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显著之处在于形象总会打上他所处时代的烙印。他若处在和平年代，一切就会按部就班，并且鲜有党派间的争论和斗争。人民的智慧也不会在社会的争吵与斗争中激起，将静谧长眠。但是，和平年代却是实用技艺发展的契机，它们在本性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每个分支学科上都会取得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认识与文学领域中，还是在进步与发现领域里。这是一个文明国度想要的。但是，我们反观“国家和平”实现后的时代，像读历史书的一章去读它们，就会发现这些时代显得单调而无趣。一个人如只留下了他的出生与死亡时间，以及他的埋葬地点这些信息，他的故事就不会吸引我们，更别说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了。相反，在那些政治混乱、内战频发和迫害常在的年代，公众的静谧与平静将被打破；民众会被身边所发生的牵动神经的事件激起；每个人都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此时，个人的个性特征便真实地表露无遗了：有软弱的，有胆小的，也有犹豫不决的；有些人会沦为保守，而那些有勇气和胆识的人则会挺身而出。
人类历史上，两股相对立的势力一直处于斗争中，即谬误对真理的压制与真理对谬误的斗争。一边是谬误，他极尽迫害之能事，残暴地压制真理，以铲尽万物之美德；另一边是真理，她用高贵的勇气和端庄的坚韧抵抗着愚昧与迫害，以维持她品性的纯美。在过去四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她与迷信、拜偶、偏执以及所谓的道德准则进行殊死拼搏，才得以宣示她的正义。然而，她的仇敌们拒斥理性争辩，只用冷剑面对。每个年代，谬误总能获得大多数的支持者，而真理却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她往往在紧要关头克敌制胜，有时只是在横卧断头台的那一刻得以翻转。在这个世界拥抱她所宣示的真理之前，柴薪在炽热的火焰中燃尽，断头台用烈士的鲜血染得无比深红。回首过往，在我们国家的文明与宗教历史中，我们注意到天主教与改革宗之间的激烈争斗，也看到了正确与错误那令人生畏的冲突，还有真理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才挣脱枷锁——这是将人民长时间禁锢在精神奴役与愚昧中的枷锁。同样，我们也看到，几乎在整个17世纪下半叶里，新教长老制度（Presbytery）与天主教主教制度（Episcopacy）之间的斗争。他们中的一方在反动与偏执精神的鼓动下，践踏我们国民的宗教权利与荣誉，尽其所能将人民再次带入罗马教廷的铁血统治之下；而另一方则以高贵的勇气坚韧勇敢地站起来，为了真正信仰的振兴，走在迫害、暴虐与压制的最前端。从苏格兰的第一个殉道士汉密顿（Hamilton）开始，为着这事业，许多高贵的灵魂在真理的神坛上献祭，最后得到了最大的自由。
之前，他们默默无闻。迫害给他们带来名声，也追逐他们走向天堂。
撒母耳·卢瑟福（Samuel Rutherford）于1600年出生在罗克斯堡郡（Roxburghshire）的尼斯贝特（Nisbet）教区。青少年时期的他一直处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之下。我们很难对其出身进行准确的评价。里德（James Reid）提到他“出身名门”[2]；而伍德罗（Wodrow）却说他来自一个“社会地位低微，但正直的家庭”[3]。综上，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他父亲虽然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却维持着得体的社会地位；要不然，他不可能让他儿子接受这样好的教育。很小的时候，他便展露了过人的天赋。于是，老卢瑟福夫妇认为他是天生的牧师。
1617年，卢瑟福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在学校里，他就在他所修学科中崭露头角，仅仅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他便拿到了硕士学位；1623年，卢瑟福击败三个有力的竞争者，被选为学校董事（the Regents of the College）之一。在这一时期，他所展现出来的才能得到了他同时代人的充分赏识。我们知道在专业知识领域之外，校董事会还向他们（评判员）展示了撒母耳·卢瑟福先生在心智与德性上令人尊崇的能力。对此，评判员非常满意，并宣示授予他人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Humanities）头衔[4]。卢瑟福干了两年董事后便离职了。之后，他全身心投入神学研究，师从安德鲁·拉姆齐（Andrew Ramsay）。
