散板],能使观众“过屠门而大嚼”,“三月不知肉味”,此无它,唱出了感情,打动了观众,把艺术的魅力深湛地发扬出来。抚今追昔,真所谓“储材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了。再例如,他演《秦香莲》的包拯,“公堂”一场仍本传统路数,但是那一段主唱“包龙图打座在开封府”,却把包拯的艺术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不是从前所谓的一般“黑头”。且不论唱词中“左眉长,右眉短,左膀高,右膀低”的迷信色彩一扫无余,只以唱腔而论,他以情带腔,表现了包拯沉着肃穆,耐心期待地规劝陈世美,有礼有节,以理服人。“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唱出了娓娓而谈的意境。“提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我料你在原郡必有前妻”,则如午夜清钟,振聋发聩。“到如今她母子前来寻你”,在“她母子”三字上使用了低回的软腔,唱出了对于秦香莲的悲苦遭遇十分同情。而“为什么不相认反把她欺”的“她”字使用硬腔,又唱出了对陈世美的肮脏灵魂当头一喝。最后“我劝你认香莲是正理,祸到临头悔不及”两句,总结式地表明了包拯的苦口婆心,非常鲜明。这一段主唱和后面“开铡”一场劝慰秦香莲时的几句[散板]“看过纹银三百两,亲手交与陈夫人。教育儿孙把书念,千万读书莫做官。你丈夫倒把高官做,害得你一家不团圆”,都是用感情充沛的唱腔,把包拯彼时的复杂心情,刻画得明朗透彻,塑造出了鲜明的音乐形象。如“千万读书莫做官”的“莫”字,又融化了麒派唱法,无限感慨,系于一字。“你丈夫倒把高官做”的“倒把”二字,向上微扬,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害得你一家不团圆”的“不团圆”三字,唱得干脆,正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戛然而止,唱出了疾恶如仇而又不能灌夫骂座的激动情绪。仅就这两段唱腔来说,裘盛戎确是能使老树新枝,生机倍跃。从前一般唱包拯的演员都认为包拯铁面无私,刚直不阿,三口铜铡,一腔浩气,愈“硬”愈好,愈“横”愈对,甚至把他塑造成虎一般的气势。梆子班的《铡美案》别名《凤虎斗》,就是把包拯比作老虎。殊不知包拯是“一笑黄河清”的循吏,是“辨冤神鬼惊”的清官,怎能只凭一股正气而傲岸无涯?他曾用过多少智谋、多少才华,明镜般地照出了凶犯歹徒、权官豪绅的丑恶原形,迫使他们服服帖帖,低头认罪。所以,要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有胆有识的包拯的丰满形象,只凭高亢铿锵的唱腔、虎虎生气的工架,是不够的。裘盛戎以他的艺术修养,深得个中三昧,他毅然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进一步地改革,创造了包拯新的形象。令人击节者在此,超越前人者在此,自成流派的关键环节也在此。裘盛戎在传统剧目中,不只创造了铫期、包拯的完整形象,其他如《除三害》的周处、《群英会》的黄盖、《白良关》的尉迟敬德,表演得也很生动。在新编历史剧中,《将相和》的廉颇、《赵氏孤儿》的魏绛、《海瑞罢官》的徐阶,以及现代戏《杜鹃山》的乌豆,也塑造得尽美尽善,成为楷模。
当然,一个流派的形成,一般都表现在唱工方面,新裘派的唱腔,风靡全国,“十净九裘”的局面已成定论。新裘派的传人和新裘派的爱好者,癖之深而学之精,播讲撰文,精辟密讨者大有人在,我在这里不必赘述。不过,我觉得裘盛戎唱工的精妙之处,固然是他懂得了以情带腔,因腔传情,从而达到高度的艺术境界,而他能够结合自己的身体条件,在深厚家学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揣摩研究,也是主要的因素之一。他的嗓音并非实大声洪,但他能利用天赋的胸腔鼻腔,浑然一体地共鸣发声,韵味之清醇,音色之沉重,声调之凝练,气势之雄厚,则是一般宽亮的嗓子难以跬步的。