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偶虹文集·论文卷：我与程砚秋印象

一　偶触秋声入耳新

一九二〇年，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听我的姨父梁惠亭公提到过“程艳秋”（后改名为“砚秋”）这三个字。因为惠亭公与荣蝶仙是同业，知道他有个徒弟，嗓子很好，能与刘鸿升配戏，唱乙字调，所以在与家父谈戏时，经常提到程艳秋是个有前途的演员。我那时已学唱花脸，对旦角不甚感兴趣，虽然记得了“程艳秋”三个字，但并没有看过他的演出。直到一九二四年，我才初次在华乐园看了程先生的新戏《红拂传》。说实话，我看这出戏的目的，是要看侯喜瑞的表演。第一，我对于花脸人物特别感兴趣；第二，我曾在堂会戏中看过一次由名票陈子芳、舒子元合演的《三侠图》（就是《红拂传》的故事），陈子芳演红拂，舒子元演虬髯公，我还记得虬髯公的扮相是揉红脸、戴红虬髯、戴风帽、扎箭衣、外套反毛皮马褂，扮相并不很美，舒子元又是唱铜锤的，嗓子固然好，唱两句不难听，工架、做、表则相形见绌。侯喜瑞专工架子花，估计他演的虬髯公一定很出色。央求母亲，给了我一块钱，用八毛钱买了张戏票，却用一毛钱吃了一顿包子，一毛钱坐车。还记得那天《红拂传》的前面，是周瑞安的《金钱豹》，看得也很过瘾。侯喜瑞演的虬髯公，自然餍我夙愿，但是程艳秋的表演，却使我感到意外的新奇。首先是他的唱工，顿觉与众不同。我虽然年纪尚轻，京剧知识还浅，尤其对于旦角的唱腔不甚了了，可是在我所听过的旦角唱腔中，与程相较，感到程腔异常新颖悦耳。从此，我就逐渐地喜听程腔，由程腔又波及到梅、尚、荀、徐（碧云）、黄（桂秋），更及老伶工陈德霖、吴彩霞。可以说，程腔是使我对于旦角感到兴趣的发轫之始，而程腔的发展阶段，也就在我心目中印下一个简浅的轮廓。同时，口碑频传，都说程艳秋的为人，如何的温文尔雅、侠骨热肠，悦其声而仪其人，渴望一见，总无机会。

一九二六年，我在上海《戏剧月刊》上开始写《脸谱论释》一文。主编刘豁公函请我找两张程先生的剧照和肖像。受友之托，拜访一次，承他热情接待，立即在相片上面亲笔写了上下款。我感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只说了些寒暄之语，并未涉及剧事，但却给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在我所认识的演员之中，他似乎不是一位演员，而是一位学者。因此，更加深了我的敬慕之心，由人及艺，觉得他的艺术不是仅仅几篇剧评可以阐明其渊深之度的。所以，后来我看了他上演的新编历史剧《文姬归汉》，我并没有从表演艺术上倾诉我的赞许之情，而是应征为文，用我幼年间最喜欢作的“四六体”写了一篇《文姬归汉序》，刊登于《黄报》，承程先生谬为赏识地收入他的《霜杰集》中。直到此时，我与他只是在文字因缘中有所默契，还没有触及京剧艺术。