这个时期的苏格兰教会几乎完全掌握在主教制度之下的主教们手中。詹姆士一世（James Stuart，1566—1625）继承英格兰王位后，主教制度四处开花。他授权并给予这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全部协助。那些不遵循教会政府决议的长老会成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这些决议原是针对他们的。许多人被捕入狱，个人财产被充公；其他人遭到流放；不少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或刑场。1625年，詹姆士一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一世继承王位。人民期望自己的委屈会得到倾听，过失将得到补偿。但是，事与愿违。对此，史蒂文森（Andrew Stevenson）说道：“父亲的疯狂在他继任者的疾病里埋下了祸根，儿子完全沿着父亲的脚步前行。”[5]詹姆士一世推行国王领导教会原则，并且在一种绝对意义上要求教会对国王绝对无疑地服从。这些东西都移植给了他的儿子，不幸的是还移植得相当成功。作为詹姆士一世的继任者，查理一世毫不含糊地执行了这些政策，这便给他统治时期的英国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与动荡，也为他自己带来了不少灾难；它们让他的统治不再顺畅，也促成了他悲惨的结局。
1627年，卢瑟福成为福音的传道人，在肯谬尔（Kenmure）的约翰·戈登（John Gordon，即后来的肯谬尔子爵）的帮助下，他被指派前往柯库布里（Kirkcudbright）的安乌斯（Anwoth）教区服侍。这表明他并不是通过国教任命程序而正式走马上任的。从小就与长老会密切接触的卢瑟福表现出了对主教制的极度厌恶之情，也从不向主教权力低头。在那个年代，主教权力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据史蒂文森的记载：“直到1628年，只有为数不多的传道人借助权势被委任为牧师。在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我们猜想卢瑟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因为他是在教会之门对那些真挚的传道人没有完全关闭的时候被授予圣职的。”从其他研究卢瑟福的专家那里我们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这里，他履行着从他神圣呼召而来的义务，鞠躬尽瘁，并且效果显著。他习惯于凌晨3点起床，然后将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教众的属灵需求与个人的宗教义务上。他并不只为他自己教区的居民服务，也为周围其他教区的教民们提供帮助。利文斯顿（Livingston）对此说道：“卢瑟福就是那个地区所有基督徒的一剂强大的强心剂，也是约翰·威尔士（John Welsh）先生牧养的接班人，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柯库布里服侍。”
1630年，卢瑟福的妻子在经历了一场痛苦而漫长（13 个月）的疾病后逝世了。这发生于他们婚后的第5年。这给卢瑟福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爱妻的离世似乎成了卢瑟福悲痛的根源，因为他在痛失爱妻之后的很长时间都会经常性地在信件中提及此事。丧妻之剧痛使他患上了热病，长达3个月。受此影响，他变得憔悴至极，休养相当长时间后，他才能重拾他的神圣使命。
约翰·戈登，即肯谬尔子爵，长期以来是卢瑟福的朋友兼资助者。卢瑟福对他抱以最高的敬意。子爵于1634年8月身染重病，并于第二年的9月去世。卢瑟福为此悲痛不已。他在子爵弥留的最后几个月里一直陪伴其左右。肯谬尔是一个禀赋和蔼与气质虔诚的贵族。可以想象得出，他在与卢瑟福交往的过程中一直非常愉悦。卢瑟福后来有很多著名的“信件”都是写给肯谬尔夫人的。
就在此时，阿米尼教义（the doctrines of Arminius）开始在圣公会（Episcopalians）教众那里大规模散播。其教理得到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罗德（Laud）的支持。在苏格兰，这些教理也得到了许多教士的附和。他们以若斯主教（Bishop of Ross）马克斯韦尔（Maxwell）为首，给予那些拥护此教义的人在教会中以优先权。卢瑟福对这些危险教义的传播极为焦虑，并且竭尽全力去反对和驳斥这些教义。1636年，他写成了题名为《为神恩辩护》（Exercitationes Apologetice pro Divina Gratia）一书。此书开篇便言明献给肯谬尔子爵。但是，该书直到他去世后18 个月才得以出版。他的这项工作极大地冒犯了政府，结果他被传唤到了宗教高等事务法庭（High Commission Court）受审。该庭由加洛韦的主教（Bishop of Galloway）托马斯·西德赛夫（Thomas Sydserff）掌管。他是一个亚米尼教派教徒。审判于1636年6月在威格顿（Wigton）举行。卢瑟福在此次审判中被免去圣职。西德赛夫早已对卢瑟福恨之入骨，并且不满足于对卢瑟福的这次惩罚。同年的7月，他再次将卢瑟福传唤到宗教高等事务法庭受审。这次的审判地点是爱丁堡，被控以“分裂者”（nonconformity）之罪，因为他的讲道与佩斯信条（the Perth Articles）不符；也因为他写了这本名为《为神恩辩护》的书。他们认为这本书对苏格兰教会产生了坏的影响。但事实是，该书的论点击中了亚米尼主义的要害，并大大地侮辱了英国国教的教士阶层。所以，西德赛夫主教再也无法对容忍他了。在这次审判中，还有许多对他虚假错误和夸张的指控。为了维持自己的清白，卢瑟福对这些指控一一给予了反驳。罗恩（Lorn，肯谬尔夫人的哥哥）和许多其他的正义之士竭尽所能帮助他。但这正是西德赛夫主教的恶毒之处。他发誓如果他们不遂了他的愿，他将写信给国王。经过三天的审判，对卢瑟福的惩罚为：剥夺他的牧师职分；禁止其在苏格兰的任何地方讲道；为不得罪君王，将其软禁在阿伯丁郡（Aberdeen）首府直至1636年8月20日。卢瑟福接受了这次审判，这种严酷与不公的惩罚并没有将他打倒。他在一封信件中这样写道：“我要去国王在阿伯丁郡的宫殿。无论是语言、笔墨还是心智都无法表达我的喜悦。”
