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意境创造

戏剧的“意境”创造还产生于戏剧艺术中“美”与“丑”、“文”与“野”、“雅”与“俗”的对比中，比如中国传统戏曲在人物行当、性格、造型的创造上比较讲究“脚色当行”。“脚色当行”是指演员的角色分工，从创作角色的体验方面讲是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创作角色的体现上讲，由于传统戏曲脚色行当的技术分工比较清晰严谨，因此行当还带有表演技巧的特性。而不同脚色的分工搭配，会给戏剧带来特殊的“意境”。

比如，《钟馗嫁妹》中的钟馗是用“花脸”的行当来创造的，而钟妹是“闺门旦”，一个粗犷丑陋甚至变形的鬼和一个妙龄美貌的女子，在众鬼的吹吹打打中忙着“婚嫁”之事，该是何等的“意境”呢？《钟馗嫁妹》的剧情梗概是：唐代终南山进士钟馗和好友杜平进京赴试。途中，钟馗误入鬼窟，面貌变丑。唐王不以文才取仕，因其面貌丑陋被黜革考试资格，钟馗因此落第，愤怒触门柱而死。玉帝见其正直，封为驱邪斩祟之神，好友杜平仗义埋葬钟馗尸体，并转奏唐王追封钟馗为终南山进士，钟馗感激好友恩德，且因生前曾将小妹许杜平为妻，便率领众鬼卒，备好笙箫鼓乐、琴剑书箱，送妹出阁。这样的一出“鬼戏”很难想象会如何表现，而戏曲却运用了“美”“丑”对比的行当搭配的手法，加上唱念做打的表演技巧的歌舞手段，将一出“鬼嫁妹”的戏演得活灵活现、美妙绝伦，“意境”独特。因为钟馗虽然貌丑，但是忠厚、善良又有文才，用“花脸”的行当创造钟馗，不仅在容貌上符合钟馗的形象，也能将钟馗的善良、知恩图报、可爱乐观的精神面貌刻画出来，与其妹“闺门旦”的端庄、娇媚、顺服的特征相比，别有一番“意境”。在这里钟馗的“丑”也成为了一种美，他在残雪寒春里送妹妹出嫁，虽然雪大天寒，但是心却是暖的，因为自己的妹妹就要嫁给自己的恩人兼好友，这是自己在世间的最大心愿，从此他的两个亲人生活在一起，互相照应，自己在阴间也就安心了，想起这些该是何等的快活。于是不管环境怎样，在钟馗眼中此时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唱道：“俺只见枝头鸟语弄新声……梅花逊雪白，雪却输梅馨。”钟馗对美好景物的咏赞，加上身段、眼神、动作的配合，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意境：一顶红轿远远颠颤着过来，数个蹦蹦跳跳的欢呼雀跃的小鬼，前呼后拥着一个妙龄少女，面带娇羞、恋恋不舍地从花轿内观望着她的哥哥。花轿旁紧紧跟随着一个穿红袍，花脸红扎的大汉，他面带喜色，有时又露出些遗憾、忧伤，但又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情感，尽量安慰出嫁的妹妹开心。身旁早春的梅花已经开了，尽管冬日的寒雪还在飘着……雪花、傲梅、新娘、黑脸大汉、簇拥的小鬼，吹吹打打的送亲队伍，这是何等美丽的意象啊！在表演上钟馗的创作还借用了一些“花旦”的动作，比如花旦的指法，旦角的别步、晃肩，以及女性的一些娇媚神情的运用，都表现出了钟馗快乐的心情和希望妹妹幸福的热切盼望。因此《钟馗嫁妹》的“意境”在于行当，表演上“美”“丑”“文”“野”对比搭配的手法，将“丑”化为“美”，将“野”化为“文”，美丑相生、文野交汇，“意境”因之而生。