二　遗憾一曲《汾河湾》

那是在一九三三年，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成立之后，校长焦菊隐在一次讨论改革京剧的宴会上，邀请了当时颇负时望的王瑶卿、陈墨香、金仲荪、徐凌霄等前辈专家和程砚秋先生，我也叨陪末座。席间，焦菊隐提出改革《汾河湾》的问题。他想澄清鼓儿词的庸俗窠臼，取消青龙白虎互相报复以及太白金星救走薛丁山等因果迷信，而以薛仁贵的狭隘心理出发，目睹薛丁山箭术枪艺的出色，生恐丁山长大成人之后，夺了自己“三箭定天山”的荣誉桂冠，心生嫉妒，诓骗丁山，用猛虎下山转移了丁山的视线，暗用冷箭射死了他；孰知与柳迎春相认进窑之后，由发现男鞋而怀疑自己的妻子，由妻子的解释而发现自己因嫉妒而亲手射死的薛丁山竟是亲生之子。这是一个纯悲剧的写法，不但廓清原有剧中的迷信色彩，还提高了剧本的思想意义。我深为这个设想而狂喜，不料在座的几位，却是默默无言，不置可否。我那时少年气盛，不顾在前辈面前失仪，便提出了拥护的意见，结果还是毫无反应。正在僵局之下，程先生微笑地点点头说：“我觉得这个改革方案很好。记得我在地方戏的同一节目中，曾看到有这样演过的，只是因果迷信的色彩，还不是这样地扫除净尽。焦先生的设想，是受了西洋戏剧的影响。彻底地改成一出纯悲剧，我也是拥护的。”程先生的一席话，真像醍醐灌顶一般，熨帖了我的心情，我下意识地满饮了一杯酒，顿时一股热流涌串全身，也不知是感激还是兴奋，只觉热乎乎地出了一脑袋汗。就这样，焦菊隐的提议，得到了程先生和我的支持，静默的气氛活跃起来，徐凌霄继续表态，其他诸位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尝试。当即拟定由戏校高才生王和霖、赵金蓉按改革的剧本演出，请程先生在艺术上加以指导。程先生不但慨然应允，而且表示：“只要戏校演出之后，我也要把我的《汾河湾》按戏校的路子改革演出。”这“一子定中原”的千钧之语，使我对于程先生的艺术思想和艺术修养又加深了敬佩之心。我在当时还没有编剧的幻想，只想能够常常和他谈谈剧艺，渴骥得泉。

万没想到，戏校改革《汾河湾》的消息传出之后，竟遭到许多保守派的剧评家纷纷反对。有的说，多年传统不能擅动；有的说，真要射死了薛丁山而没有太白金星的相救，以后薛丁山的戏还怎样演法？这些意见，今天看来，不值一笑，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形成一股束缚思想的绳索。又经许多位善意的爱护戏校的观众，劝慰焦菊隐，不要冒这个风险，以免影响戏校的“名誉”，菊隐只得隐忍而罢。而程先生却自豪地表示：自我作古，何惧攻讦，若有机会，我来演出。程先生的壮语豪情，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深深地记在心里。可惜他那时期，忙于其他剧目的排演，这出改革的《汾河湾》，终其生而未能实现。岂止遗憾无穷，竟成绵绵长恨。

三　钝针初绣《锁麟囊》

我和程先生第二次的艺术交锋，是一九三九年给他编写《锁麟囊》剧本。《锁麟囊》的产生，原在《瓮头春》之后。他固然很喜欢我给他编写的《瓮头春》剧本，但泥于程派观众的建议，促使他想排演一出“喜剧”，冲淡“程派悲剧化”的舆论。他恳切地要求我在未排《瓮头春》之前，再写一个喜剧剧本。

程派不是没有喜剧的，在他第一阶段的剧目中，《玉狮坠》、《风流棒》、《花筵赚》等都是喜剧。但在程派艺术发展到第三阶段时，这些喜剧节目已不适应他的演出。我为了适应程派喜剧的特点，对于选择素材，颇费斟酌。有一天，我到他住的什锦花园寓所，他兴奋地打开玻璃书橱，取出一本焦循的《剧说》，翻开夹着书签的一页，举以示我：“您看这段材料如何？”原来就是《剧说》里转载《只麈谭》的赠囊故事，文字极短，瞬即看完。我未假思索，答以可为。

《剧说》里的素材，只是一个故事轮廓，连具体的人名都没有。我先探讨了这个故事所赋予的内容，认为故事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团圆场面，蕴蓄着喜剧的因素。但是，程派所要求的喜剧，并不是单纯的“团圆”、“欢喜”而已，他需要的是“狂飙暴雨都经过，次第春风到吾庐”的喜剧意境。在喜剧进行的过程中，还需要不属于闹剧性质的喜剧性，发人深省。所谓发人深省，不外乎针砭世俗，揭抨人情，暴露和批判一些可以讽刺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又必须紧紧地围绕着故事的本身，不能落寞游离而节外生枝。我从故事的基本因素来分析探索，认为这个故事写的是人生中贫与富的转折与变化，在贫与富的转折变化的过程中，并不是贫富两方面孤立地生活着，而是在生活的周围有着社会群相。在我那不成熟的社会经验中，已看穿了当时旧社会的炎凉世态、势利人情。而炎凉势利的表现，是随着贫富的转移而转移，在描写故事的发展中，会很现实地而且很自然地来与俱来，变与俱变。于是，我就把这个剧本的喜剧性，寄托在这个与剧相始终的环节上。这样设计，可能不会损伤主要人物的形象，也不会损伤程派喜剧的风格。因为这些现象，并不是在主要人物本身上直接地表现，而是环绕着主要人物的社会群相随着主要人物生活的变化而表现的。