在阿伯丁的监禁时期，卢瑟福写下了许多著名的“信件”。那时候，苏格兰很少有村落民众图书馆；就算有，里面藏书也极为有限。那个时代，主教制与亚米尼主义的言论统治着阿伯丁郡。所以，那些博学多才的乡绅们不会对卢瑟福的到来表现出多少善意。他们完全赞同他们的大东家罗德的观点，并对长老会充满敌意。这也正是卢瑟福被押往阿伯丁郡的原因。在那里，卢瑟福一开始便受到冷遇。他的对手们竭尽所能教唆人们与他对立。对此，他自己说道：“人们视我为怪人，认为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恶的。”但是他的清白与所从事的事业之真理性最终还是被人知晓了。他的声望也与日俱增。对此，乡绅们十分担忧。他们期望能将卢瑟福放逐到海外。他们与卢瑟福进行过几场辩论。卢瑟福表现得游刃有余。他说道：“在这里，我屡次卷入与那些大乡绅们的唇枪舌剑当中，特别是与巴伦博士（Dr Barron）论礼仪以及与亚米尼教徒间的辩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败坏了。但是，感谢神，这一切对真理丝毫未伤。我的信心也没有动摇。”
这个时期，巨大的混乱与骚动笼罩着整个苏格兰。查理一世早就想让苏格兰长老会接受英格兰教会的祈祷书（Service-book）与教义。1636年4月，在有失妥当考虑的情况下，他着手准备实施他的这一宿愿：令罗德大主教、贾克森（Juxon）主教，以及雷恩（Wren）主教等人专门为苏格兰教会编撰一本祈祷书。这样一本祈祷书很快便成型。除了一些细微的改变之外，它几乎与英格兰教会使用的祈祷书一样。即使是那些修改，也仅仅是使用了罗马弥撒书（the Roman Missal）的同义词。1637年，国王发表了一项公告，要求苏格兰人严格遵循新的崇拜仪式，也公布了爱丁堡使用新的崇拜仪式的日期。这是一个全国都必须遵守的新规定。可以想象，苏格兰人愤怒的情感被提到了一个至高处。他们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这种侵犯他们信仰自由的专横，并且表现出了一种矢志不渝的抵抗精神。查理一世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将缰绳拉得太紧了。但为时已晚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只能接受一种真正自由、没有约束的长老制崇拜仪式。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导致了国民盟约（the National Covenant）的重建以及主教制度的废止。
趁着这一混乱局面，卢瑟福冒险离开了阿伯丁郡的监禁之地，于1638年2月前往他在安乌斯（Anwoth）所侍奉的教区。时隔18 个多月，他再次回到他的教民身边。但是他在那里的服侍并没有多久。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一年，卢瑟福积极投身于推动格拉斯哥的伟大的誓约改革活动。同年，他被选为柯库布里（Kirkcudbright）长老会的联合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委员。该委员会于1638年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成立。委员会要求他就早前在宗教高等事务法庭被指控的罪名进行了说明。经研究，他与几个与他有着相同经历的人得到了有利于他们的重新“审判”：他们被选为联合大会的组委会成员。不久，联合大会做出一项决定，将卢瑟福调往格拉斯哥工作，任圣安德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Andrews）新学院（the New College）的神学教授。考虑到将他的天赋与才干发挥到最大限度，委员会授予他圣安德鲁大学的教授职位。此时的卢瑟福表现出了对安乌斯的极大留恋。他曾以“身体不适与心智匮乏”为由拒绝离开。加洛韦县（Galloway）也提交了几份申请期望挽留卢瑟福。但这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现实。委员会绝对地维持对卢瑟福的调任。1639年10月，卢瑟福再次调任为圣安德鲁大学的牧师，成了罗伯特·布莱尔先生（Mr.Robert Blair）的同事。
1643年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召开的联合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上，卢瑟福再次被任命为委员。他的同僚包括亚历山大·亨德森牧师（Alexander Henderson）、罗伯特·贝利牧师（Robert Baillie）、乔治·吉菜斯皮牧师（George Gillespie）、罗伯特·道格拉斯牧师（Robert Douglas），以及卡西利斯伯爵（the Earl of Cassilis）、梅特兰领主［Lord Maitland，即后来的劳德戴尔公爵（Duke of Lauderdale）］、沃利斯顿（Warriston）的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先生（Sir Archibald Johnston）等诸位长老。