他善于以气领声,以韵换气,很好地统一了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优美卓异的唱工,在于有力有气,有力无气则太浊,有气无力则太飘,气是先天的赋予,力是后天的磨砺。裘盛戎得天独厚,加以裘氏本门的血缘关系,又有老裘先生的严格传授,对于如何养气、驭气、用气、换气,早已心领神会,运用自如。他又是科班出身,耗“膀子”、打“把子”、“竖顶”、“下腰”是每天必练的功夫。术语说:“用力长力。”力是由功夫中锻炼出来的。就是在他出科以后,老裘先生还是严厉地督促他,每天起床之后,先要叫他在屋里走一个小时的“大踹步”,然后到院子里练功。日积月累,力与气合,运用在唱工里,以气领力,以力托气,深蕴于内而徐露于外。所以,无论多么长幅的唱段、多么繁难的唱腔,在他唱来,不矜才,不使“气”,悠然自得,游刃有余,有帷灯匣剑之神,而无剑拔弩张之势。这就是他的唱工的最大特色——不求沉重而自然沉重,寄意清醇而自然清醇——这种造诣,绝非妙手偶得,确实是气与力合,掌握得好。所谓熟极而流,神韵自溢。
裘盛戎的五音俱全,“唇、齿、喉、舌、鼻”处处通畅,十三道辙的字音,出诸其口,干干净净地送出来,清清楚楚地传出去。所以,他的唱腔,在浑圆之中而见棱角,在凝重之中而见潇洒。他每唱一字,都按字音的发声、归韵、声纽韵纽,把字头、字腹、字尾、音长、音促、音婉,根据“辙口”的不同,准确清晰地唱出来,自然是跌宕有致,绰约多姿。裘盛戎具备这样好的五音,念白当然也很精彩,只是他的剧目中,以唱当先,口白戏较少,精湛的念白反为唱工所掩。
关于他的工架,凝重大方,是有目共睹的,而武工之佳,也为唱工所掩。《盗御马》的三场“走边”,《除三害》的打虎斩蛟,干净率脆,证明他的腰腿功夫极好。《取洛阳》马武的斩四将、《将相和》廉颇的战白起、《定军山》夏侯渊的对阵(我在上海皇后大戏院曾见王准臣演《定军山》,特请裘盛戎演夏侯渊),证明了他的把子功夫也好。
裘盛戎的唱工,超越乃父;而他演出的《取洛阳》、《除三害》、《审七长亭》、《闹江州》等剧,也是老裘先生没有动过的。他自成流派,是公正的舆论,是群众的拥护。但他毕竟是家学渊源,坚实深厚的基础,出于乃父的培育。他是在裘门本派的艺术上发展而来,追本溯源,称之为“新裘派”,谁曰不宜。但是,不深知老裘先生的观众,认为裘盛戎自成宗派,应当称为“裘派”,亦无不可。
十八 恪遵郝派而又发扬光大的新郝派——袁世海
近四十年中,京剧花脸中的另一朵奇葩就是袁世海。三十年前,他与裘盛戎并驾齐驱,犹如当年的侯、郝。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裘盛戎齐头并进,犹如当年的梅(兰芳)、程(砚秋)。侯郝齐名,如兵家中的一时瑜亮;裘袁并进,如诗坛上的并世元白。裘盛戎以家学渊源而又发扬光大成为新裘派,也可以称为“裘派”;袁世海则恪遵乃师郝寿臣的典范而又发扬光大成为新郝派,也可以称为“袁派”。
袁世海也是“富连成”科班的学生,进科时,原名袁盛钟。有四十年历史的“富连成”科班,留下了十科八班。十科是:“喜、连、富、盛、世、元、韵、庆、福、增”。八班是:头科“喜”字班、二科“连”字班、三科“富”字班、四科大“盛”字班和小“盛”字班两班、五科“世”字班、六科“元”字班、七科“韵”字班。一九四五年,北京沦陷已久,社会凋敝,民生贫困。“富连成”无法维持众学生的起码衣食,不得已而解散。当时虽有“庆”字科的学生(如叶庆先),但只能说办到第七科“韵”字班而告结束。原定的“庆、福、增”三科已成泡影。以七科而称为八班,是因为“盛”字科分为大小两班的缘故。所以,“盛”字科的人才最盛。
袁世海初入科时,已在小“盛”字班之尾,故取名盛钟,后来,“世”字科人才崛起,极需花脸演员,所以他由“盛”字科转入“世”字科,改名袁世海。但他仍与“盛”字科的李盛藻、叶盛章、叶盛兰等同台演出,同时也与“世”字科的毛世来、李世芳、迟世恭等同台演出,成为当时“富连成”社花脸演员的中流砥柱。
袁世海未改名前,原学老生。他易生而净,还有一段佳话。当时“富连成”社的当家花脸是刘连荣,早已出科,来去自由,因受梅兰芳剧团赴美演出之聘,脱离了“富连成”,使富社花脸顿失柱石。总教习萧长华先生早为后起花脸,准备人选。袁世海的巍峨形貌、峥嵘精神,尤其是他那一双会做戏的眼睛,早已深深地印在萧先生的心里。有一天在华乐园(即今天的大众剧场),偶遇精忠庙的道友焦润山,他很为当时富社花脸人才的凋零而惋惜,萧先生说:“您不用担心,有好材料。”说着,唤过袁世海,叫他端起架子,瞪开眼睛,并对焦润山说:“您看,像不像郝寿臣?”焦润山拊掌大笑,连说:“活脱!活脱!”萧先生高兴地说:“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吩咐袁世海:从明天起,开始向师兄孙盛文学花脸,先学马谡、黄盖、曹操、刘瑾。因为这些角色经常演出,是不可一日无此君的。从此,袁世海就改学了花脸。