相对之下，又使我考虑到对于主要人物的塑造，绝不能因为是喜剧而赋予她（他）在生活之外的不健康的描写。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思想的局限性，我还没有接触到马列主义，谈不到阶级分析。我只是从朴素的辩证法出发，把富家写成书香门第的阔小姐，把贫家写为书香门第却破落贫寒的穷姑娘，她俩的基本性格，当然有富而骄、娇，贫而卑、悲的不同。但是在故事因素的提供下，贫富双方都是同样具有善良心地的人物。富者出于朴素天真的心情，在春秋亭避雨时，同情贫者的遭遇而慷慨赠囊，不留姓名，不想受报；贫者也出于朴素诚挚的心情，意外获囊，转贫为富，耿耿思报，铭刻在心，说明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真与美的基本美德。这种美德，千百年前，它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作用。当一个人形成这种道德观念时，不管有没有外在的监督，他都会根据自己对于这种道德的内在信念，自觉地择善而行，并不关心别人是否看见，也不关心后来的报答，不留姓名而去。同时，亲身感受到这种美德的人，他们也是从这种道德的内在信念出发，而不是牢记着那句“受人滴水之恩，理当涌泉相报”，只是希望“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心情有所寄托，心安理得而后快，绝不是“好心必有好报”、“施惠必能种福”的宿命观点在那里兴风作浪。为了突出这个概念，剧本在千金小姐转化为孤苦仆妇的遭遇中，用对比的手法，鞭挞了她那富而骄、娇的性格，避免一线到底地歌颂她，粉饰她。

《剧说》的素材，并无剧名，虽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叫做“赠囊记”，总觉得有些陈旧。恰好有位山东朋友来看我，我问他山东的风俗，有没有在女儿于归之期，父母赐赠的习惯？他说有的地方在女儿出嫁前夕，做母亲的特制一囊，内藏金银，赠给女儿，名为“贵子囊”。朋友的回答，恰符我望。只是“贵子囊”名称较俗，我便不顾晦涩，用“麟儿”象征“贵子”，定名为“锁麟囊”。剧中人物，素材上也没有具体名姓，我便从她（他）们的基本性格上，略做文章：为了说明富女的聪明高洁，取名为薛湘灵；说明贫女的安贫守志，取名为赵守贞；说明赵守贞的父亲是个企图蟾宫折桂而屡踬场屋的落第举子，以致赤贫如洗，取名为赵禄寒；说明薛湘灵的丈夫是个谨守封建礼教的迂腐公子，取名为周庭训，安排他在最后一场，看见自己落难的妻子沦为仆妇而衣着锦绣，出于他那迂腐肮脏的心理，竟怀疑妻子做了什么“不才之事”；说明赵守贞的丈夫善于经营，是个颇娴陶朱之术的商人，取名为卢胜筹，安排他在后场，暴露出商人心理的“善门难开，善门难闭”的愠语。至于说明社会群相的炎凉世态，在傧相、丫环以及贺客、锣夫等人物中，只把两个贺客做了代表，一个取名程俊，一个取名胡杰，说明他们自以为趋炎附势是“识时务之俊杰”，实则是些糊里糊涂的“俊杰”而已。这些不足为训的设计，不过是文字游戏，信笔渲染。

《锁麟囊》剧本写成之后，程先生对于全剧的结构、穿插、描写、科诨以及唱段的安排，都很满意，尤其最欣赏薛湘灵的第一次出场和全剧最后的结尾。他说：“薛湘灵第一次出场，用幕内吩咐的手法，描写了薛湘灵恃富而娇的矜持性格，舞台上虽不出现薛湘灵，而观众的心里却印下了薛湘灵。这是‘帷灯匣剑’的手法，用得很妙。最后的结尾，不把赵守贞拜认恩人的‘关子’过早地说破，却盛装了薛湘灵，而引起薛湘灵丈夫的猜疑心理，展开了生活上的矛盾，直到剧终，才轻轻说破，而戏也就结束了。这样就能牢牢地抓住了观众，使观众的心情与剧中人的心情共同地向前发展，似紧张而实际是轻松地看完了全剧，达到了喜剧的效果。”

