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冲突与意境创造—戏剧戏曲导表演艺术成果

在一部优秀的戏剧艺术作品中，观众往往会感觉“意境”的创造给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仿佛自然而出，浑然天成。其实不然，“意境”的产生是艺术家们反复推敲，精心设计，不断实践的结果。那么究竟“意境”怎样才能出现？在一部戏剧作品中应当出现在何时何地呢？也就是说，在戏剧的创作中“意境”的出现是否有规律可循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正如同编剧需要遵循一定的编剧法进行创作，演员要按照一定的表演创作体系的要求进行角色的创造一样，导演在进行“意境”方面的创造的同时也一定有其创作方法的要求。比如：当戏剧冲突上升到最激烈，矛盾就要爆发的时候，往往是“意境”容易出现的时候。《茶馆》第一幕中，“常四爷”与“二德子”正要打架，马五爷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全场马上静了下来，作为一个“吃洋饭”的人占据了全场的核心地位，马五爷教训了“二德子”以后，在教堂的钟声中划了个十字，以示对上帝的崇敬——其实是“假洋鬼子”的身份象征，并在众人的注目中泰然自若地离去。从“冲突”的表面上看是“二德子”和“常四爷”的个人冲突，但是通过“教堂钟声”“划十字”“众人默然注目”等一系列具有“意境”化的声音、动作、调度的处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国内欺压人民的“社会冲突”更加清晰、明朗化了。因此，“意境”的作用还具有揭示“戏剧主要冲突”的任务。

在第二幕的末尾“冲突”中，吴、宋两个专门“拿人”的差人，把刘麻子“冤杀”以后，对王利发冷笑着步步逼近说：“……每月一号，别忘了我们那点意思。”王利发刚刚亲眼看见他们“杀人砍头”的过程，连忙回说：“您放心，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也不会忘了您们那档子事。”二差人会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王掌柜的形体设计是：他微低着头，一手扶着茶椅的后背，强支撑住自己差点倒下的身体——国民就处于这样的刽子手之中，随时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在这里，戏剧的核心冲突是：一个民族的灭亡不仅仅是因为外来民族的侵略，最重要的是民族内部的问题，外忧来自于内患，外忧内患必然导致灭亡。观众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就在于二差人的哈哈大笑和王掌柜低头，手扶椅背强撑身体的动作对比的“一强一弱”的“意境”化手段的处理中。如果换一种处理方式——王掌柜乐呵呵地对吴、宋二人抱拳承诺：“放心，我就是忘了我姓什么，也不会忘了您们那档子事。”那就显然是一副奸商的嘴脸了，戏剧要求的“意境”也就完全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戏剧冲突”就没有了。所以，戏剧冲突最强的地方，往往是“意境”容易产生的地方，也往往是“意境”艺术感染力最强的时刻。这一点应该是导演需要注意的创作重心。

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在“戏剧冲突”最强烈的地方“意境”才能出现。这里强调的是“冲突”产生“意境”的规律，“意境”产生的原因、方式有很多，这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点。

因此，在“冲突”产生“意境”方面还有一些创作上的特征需要分析。我们观看一些戏剧作品会发现，当“意境”出现在戏剧冲突的高潮时刻，此时的戏剧节奏往往产生了变化，戏剧的色彩也有了变化，比如：舞台调度由动到静的变化、人物行动由快到慢的变化、舞台色调由浓到淡的变化、审美意象由近及远的变化。例如，前面“马五爷划十字”就是舞台调度由动到静的变化——乱纷纷的众人突然肃然注目马五爷的一举一动；听到钟声马五爷动作放慢，划起十字；舞台的灯光由明亮的色调转为暗淡；由“近”及“远”——观众的审美注意由舞台事件引起的冲突转为由“远方教堂钟声”引起的帝国主义对国民的侵略，观众眼前不由会出现一个“教堂”的形象，还有洋人狰狞的“吃人面孔”。(www.xing528.com)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例子来说明“意境”在冲突中的产生，是由于打破了原来的舞台节奏，打破了原来的审美秩序而产生的。比如《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读信之前和读信之后判若两人的举止与娜拉之间产生的冲突：当海尔茂举起椅子砸向孩子们的玩具的时候，他的发怒带给娜拉的是震惊和反思——这个做了她八年的丈夫的人她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不是她所认识的海尔茂。于是，娜拉反而安静下来了，不再惊慌和自责了，不再为了救夫自杀了，因为自杀已经没有必要。此时，娜拉安安静静地注视着海尔茂发怒的反常举动，默默地坐在那里。于是，这种两个人行动上的突然的变化，打破了原来的舞台节奏、舞台秩序，一向彬彬有礼的海尔茂变得像一个咆哮的野兽，一向活泼外向、小鸟依人的娜拉突然成熟、安静起来，两个人的性格从一个方向朝另一个方向突变。刚才温馨和美的家庭气氛多么令人羡慕，海尔茂刚才对娜拉的甜蜜誓言还在娜拉心头回荡，而顷刻间情势从天堂到地狱般地倒转，一个咆哮着砸桌子，一个安安静静地看着变化中的一切。此时海尔茂的“动”与娜拉的“静”又形成一种对比的“意境”，使得观众对整个戏剧情节发展中的审美秩序再一次进行新的调整，对两个人的人格和思想重新进行认识。原来海尔茂的本质并不像他一贯表现的那样，原来娜拉也并不只是她原来单纯的形象——这样，戏剧的内涵就被更深刻地挖掘出来了，人性的复杂被阐释得更清楚了，“意境”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产生的依据，而戏剧情节得以发展的依据也在这里产生了——娜拉出走了。