卢瑟福在这次委员会上表现突出，发布了几部富有争议且具有实际效用的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远近驰名的《法律与君王》。该书是为了回击若斯的主教（此时已被罢免了主教职分）所写的题为《基督教君主的神圣王权》（Sacro-Sancta Regum Majestas）一书。这本书于1644年在牛津大学出版，又名：“圣经赋予基督教君主神圣而高贵的宗教裁判权，这是古老的遗风，也是理性的要求”。这位教士竭尽其能，证明君王高贵的宗教权力完全来自神；所以，我们当对王意完全服从。《法律与君王》一书极力反驳了这位教士著作中所有野蛮荒谬的观点。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书中的有些论点都符合现代民主。卢瑟福详尽阐述了他关于基督教经典、古代教父们以及经院学者们作品的个人见解。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轰动。格思里主教（Bishop Guthrie）说道，委员会成员“人手一本撒母耳·卢瑟福先生新近出版的著作，尊崇不已。布坎南（Buchanan）的论著[6]原被当作神谕看，现在，卢瑟福著作出现后，它在反对绝对君主制这事上就显得力气不足了，而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才是真正的思想”。
卢瑟福非常渴望再次回到苏格兰。鉴于他不济的身体状况，他向委员会提交了允许他离开的申请。不过，他的申请直到委员会完成使命后才被批准，因为卢瑟福的工作对他们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卢瑟福直到1647年才再次回到他的故乡。这次返回苏格兰，他再次得到了他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工作，并且于同年的12月被任命为新学院（Principal of the New College）的院长，接替年迈退休的豪伊博士（Dr Howie）。1651年卢瑟福被选为圣安德鲁大学（Rector of the University）的教区牧师。这是当时苏格兰教会的牧师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卢瑟福作为一位学者与神职人员的名声现在已经传遍海内外。1649年，另外一项提案在联合大会获得通过，即调卢瑟福前往爱丁堡大学的神学院担任教授。与此同时，他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邀请，前往哈尔德韦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rderwyck）负责该校的神学与希伯来语的教学。他还收到了乌德勒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recht）的邀请。对这两所大学，他心仪很久了。考虑到当时所在的位置，他对于苏格兰教会实在是太重要而无法让自己离开这个国家。
从查理一世去世到王位恢复的这段时期，为了重申苏格兰教会的权力，卢瑟福积极投身到这场争夺战中。此时，克伦威尔（Cromwell）篡夺了王位，英格兰的独立摇摇欲坠。1658年克伦威尔被处死，查理二世复辟。1651年苏格兰国会（The Scottish Parliament）召开，国家盟约再次恢复。国会自1638年以来发布的所有关于核准长老会体制的法令全部取消。长老会制被废止。人们的权力被打碎，自由遭践踏。这之后直到1688年伦威克（Renwick）殉难的整个时期，到处弥漫着骇人听闻的迫害与血腥。可以想象，卢瑟福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逃避迫害。他的《法律与君王》被政府视为“谩骂王权与滋生叛乱”的书籍。政府下令由刽子手在爱丁堡将其全部焚烧。圣安德鲁与伦敦的情形也是如此。政府发出了一项公告，如果有人拥有《法律与君王》这本书却不将它交由国王的专业人士处理，那么他将被视为政府的敌人。卢瑟福个人被剥夺了在大学与教会的一切职分，其个人财产被充公；他被监禁在自己的房子里，并且被传唤到爱丁堡国会去接受叛国罪的指控。不难想象，在他不能不服从这些命令的时候，他的命运是多么凄惨。在此之前，他已被传唤到了一个比这世间法庭要高得多的地方接受审判了。由于身体虚弱，加上心智活动过于频繁，在那个年代的斗争与论战中，他的身体已明显透支。虽然还不到年迈，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1661年的3月20日，卢瑟福在几个基督徒朋友的陪伴下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61 岁。毫无疑问，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留给世间最后的话是：“荣耀永居神的国度。”
为了纪念卢瑟福，一块刻着“卢瑟福纪念碑”的石质纪念碑在1842年4月28日这一天树立起来，建在安乌斯教区的博兰农场（the farm of Boreland）与他以前布道的地方相距仅约半英里。这块纪念碑为花岗石制品，从底部到顶部高60 英尺，基座为7 平方英尺，有3 排台阶将其与地面相连。
至于卢瑟福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天赋与虔诚在这里就不再多言了。所有知晓他作品的人，都会在一件事上不知所措，那就是：不知道该去敬佩他学识的渊博和推理的深邃，还是去敬仰他基督信仰里的魅力。我们列出他著作的目录，该目录原本附在这个城市里一位才华横溢的先生所做的回忆录[7]上。这本书在严谨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编撰而成，如果有人对知晓像卢瑟福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正直诚实并且信仰虔诚的人有兴趣，那么这是一本值得详细品味的书籍。