程剧以唱为主，程先生按照剧本中设计的唱段场次，把全剧分为四个重点部分。第一重点是“避雨赠囊”，第二重点是“寻球认囊”，第三重点是“重温往事”，第四重点是“灾后团聚”。“避雨赠囊”的［二六］、［流水］，“寻球认囊”的［二黄慢板］、［散板］，“重温往事”的［西皮原板］、［流水］，“灾后团聚”的［二六］加“哭头”和最后的［流水］，在演出时都获得热烈的效果。效果的获得，程先生是有所估计的。他曾和我说过：“创造新戏的唱段唱腔，需要胸有全局，把全剧的场次细细地分析清楚，选出重点，精密安排。要注意到剧中人思想感情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要顾及到自己的精力，如何适当地安排与使用。”他演《锁麟囊》时，听起来唱段是那么多，唱腔是那么复杂，而他的嗓音却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如江上之清风、松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锁麟囊》演出成功之后，程先生常常谈道：“没有这个剧本，就不会有这出戏。”我却衷心地回答他：“没有程腔，也不会有这出戏。”当时我是这样讲的，现在我也是这样讲，将来我还是这样讲。(www.xing528.com)

四　遥相默契《女儿心》

程先生对于新剧目的编排演出，向来是要经过一个缜密思考、精细推敲的准备阶段。

他自成流派之后，一般观众的印象，总觉得他以唱腔取胜，念、做、舞、打虽然也穿插在不同的节目之中，而先声夺人的，还是程腔之美。殊不知程派之所以成为程派，没有相互适应的念、做、舞、打，怎能成为一代巨匠？尤其是他的武工，几乎不为一般观众所重视，而他自己却不甘“雌伏”。他曾演过《琵琶缘》中的苏巧云，末场开打，酣畅捷脆。他曾对我说过，在他学旦角之初，先从丁永利学过一出《挑滑车》，打下武工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从未忽略过武打的研究，对于武打，他曾有过很精彩的设计，只是没有一出适合显露这些武打的节目而一显身手。

他曾学过昆曲《百花赠剑》和《百花点将》，也没有机会在舞台上实践。一九三九年，在一次偶然谈话中，提到了这个节目，触动了他的夙愿，便请我把《百花赠剑》按传奇原本改编为京剧。其实，恰在这一年，山西梆子（即晋剧，当时通称为山西梆子）的名演员联翩来京公演，我是每场必看，也看到了山西梆子的这个节目，名为《百花亭》。有些表演艺术，细腻入微，较昆曲尤胜一筹。为了保留这些珍贵的表演艺术，把它翻编成京剧的意念，油然而生。哪知程先生与我不谋而合，亦有意改编此剧，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要求，并请他有机会看一看山西梆子《百花亭》的表演，他颔首称是。当我仔细研究这出戏的整个剧情之后，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和程先生商议。问题的症结是百花公主的生与死。按传奇原本，百花公主错识了江六云而赠剑联姻，结果却受了江六云的“内应”手段，以致兵败凤凰山，遁入德清庵为尼，江六云眷念百花，最后又用了苦肉之计，赢得百花公主的谅解，终成眷属。但是从整个剧情的发展来看，百花公主既失慎于先，应愧悔于后，自刎以殉，才显得激昂壮烈，团圆的结局，是个很坏的赘瘤，应当割除。我把这个意见对程先生说了，他很郑重地同意我暂时搁笔，缜密研究。