最初他的嗓音不算太好,可是他天才纵逸,绝顶聪明,不但学戏学得快,而且懂得如何衬戏。并神驰意往地想在前辈优秀表演艺术家的艺术中吸取营养,他宁肯忍受责打,常在夜间逾墙而出,观摩杨小楼、周信芳、高庆奎、郝寿臣的好戏(当时科班的规矩,学生不得夜间私出,若被发现,即遭责打)。他偶有所得,即能融化在自己的表演之中。有时,教他戏的先生发现他在台上突破了自己教授他的演法,出于保守思想,认为离经叛道,不遵师训。但是这些突破成规的地方,无不得到观众的热烈彩声。事实胜于雄辩,致使教戏的先生们哭笑不得,终于默许了他的演法。此后,他更驰骋自如,才华大展。常看富社演出的老观众,都惊奇地认为:“富连成”出现了一个“维新”花脸。
袁世海与叶盛兰合演《临江会》,他扮演关羽;与李世芳合演《霸王别姬》,他扮演项羽,极负盛名,有“黑红二羽”之称。其实,他与李盛藻合演《除三害》扮演的周处,《四进士》扮演的顾读,《失街亭》扮演的马谡,《九更天》扮演的闻朗,更为出色。主要是他演项羽,有的地方能够学杨小楼;演顾读、周处、马谡等,有的地方能够学郝寿臣。所以风高于林,扬声一时。可见他在幼年坐科时期,已然懂得了旁搜博采,多方面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表演能力。
他出科以后,努力锻炼嗓音,日有进步。初搭尚小云剧团,曾在《九曲黄河阵》中演过赵公明,《王娟娟》(即《玉虎坠》)中演过马武等角色。但他心雄志高,岂能久居人下。他锐意学习郝派,也曾婉转致意,想拜郝寿臣先生为师。当时郝先生仍活跃于舞台,收徒授艺,十分慎重。有一次,袁世海与李盛藻合演《青梅煮酒论英雄》于庆乐戏院。此剧是高庆奎与郝寿臣或马连良与郝寿臣的双璧之作。曹操一角,冠于他剧。袁世海观摩郝寿臣的演出,习之久矣,一举一动都是郝派路数。那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特意借款百元,新制了一件适体的“红蟒”。演出之日,轰动观众。郝寿臣的哲嗣郝德元特意避席一看,也为他模拟郝派的刻苦精神所感动,回家便向郝寿臣进言,为郝派艺术得到薪传,力主收世海为徒。“世上岂无千里马,人间难得九方皋。”就在这一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演出际遇中,英雄识英雄,英雄拜英雄。从此以后,袁世海如鱼跃龙门,声价十倍。
当时,马连良的“扶风社”,最注意功力悉敌的演员人选,称为“四大支柱”。最初是黄桂秋、郝寿臣、茹富蕙、茹富兰。日新月异,屡有更换。有时王长林、萧长华、马连昆、尚和玉也参加演出。而马、郝合作最为得体。有许多新剧目,都是有郝寿臣参加排演的。偶因意气之争,马、郝一度分离,有人就推荐了袁世海。袁本郝派,又是郝徒,与马连良合作演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从此,袁世海便长期搭入“扶风社”,与张君秋、叶盛兰、马富禄称为“扶风社”中新的“四大支柱”。京、津、沪、汉以及东北各地,年必一游。袁世海的声誉,虽非“附龙媒而俱远”,而“添来庾信是新人”,谁不揄扬,他的名望,自然就不胫而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李少春合办“起社”剧团,排演了《野猪林》,声誉更起。后来又加入叶盛章,改“起社”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他们合作演出的剧目如《盗御马·连环套·盗双钩》、《打金砖》、《野猪林》(加入叶盛章扮演李小二)、《文天祥》、《将相和》、《云罗山》、《虎符救赵》、《夜奔梁山》等,轰动各地,称为楷模。直到一九五一年秋,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全体加入中国京剧院。