卢瑟福生平所著如下：
Exercitationes Apologeticæ pro Divina Gratia：Amst.，12mo.，1636.
A Peaceable and Temperate Plea for Paul's Presbyterie in Scotland：Lond.，4to.，1642.
A Sermon preached to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Commons，January 31，1643.Daniel vi.26：Lond.，4to.，1644.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Honourable House of Lords，the 25th day of J une 1645.
Luke ⅶ.22 -25.Ma rk ⅳ.38 -40.Matt.ⅷ.26：Lond.，4 t o.，1645.(www.xing528.com)
Lex，Rex；or the Law and the Prince；a discourse for the just prerogative of king and people：Lond.，4to.，1644.
The Due Right of Presbyteries，or a Peaceable Plea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Lond.，4to.，1644.
The Tryal and Triumph of Faith：Lond.，4to.，1645.
The Divine Right of Church Government and Excommunication：Lo nd.，4 to.，1646.
Christ Dying and Drawing to Himself ：Lond.，4to.，1647.
A Survey of the Spiritual Antichrist，opening the secrets of Familisme and Antinomianisme：Lond.，1648.
A Free Disputation against Pretended Liberty of Conscience：Lond.，4 to.，1649.
The Last and Heavenly Speeches，and Glorious Depa rture of John Gordoun，Viscount Kenmuir ：Edin.，4to.，1649.
Disputatio Scholastica de Divina Providentia：Edin.，4to，1651.
The Covenant of Life opened：Edin.，4to.，1655.
A Survey of the Survey of that Summe of Church Discipline penned by Mr Thomas Hooker：Lond.，4to.，1658.
Influences of the Life of Grace：Lond.，4to.，1659.
Joshua Redivivus，or Mr Rutherford's Letters，in three parts：12 mo.，1664.
Examen Arminianismi，conscriptum et discipulis dictatum a doctissimo clarissimoque viro，D.Samuele Rhetorforte，SS.Theol.in Academia Scottae Sanctandreana Doctore et Professore：Ultraj.，12mo.，1668.
【注释】
[1]这篇小传的作者无从考证，应该是本书的编者。
[2]James Reid，Memoirs of the Westminster Divines，Banner of Truth，1983.
[3]英文版的注脚不规范。这个出处没有给出。即使那些给出的注脚，也是大概的，没有页码。我们在翻译时尽量补上。但有些出处很难寻找，只好作罢。不另说明。
[4]Crawford's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原注。不过，Crawford的这本书找不到了。
[5]Andrew Stevenson，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Scotland，Vol.Ⅰ，（该书约出版于1637—1652年间）General Books，2012.
[6]指的是布坎南的《论苏格兰政治》（De jure regni a pud scoots），该书出版于1579年。此书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具有深远的影响。
[7]Thomas Murray，L.L.D，Life of Samuel Rutherford，Edinburgh，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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