过了几天，山西梆子名演员吉凤贞又在吉祥戏园白天演出《百花亭》，我又去看了一次。散戏之时，意外地看到了程先生，我们默契地相对一笑，几乎同时说出：“您也来了！”出了吉祥戏园（那时的吉祥园是路东的门口，在东安市场内），程先生约我到紧邻吉祥园北边的东亚楼吃晚饭。我知道程先生有话和我商量，便毫不客气地一同上了东亚楼。程先生很兴奋，饮兴甚豪，一连要了三个白蘸鸡下酒，边饮边谈他看了山西梆子的心得。对于《百花亭》一剧的“饮茶”、“背兵书”的神气做工，“点将”一场的掏翎子身段，都非常赞许，并为我向他推荐此剧而表示感谢。谈来谈去，便谈到这个剧本的结尾问题，他带着酒兴说：“我反复看了传奇原本，觉得百花不死，终成眷属的结局，不无道理。”我也很兴奋地插话说：“我也仔细地推敲了，不知是否所见略同……”程先生不等我说下去，便接着说：“整个剧情，起源于百花公主的父亲安西王，因与朝中左丞相铁木迭儿有意见，为泄私愤，蓄心谋反，破坏了国家的统一。百花公主恃勇而骄，帮助父亲发动内战。江六云为制止这场战争，暗投安西王府，无意中遇到百花公主而赠剑联姻。在这里，可以写一写江六云暗中劝阻百花不要穷兵黩武，发动无谓的内战。百花公主性格刚强单纯，置国家统一的大事于不顾。江六云无奈，只得施行他的预谋，釜底抽薪，迫使百花兵败。最后在德清庵外，假施苦肉计的时候，仍贯穿着这个线索，感动百花，悚然而悟，悔内战之非，内疚于怀。”程先生说到这里，我已忍耐不住，便插话说道：“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同时写出百花公主从正义与非正义的是与非，表现出她那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女儿心肠。这样结构，似乎说得过去了。这个剧名，就叫‘女儿心’吧！”说到这里，程先生给我满斟了一杯酒，他自己也一饮而尽地吃了一杯，双掌一拍，说道：“好！我们就这样写，剧名也这样定了！”从这一席谈话中，消除了我认为程先生沉默寡言的印象，原来他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也是滔滔不绝地口吐珠玑。

我们很痛快地吃完这顿晚餐。我回到家里，兴奋得不能入睡，挑灯濡笔，一口气写了五场戏，不知东方之既白。

剧本写完，程先生很满意，稍加修改，就在次年赴沪演出期间，首次排演于黄金大戏院。在这出戏里，程先生除创造了几段新腔外，还特制了豹尾双枪，大显武打的身手。“点将”一场，特制了二十四面百花旗，按着二十四个节令，各绣应节花枝。场面绚丽，文武并重。

可巧，当时的“四小名旦”之一的李世芳，也由他父亲李子健（子健原是山西梆子的旦角名演员）移植了此剧，取名《百花公主》。世芳虽是梅兰芳的入室弟子，而对程砚秋也事以师礼，当他知道程先生也编排了这出戏时，他恐怕珠玉在前，自己的演出相形见绌，便婉转地告知程先生。程先生安慰他说：“你但放宽心，我这出《女儿心》只在上海公演，绝不在京津各地演出。我希望你排好此剧。一题两作，古已有之。营业方面，绝不会影响了你。”果然，程先生谨守诺言，《女儿心》始终未在京津演出，致使一般酷嗜程剧的人们，至今谈起，仍然引为憾事。

五　《瓮头春》色《通灵笔》

程先生对于京剧艺术改革、创新的精神，贯穿在他所演出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中。尤其是在他第二个阶段的新剧里，有两个出于金仲荪先生手笔的节目，更显示出他的创新精神。一个是《荒山泪》，一个是《春闺梦》。这两个节目，既不是改编于传奇，也不是依据于小说稗史，而是为了表现主题思想，程、金二公先研究创造了故事，然后写成剧本的。《荒山泪》的故事剧情是从《礼记》上“苛政猛于虎”而引发，《春闺梦》的故事剧情是从唐人陈陶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而衍阐。剧情编得动人，剧本写得精练。我深深钦佩这种自己先创造故事，而后结构剧本，阐发主题的写剧方法。所以在一九三九年，程先生第一次请我为他写剧本时，我也采取了这个方法，写了第一个剧本《瓮头春》。《瓮头春》产生的背景，是我看到当时的社会里妇女谋求职业之难和从事职业之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当时所谓的“女招待”。她们为全家生活，受尽资本家的压榨与一般顾客的侮辱，而她们的家庭成员如公婆、丈夫、叔、伯、小姑等，有的是望风捕影地怀疑她们，有的是用她们忍气吞声挣来的钱随意挥霍，似这样不公平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勾勒出一幅幅惨痛悲怆的画图，触目惊心。我出于内心的愤懑，以笔抒怀，借剧控诉，程先生又是善于表演这种正义善良而又受尽压迫的妇女人物，便组织了一个故事，征得程先生的同意，用了半个月的工夫，写成了剧本。那时，程先生住在东城，在一个盛夏的星期天，我带着剧本，到他家征求意见。客厅外面，有林木山石之胜，客厅里边，程先生以冰啤酒待客，环境清幽，心脾清凉。程先生一口气看完了剧本，很同情剧中主角史寄愁的遭遇，尤其欣赏她的丈夫文尚华用史寄愁当女招待挣来的钱，丧心病狂地约友聚饮于史寄愁所服务的酒楼，恬不知耻地畅饮名酒“瓮头春色”一场戏。由此一场，导致了史寄愁最后殉身碧波的悲惨结局。程先生颇有信心地想排此剧。只因有些酷爱程剧的朋友劝他：“你的悲剧太多了，最好演一两出喜剧调剂调剂。”程先生从谏如流，因而与我约定再写一本《锁麟囊》，待《锁》剧上演之后，决定排演《瓮头春》。孰知人事变化，也和舞台演戏一样。程先生成功地演出《锁麟囊》之后，又寄豪兴于《女儿心》，于是我又赶写《女儿心》，《女儿心》演出后，程先生又农隐于青龙桥，于是，“瓮头”之香，随“春”而逝。