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袁世海与裘盛戎并辔联镳,齐跻高峰。政治学习与艺术修养,促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花脸的表演艺术,不只在于漂亮的工架、洪亮的唱工、爽朗的念白、精细的脸谱,而是应该围绕着剧中人物的性格、思想、感情,以及与同台人物密切相关的内心独白、无声旁白等种种方面,深入挖掘、努力探讨、细致安排艺术的表现能力,从而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这一点上,袁、裘二位都没有辜负党的关怀、观众的期望,他们在自己原有的坚实、深厚的艺术基础上,突飞猛进,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地。不过,裘盛戎突出地表现在唱工方面,袁世海则突出地表现在念、做方面。虽二难不能并,双美不能俱,然亦各有千秋,终于各自成派。
袁世海的念、做以及唱工,恪遵郝派。问业之勤,异于侪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每演传统戏或郝派新戏,无不殷勤求正,精益求精。一九五四年,他与李和曾合排《赠绨袍》,在中国京剧院小礼堂的后台,我亲眼看到郝先生为他勾画脸谱,边勾边讲,指出诀窍。我还亲耳听过一九五五年他同郝先生重温《黄金台》伊立念白的录音,郝先生念一段,他学一段,有疵必正,正而必改。每排新剧,如《黑旋风》、《桃花村》等,袁世海总是把自己设计好了的表演方案,再虚心地求正于郝先生,犹如当年程砚秋自己设计好了《锁麟囊》的唱腔,又用三个月的工夫,求正于王瑶卿先生。这种尊师求艺,诚惶诚恐的态度和虚心求全的精神,足为后学楷模。
但是,袁世海之宗郝派,并不是一字一句、一招一式的刻板文章。他是把郝派艺术的精华,由表及里地分析研究,设身处地地冥思探讨,然后咀嚼消化,据为己有。他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传郝派之神而非模郝派之形,这与郝寿臣之学黄润甫,是同样高明的艺术修养方法。例如,郝派念白中最突出的“遏音”、“缀音”、“欬音”、“复沓音”,袁世海则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并不是强我所难地一礼全收,而是用当通神地点睛有术。对于郝派唱法中的“圆音”、“顺音”与“横音”、“炸音”的结合,袁世海则凛遵恪守。郝派做工中的细致入微、传神入化,袁世海也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郝派工架的恢豁雄厚,袁世海则又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阔幅裁衣,择布而割,并不是“学之者病,似之者死”。所以,有人看到袁世海的表演,觉得他不是完全纯粹的郝寿臣,这只是以貌取人,囿于成见。殊不知郝派的艺术精华,完全深湛地渗透在袁世海的表演艺术之内。若从熟知郝派艺术的角度来看,今天袁世海的那股精神劲儿,完全像当年活跃在舞台上的郝寿臣。无怪一九五六年,北影拍摄《群英会》戏曲影片,原定郝寿臣演曹操,而郝先生宁愿把这个永留后世的艺术形象让与袁世海。袁世海为报答乃师提掖之情,把所得酬金的一部分,为乃师拍摄了几十幅彩色脸谱照片,完成了郝寿臣的一生心愿——出版了《郝寿臣脸谱艺术集》。我常和朋友们说:世海何幸,得此名师,而郝派何幸,得此高徒。郝派艺术之所以炳炳彪彪,永腾于观众之口者,袁世海薪传之力,为功不浅。