《麦克白》中麦克白与夫人在“弑君”之前与“弑君”之后的不同的言行表现，也使得戏剧的审美秩序产生了变化：“弑君”前麦克白与夫人非常相爱，相互信任，并且他们也受到大家的尊敬和国王的赏识；“弑君”后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麦克白夫人连去见麦克白一面，都要对其手下进行“请求”；并且“弑君”后两个人的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折磨，麦克白再也睡不着了，总是看见邓肯的鬼魂前来索命，他不得不与“鬼魂”进行周旋；麦克白夫人不停地洗自己的手，希望把罪恶的血迹洗净；当麦克白夫人终于在精神错乱中死去的时候，麦克白虽得知消息，却只是把夫人的皇冠挑在剑尖上进行嘲讽。在舞台行动的设计中，这些“夫妻相互不再信任”“精神错乱”“心理恐慌”的动作，与事件之前相比较会在审美秩序上产生一种新的效果，观众感受到了由于人物“心理冲突”的外化而产生的“意境”：原来当一个人杀了一个不该杀的人之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杀人者不仅会受到律法或者良心的谴责，并且还会因此失去一切：爱情、信任、安宁、美好，甚至睡眠——而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应当拥有的一切。艺术“意境”在这里告诉人们：害掉无辜人性命的人必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这正是《麦克白》全剧的主题。因此当冲突中麦克白拿起酒宴桌上的像“血”一样的红桌布与“鬼魂”打斗，麦克白夫人不停地搓手时，就都在戏剧的冲突上起到了渲染“意境”的作用。

另外，冲突产生“意境”的方式还有许多，比如冲突的“诗化”处理。何为冲突的“诗化”？就是当戏剧的矛盾冲突达到顶峰的时候，却用一种“诗化”的手段进行艺术化处理来继续矛盾冲突的发展。比如，在徐晓钟先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中，当青女被傻丈夫福临当众扒了衣裤进行侮辱的时候，导演用了一种“诗化”的处理，起哄围观的群众散开，把躺在地上受尽侮辱的青女显露出来——一个洁白的石膏像静静地放在舞台上——它正是青女的化身，一个善良圣洁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眼前，被侮辱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妇女，而是观众心中的圣洁无辜的形象，是不应该被侵犯的人权，而一个民族的落后和愚昧也在这个洁白的石膏像中被映射了出来，观众的心此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耻辱和自觉感，同时也被女性的崇高和艺术的崇高深深地打动着。这是艺术的一种写意方式，用一种“诗意”来解释戏剧矛盾冲突中蕴含的真理。再比如《茶馆》末尾“撒纸钱”的“诗化”处理。在茶馆面临被“抢夺”的重要时刻，戏剧呈现出的不是茶馆的命运是如何在现实的“打砸抢”中发展的，而是用了一种三人“撒纸钱祭奠”的方式来“凭吊”民族的衰亡。表面上茶馆的命运发展被暂时隐去或淡化，更突出了主人公个人的情怀，此时“抒情”大于“叙事”，戏剧事件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事件的发展已经在戏剧中完成了它的任务，因为导表演“诗化”的处理在此解释了一切戏剧中矛盾冲突的结果和原因，观众没有得到在戏剧冲突中由习以为常的视听冲击所带来的心潮澎湃，而是在“诗意”中，感觉到一杯浓酒入口后余留的清醇芳香，其香愈久愈耐人寻味，其程度要远远超过戏剧冲突本身发展的直接呈现——此时冲突好像不存在了，观众不再仅限于关注戏剧事件本身的发展，而是对事件背后的原因和戏剧所阐释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这正是“意境”所产生的作用，因为“意境”更能直接阐释戏剧的最高任务和思想内涵，“意境”的语汇更简洁、明了，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无论是用“诗化”的方式，还是用其他的写意、象征、间离等手段，这些都是表导演的处理手段，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举例，只是希望证实，在戏剧冲突上升到一定重要阶段的时候，注意导表演 “意境”艺术的创造，是创作一部戏剧作品的关键和“戏眼”所在。只要找准了戏剧的冲突所在，就找到了创造“意境”艺术的关键点，也就为整部作品找到了“画龙点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