而京剧《活捉三郎》则又是另外一种“意境”艺术：张文远是“丑”扮，阎惜娇是“花旦”。与《钟馗嫁妹》一样，《活捉三郎》也属于“鬼戏”，但是《活捉三郎》中“美”“丑”对比的手法是一种警戒、嘲讽的艺术创作态度：阎惜娇逼迫宋江不成，被宋江杀死，其鬼魂不仅不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仍旧游荡到情人张文远家里，希望得到张文远的理解和安慰，并与之重温旧情，谁料张文远醒悟到进来的“人”不是理想的美娇娘，而是一个“鬼”的时候，则突然变脸，卑怯、躲闪起来；阎惜娇见此情景，怒不可遏，随将其命索去，使其鬼魂和自己一起双双入冥。在张文远被阎惜娇索命的时候，为了表现其魂不附体，罪有应得，戏曲在表演上运用了“抹脸”“装假腿”的手法，将张文远恶有恶报的应得下场表现出来。最后阎惜娇满意地拎着脱了躯壳的形如一个软皮囊的张文远的鬼魂双双赴往幽冥的“意境”，令人拍手叫绝——风流鬼夫妻命该如此。《活捉三郎》从二人的行当搭配上是符合“脚色当行”的，阎惜娇是一个“艳鬼”，自然用“花旦”较合适，不然张文远怎么被其勾去魂魄呢？而张文远用“丑”来演，则符合张文远这个人物的色情、卑劣、薄情、猥琐的人物形象，“丑”与“旦”在舞台上且歌且舞，尽显人物风流之能事，却上演了野鸳鸯变为鬼夫妻的不足为训的假情假意的故事，因此“冤有头，债有主”的情节逻辑在戏剧的“意境”中得到了验证。

而与《活捉三郎》相比，为了歌颂爱情，同样的“花旦”与“丑”的搭配表演，又显现出“美”“丑”对比生“意境”的效果。昆曲《双下山》中的一对小恋人：尼姑是“花旦”，和尚是“丑”，但是在戏剧情节中二人热烈地向往自由、向往爱情、向往美好生活，敢于冲破佛门的清规戒律，偷偷跑下山去，自由结合成爱情伴侣，幸福生活在了一起。此处的“旦”“丑”的结合是歌颂爱情和向往自由的伟大，因此小尼姑和小和尚的表演创作中尽显“下山”后二人的愉快心情，以及相见后互相理解、因怜生爱的情感：二人见面开始有些害怕，后来发现彼此的心情和愿望是一样的，就互诉衷肠，发展至小和尚背着小尼姑过河的动人情节，引起观众强烈的认同和共鸣。因此小和尚的“丑”在这里是可爱的、是美的，是与小尼姑的美丽、可爱统一在一起的美，他们共同创造出了《双下山》的艺术“意境”。(www.xing528.com)

而话剧《茶馆》中一些“美”“丑”“文”“野”的对比手法，则创造出了《茶馆》的艺术“意境”特色：善良的爱国人士常四爷、康顺子、王利发、秦仲义等，他们都是“美”的形象，而刘麻子、庞太监、唐铁嘴、庞四奶奶都是“丑”的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创作上“文”“野”并举、“美”“丑”对比，共同营造出乱世悲欢离合的景象，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是构成《茶馆》艺术创作成功的重要创作内容和因素。再比如由同名小说改编的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美”“丑”“文”“野”的结合对比：神甫道貌岸然的形象和“丑八怪”卡西莫多的心灵美的对比，以及带有“野性”魅力的吉普塞女郎艾斯米拉达的纯洁的“美”，表面上具有绅士风度的国王卫队长的虚伪等，共同构成了揭示人性灵魂“美”“丑”的现实主义悲剧“意境”艺术。

艺术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丑、文、野”，艺术也有自己的表现“美、丑、文、野”的方式和手段，在艺术中“真善美”是艺术创作的灵魂，因此，艺术的“丑”就是为着艺术的“美”而创作的，艺术的“野”也正是为了体现艺术的“文”而产生的，“真善美”正是在艺术手法的辩证、对比、联系中显现而出，同时也证实了艺术创作是伟大的高尚的创作，是值得人们去热爱和追寻的精神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