袁世海的念白,“唇、齿、喉、舌、鼻”五音俱畅,“刚、劲、爽、厚、炸”五好俱全。尖团四声,发声归韵,准确清透。最突出的地方,是他掌握着剧中人物的典型性格,围绕性格而表现的感情变化,思想起伏,内心暴露,逸绪纷扬。细致处如棘刺猴飞,莲心珠跳,只见生动之机,不见针线之迹。他那一哭一笑,一哼一哈,一吁一叹,一謦一欬,无不适应在刻画人物的筋节上。这些细如毫发的表演,我把它比拟为国画中的工笔重彩。也许有人说:京剧花脸表演的是粗犷人物、豪迈英雄,其风格应属于国画中潇洒的大写意,甚至可以说是狂放的大泼墨。殊不知粗犷的人物也好,豪迈的英雄也好,狡诈沉鸷的奸佞也好,要把他们的形象艺术地塑造完整,只凭写意般地演来,大处落墨,很可能是自然主义的率意涂抹,把人物的复杂心情、典型个性,疏疏落落地都演没了。粗犷、豪迈、奸诈、沉鸷的人物形象,并由此而发的舞台行动,必须有成千上万的细胞凝聚一起,相辅相成,才能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整体。没有细致的表演方法和手段,怎能演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这与工笔重彩之不只限于“青琐”、“红楼”,莺莺燕燕,也能用同样的笔触线条,斑斓瑰丽地画出巍峨佛馗,狰狞“水陆”,是异曲同工的。这都是高明的艺术表现方法。
袁世海的做工是与念白相辅相成的,即术语常说的:“念到哪里,做到哪里。”既不是独立的朗诵,也不是孤立的舞蹈。例如,他演《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曹操,在刘备几番说出当世英雄之后,他以不同的声调、口气、动作、神情,辩驳了刘备的见解,反复地用“非英雄”三字结束每一段的念白,使人感觉到这位乱世奸雄是有理由的睥睨一切,有根据的傲岸自豪。以前有位文学家韩补庵先生,曾评论他这几句“非英雄”,掷地作金石声,这虽然是感觉上的欣赏,实则是内心的惬意。最后曹操以龙的变化比喻英雄,那一大段念白更是绘声绘色,声容并茂,结尾一句的“唯使君与操耳!”豹尾击石,尤增妙绪。他把那个“耳”字,以险仄之声,寄铿锵之响,同时,手势、眼神交流配合地注视在刘备身上。“此心玲珑有八窍,不知何以入君怀”,以此移赠,当之无愧。
袁世海处理一段念白,以及一场念白,在细致的安排中,都有笼罩全局的方案。他演另一出曹操戏《横槊赋诗》,掌握了全场几处“大笑”的环节,有层次地表现了拥有百万雄兵的曹操在与孙、刘长江决战的前夕,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向往着军事上的胜利,倾诉了政治上的抱负,回忆了战场上的经历,表现出他在政治生活中骄傲自满、踌躇自赏的思想情绪。第一个大笑是在文武官员阿谀他“洪福齐天,江山生色”之后,笑得爽朗而又含蓄。爽朗是得意的流露,含蓄是自负的注脚——他笑东吴有人来降,周郎还在梦中,预料军事上的必然胜利。第二个大笑是在西北风大作之后,他看到战船连锁,平稳无虞,从自负心中发出满意的笑声。当谋士程昱提出提防火攻的问题,他又用一个狂纵的大笑,倾泻出内心的轻蔑情绪,紧接着念出一段沉着的念白:“时值隆冬,只有西北风,焉有东南风?我军现居西北之上,彼军皆在东南,若用火攻,乃烧他自己之兵。”最后以洪亮、瓷实的声调,归结到“吾何惧哉”四个字上,表明了他的见解有根据,有把握。同时又把他那骄傲自负的心情再一次渲染出来。接着众官敬酒奉承,他再一次纵声大笑,逗起了下面自我陶醉而又慨叹年华老大的大段念白。他从容地拿起槊来,边做边说地历述了他那得意的戎马生涯,念得字字挺拔,句句有力。“诛董卓”的“卓”字、“擒吕布”的“布”字、“灭袁绍”的“绍”字、“直抵辽东”的“东”字,都是用不同的“喷口”,传出内在的心声,刻画出曹操此时的豪迈自许的心情。言之不足,歌以继之,紧接着下面的朗诵式的“对酒当歌”,又把曹操的内心世界,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而这段长诗,却用较为低沉的声调,反衬出踌躇满志的心情。长诗的节奏,安排得很有层次,开头“对酒当歌”四句,用摇曳生姿的吟咏。第五句“慨当以慷”,纯用念白,高亢拔起。第六句“忧思难忘”,又转低沉,一扬一抑,表现了思想感情的变化。第七句“何以解忧”,仍用吟咏的声调。紧接着第八句“唯有杜康”,突兀奔放,实大声洪,同时做了一个泼酒的身段,衬以音乐的效果,顿觉战船撼动,江水逆流。下面从“月明星稀”起,直到“天下归心”八句,完全上板歌唱,逸韵横生,如行云流水,悠然自得。在声调上虽不是雄壮奔放的,但表现出来的曹操心理活动却是雄壮奔放的。这是袁世海对于曹操的典型性格,做了深刻的挖掘,掌握了这一场戏的几个环节,胸有成竹地定下了全局方案,再细如蚕丝地徐徐吐出,造成一个光滑圆整的精茧,而绝不是一般简单的塑造。