程先生在青龙桥务农之余，并未忘怀于京剧艺术，时常折简相召。在那土屋绳床、淳朴幽静的环境里，我们吃着玉米面窝窝头、腌萝卜条，喝着小米粥，海阔天空，纵谈艺术，其乐陶陶，不下于大酒肥鱼。他为我给金少山、宋德珠、吴素秋、徐东明、黄玉华等编写剧本的多产而庆贺，却又提醒我遇有适于他演的材料再给他编写剧本，他解释说：“我现在虽然不登舞台，但是仓库里的后备之资不能漠然视之。有朝一日，我还是要为京剧艺术而努力的。”我安慰他说：“钟球在悬，自异凡响。为您写戏，我是心安理得的。”于是我问他在务农之余作何消遣，有无素材，可资参考。他说：“目睹时艰，心情悒悒。只看些笔记杂钞，排忧解闷而已。”说着，从床头拿起一本《两般秋雨盦随笔》，翻开一页，说：“您看这段‘圈儿信’，写得多有巧思。”我说：“这段文字，一方面足见巧思，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文盲之苦。”程先生若有所悟地说：“对呀！从来文盲之苦，妇女尤甚，多少人吃了不识字的苦头，以致酿成悲惨事件。您何不写一本提倡妇女识字的剧本，振聋发聩，移风易俗！”我也若有所悟地说：“卓识如君，一语中的。这个题材，值得一写。”

说也奇怪，我与程先生每次交谈之后，总是耿耿不忘于怀。回家之后，立即构思，仍然袭取《瓮头春》剧本的写法，以《灵娲石》中的“徐吾会烛”一段开端，结构了一个较为曲折的故事，颇为自信地把自己创造的故事编为剧本，寄给了程先生。程先生回信说：“故事曲折，剧本别致。‘会烛’一场，边织布边教孩子识字，从而引起众女伴也要求识字，又引出一个年逾花甲的老翁，也要求拜师，颇有‘烘云托月’之妙。以下引起由识字而能写信，由投书而解人危难的许多情节。不是喜剧，而喜剧的意味很浓；不是悲剧，而悲剧的气氛又含蕴在内。希望您再多写两段唱。我将来一定要演，一定要演。”程先生一诺千金，从不食言。果然，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二次出山，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时，即着手准备排演《通灵笔》，并打算易名为《天涯芳草》。哪知他的上座纪录，出乎意料地每天满堂，资方劝他：“凭您一出《锁麟囊》和一出《女儿心》，贴出就满，何必劳人动马再排新剧？”程先生迫于盛情难却，只得约定，再度到上海时必排此剧。

我为程先生编写的剧本，除以上谈到的以外，还有《楚宫秋》、《裴云裳》、《香妃》。在这些剧本的编写过程中，双方互为默契的莫过于《女儿心》。

我与程砚秋先生交往二十余年，他给我的深刻印象，不仅仅限于上面所谈到的有关编剧的默契。他的嘉言懿行、艺术成就，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很多，只因我年衰多病，又因文债盈门，不能痛快淋漓地写成全豹，俟文债稍清，我还要畅谈程先生平生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