袁世海的念白与做工,更善于把同样的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典型环境中,殊途同归地表现出来。上面谈到他演的两出曹操戏,这里再谈他演的两出李逵戏。他演《黑旋风》的李逵,在李逵欣赏梁山泊景色的一段戏里,本来是没有什么戏剧矛盾的,但他挖掘出了李逵性格、思想、感情的内涵。从桃花的落英缤纷、鱼鸟的潜翔高唱,想到军师吴用的诗句,想背又背诵不出,同时又想到有人讥讽梁山无有美景,立刻就想把他暴打一顿,爱憎分明,何等强烈。两次酒店,在“饮酒”这个环节上,用唱、念表现了人事的变化,何等鲜明。“负荆请罪”一场,把虎一般的李逵,演得如羊一般的驯服,又何等精细。但是,他演《李逵探母》一剧中的李逵,就和《黑旋风》不同了。这出戏是在官府捉捕李逵的紧张气氛中进展情节的。李逵天真、刚直、鲁莽的性格,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中受到极大的限制。袁世海理解环境的特殊性,在细致的表演艺术中,不是单一地表现李逵的鲁莽。他懂得,“鲁莽”是在复杂的事物面前简单地分析、急躁地行动的表现,而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一味鲁莽”。一味鲁莽,遇事则急,就不是生活的真实了。他掌握了《李逵探母》“探”字的分寸,在鲁莽、刚直的性格中含蕴着克制与警惕。这些表演,在“城门看榜”、“酒店畅叙”、“路遇李鬼”、“歼邪泄恨”的几场戏里,已有伏线。最突出的则是在“见娘”这一段戏里。这段戏,李逵出场的几句诗,从“一路行来静悄悄”到“不敢高呼我低声叫”,都念得非常低沉,念到“老娘不应好心焦”,开始有些急躁了,这才高喊一声“老娘!”李母出来,因为眼睛瞎了,不能认出他是李逵。李逵急于证明自己,回忆地说出小时候的生活琐事,表现了既紧张而又必须松弛的探母心情。在这里,袁世海交错地运用“京白”和“韵白”,穿插着相应的表情与动作,听起来是急躁的述说、急切的回忆,而给人的印象,却是深情的叙说、沉痛的回忆。直到李逵颤着哭音,拍着巴掌,唱出幼年时安慰母亲的儿歌,感动了瞎母,两人“哎呀”一声,一个喊儿,一个喊娘,紧紧地抱在一处。这段表演,真如九曲黄河,一泻千里;声泪俱下,动人心弦。假若没有细致的念白与做工,怎能达到这样高深的艺术境界?后面“沂岭”一场,李逵为老娘述说梁山聚义情况的一大段念白,则刚劲、爽脆,完全体现了李逵的刚直性格。而“下涧取水”、“母被虎吞”、“提炉喊娘”、“见血生疑”、“抱骸大哭”的几处念、做,则又表现了李逵的惊、疑、悲、恨的复杂心情。这场戏里,突出地运用了花脸最难表演的“哭”。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李逵以探母反而丧母的失望情绪,爆炸般地表现在几处干号和痛哭上,随着感情的动荡,以哭号的声调交织成多少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出戏演出之后,同行演员无不钦佩。哪知袁世海在演此剧之前,就在喊“娘”还是喊“妈”的问题上,不知和我商量过多少次。随之而来的“哭娘”与“哭妈”,也不知练习了多少次。有时他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高声大喊“娘”、“妈”,随时号啕哭泣,家中人最初不知他是为了演戏而琢磨探讨,都窃窃私议,以为他精神失常。可见一位表演艺术家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艺术形象,没有这样“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功夫,是难以想象的。
袁世海做工、念白艺术的卓绝之处,不仅体现在他自己所表演的人物上,还善于在与同台人物的共同表演中,衬垫烘托,云霞掩映,共放光彩。例如,他演《野猪林》的鲁智深,“菜园结拜”一场中,鲁智深与林冲蓦然相逢,通名道姓后,相互谦虚敬爱的三番“久仰”,袁世海念得是轻重缓急,适度而异,把英雄相惜的热烈感情,垫衬得满台春风;把结束时的爽朗对笑,烘托得全场雷动。他演《霸王别姬》的项羽,在“别姬”一场的几段念白中,不但应节而出的一吁一叹,表现了英雄末路的情绪,就是在虞姬的念、做当中,他也随着对方的感情波动,适当地衬以謦欬,垫以唏嘘,加深了虞姬的表演深度。无怪与他同台演出的李少春、李世芳心悦诚服地说:“和世海同台演戏,忘了自己,也忘了世海,更忘了是在演戏,只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当时人物的生活之中。”还有,袁世海与周信芳合演《造白袍》,周饰刘备,袁饰张飞。“闯殿请兵”那场戏中,刘备有两句[散板]:“诸葛先生对我论,他、他、他、他言说今春不利再等来春。”周信芳每唱至此,总是博得满堂彩声。有一次,我与周信芳谈到此剧,他说:“凭我的嗓子,这两句怎能要上彩来?还不是世海衬托得好!”原来,刘备在唱完“诸葛先生对我论”一句后,袁世海扮演的张飞,靠旗一颤,叱咤地“啊”了一声,随着撕扎一亮,瞪眼盯着刘备,静如雕塑。等刘备再唱“他、他、他”三字后,他又缓个势子,“哽”了一声,紧接在“他言说”唱出后,急促地夹了一句“讲些什么?”同时眼神盯得更紧,直到刘备唱出“今春不利”后,他又声如霹雳地再念出一个“啊”字,同时搓拳捋扎,把张飞愤怒之火强行压制而又蓄势待发的神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跟着,他非常有分寸地在刘备唱“再等来春”的大腔欲完未完之际,“喳、喳、喳”地三跺台板,应声打起“哇呀呀”,与刘备唱腔的尾音浑为一体。有这样的衬垫烘托,刘备的难言之隐与张飞的必泄之愤,自然酣畅透彻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从而引起全场的共鸣与喝彩。
袁世海的唱工,纯宗郝派。“横音”、“炸音”与“圆音”、“顺音”结合得很好。限于条件,当然没有铜锤花脸唱得那样圆润,但是这在架子花脸的唱工中已属难能可贵了。袁世海唱工最突出的特点,是唱、念结为整体,使人物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在唱中也表现出来。例如,他演《野猪林》的鲁智深,在打翻解差时唱的“胆大的狗头敢害人”的“害”字,声如长空霹雳,人如天外飞来,把鲁智深刚强的性格和疾恶如仇的感情,发挥得如火如荼。又如,他演《李逵探母》,“见娘”时所唱[流水板]中“老娘亲想孩儿终日里哭,把双眼俱哭坏;儿想娘两眼望穿,娘亲挂在儿心旁”两句,在“俱哭坏”和“儿想娘”的小腔中运用“颤音”,把李逵的悲伤情绪,巧妙地表现在音乐语言之中。这与他演《华容道》的曹操所唱的“眼落泪手捶胸口怨苍天”和“只剩下一十八骑残兵败将,好不惨然”的哭音,同样是把感情融化在唱腔之内。而前者含蓄,后者激发,对于不同的人物,运用了不同的演唱手段。似这样的寓情于唱,在袁世海演出的剧目中,多不胜举。
袁世海的工架、装扮、脸谱,也无不宗郝。其革新创造的精神,与乃师更是一脉相承。他尊重传统,但又不迷信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他屡次和我研究商量,改编《连环套》、《青梅煮酒论英雄》、《灞桥挑袍》、《九江口》等戏。《连环套》因种种原因,有方案而未能落笔。《青梅煮酒论英雄》虽已改编,并请马连良先生亲为冯志孝说戏(冯志孝扮演刘备),谁料想彩排未演,即被某权威人士以“忠君思想”而判决死刑。《灞桥挑袍》改编为《灞陵桥》,与李少春(饰关羽)演出数场,效果很好,又被某权威领导人扣上“曲线救国”的帽子而勒令停演。后来要改编《九江口》,恰值我写作别的剧本,只好请范钧宏同志代劳,在“十年动乱”中,此剧也几乎断命,今日重演,恰是袁世海的代表作之一。至于袁世海在新编剧目中成功地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那就更多了。如《将相和》的廉颇,《野猪林》、《桃花村》的鲁智深,《黑旋风》、《李逵探母》的李逵,《响马传》的程咬金,《九江口》的张定边,《西门豹》的西门豹,《百战兴唐》的张巡,《虎符救赵》的魏侯,《夜奔梁山》的刘唐,《文天祥》的伯颜,《天国女儿》的石达开,以及现代戏《红灯记》中的鸠山,都已驰誉剧坛,成为后学的楷模。
袁世海从坐科时起,即私淑郝派,中年拜师,成名后依然精勤问业。在他的艺术事业中,可以说是恪守郝派,真真实实、地地道道地把郝派艺术精华,倾注在他的表演艺术之中;却又光大发扬,形成了新郝派。“十年动乱”之中,惊涛骇浪,淘尽了多少京剧界的英才俊杰。今天,袁世海硕果仅存,仍能活跃于舞台之上,似这样京剧界的一员名将,称为“袁派”,亦无不可。
以上罗列了从“四大徽班”(清代咸、同之际)到现在的京剧花脸的流派,谈到了这些流派的形成、影响、继承、变化的大略情况。在百余年中,京剧杰出的花脸人才还有很多,有的也呈现了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其影响不深不远,没有得到继承和发扬,如徐宝成、刘鸣九、陈三斧、高德禄、唐永常、李顺德、韩乐卿、李连仲、郎德山、刘寿峰、讷绍先、普筮亨、麻穆子、刘永奎、冯志奎、苏廷奎、郭厚斋、梅荣斋、董俊峰等,因而略过不谈。至于所举的流派是否完全,则管窥有限,沧海遗珠,在所难免。其流派之艺术特点,举例阐明,也未必恰当,统希读者指正。
仅就所举的流派来看,其继承、接受、影响、形成的概况,虽然表现在“纵”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横”的一方面。从“纵”的方面来看:穆派穆凤山的唱法,影响了“铜锤”工的金派金秀山、刘派刘永春、裘派裘桂仙,直到裘盛戎。穆派的念法,影响了“架子花”黄派黄润甫,而黄派又影响了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直到袁世海。穆派的武打,影响了“武花”钱派钱金福,而钱派又起到广泛的影响甚至到武老生。何派何桂山的唱法,影响了金派金秀山和黄派黄润甫,而金派又影响了郝派郝寿臣,黄派又影响了侯派侯喜瑞。庆派庆春圃的武打影响了“武花”许派许德义。方派方二群的“摔打”影响了“摔打兼武花”的范派范宝亭。但是,从“横”的方面来看:黄润甫黄派的形成,又不只是单纯地继承穆、何两派,而是综合地吸取了穆、何、钱、庆四派中的精华部分而形成了自己的流派。郝寿臣郝派虽然继承了黄派,而在唱法上却又更浓厚地接受了金派金秀山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郝派。金少山的新金派虽然继承了他父亲金秀山的家学,却又吸取了何派何桂山和黄派黄润甫艺术中的某些精华部分。钱金福的钱派虽然继承了穆派,但又更多地接受了钱派钱宝峰的影响。这些情况,很清楚地表明:某一流派的形成,既有它直接继承与接受的痕迹,更有它左右逢源、兼收并蓄的痕迹。从这里似乎可以摸索到一个规律,那就是,学承一派,兼蓄他流,结合自己,发展才能,就能树立自己的艺术风格。派中衍派,流中分流,更多地形成各种流派。同时,也说明了花脸的分工,绝不限制演员艺术才能的广阔发展和飞跃的发挥。每一个演员,只要有充实的基本功夫、深厚的艺术修养,在认真地学透了某一流派艺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天赋条件,博采旁收,多方面地汲取营养,不急不躁,不浮不冒,稳步地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必然水到渠成,自成一派。这样做去,就表现为一种促进艺术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力量是无穷尽的,流派的形成也是无穷尽的。
“十年动乱”之后,祖国大地回春,京剧界百花吐艳。其中的花脸人才,有的硕果仅存,已然成派。有的继承有夙,光大发扬,如方荣翔、王正屏、李长春、李欣、裘少戎、孟俊泉、康万生等继承裘派;李嘉林继承袁派;吴钰璋继承金派;尚长荣、袁国林、马崇仁等继承侯派;马永安、王福来、席毓琛、孟宪达继承郝派。还有颇具才华的杨博森、杨燕毅、姚宗儒,以及女花脸齐啸云等,锦绣前程,驰骋猛进。我相信,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在正确地继承和发展艺术流派的原则下,京剧花脸演员的行列中,必能人尽其才,各展所长。将看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涌现出更多更新的花脸艺术流派,为京剧艺术的百花园地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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