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法教程：其他立法及法律体系

俄罗斯国家安全立法体系采取的是专门立法、分散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混合型立法模式，由具有不同效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包括俄罗斯联邦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其他法律、政府规章、总统令、部门规章及跨部门规章。同时，还随着俄罗斯国家安全范围的扩大以及国家安全机构的变更而出现变化，当出现新的安全机构或者国家安全机关职权、任务等发生变更时，会出台或修改相应安全法律。

目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重心逐渐由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转移，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也与之协调——实现了由国家安全相关宪法条文、国家安全基本法、具体领域专门法以及其他法律中的国家安全相关规定组成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多层次结构。

（一）宪法中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

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了国家安全根本原则，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核心。该宪法虽未明确对“安全”进行定义，但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安全的条款构成了国家安全立法的宪法依据，其他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均是以宪法为基础，对涉及国家安全宪法条款的具体化规定。具体可分为涉及国家安全客体的条款、国家紧急（战争）状态的条款、公民维护国家安全义务的条款以及国家安全常设机关的条款。

《俄罗斯联邦宪法》关于国家安全客体的相关规定涵盖了国家宪法制度，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个人的权利、自由、健康等诸多方面，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也是国家安全立法的依据。国家紧急（战争）状态则与国家安全保障有直接联系，是相关国家机关开展保障国家安全工作的具体依据。宪法规定公民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维护种族、民族、信仰平等以及其他维护社会安全、和谐的义务，维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生态安全的义务以及保护祖国安全等军事方面的义务。宪法对国家安全常设机关也作出了相关规定，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由联邦法律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组织、领导。此规定使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俄罗斯现行宪法唯一明确规定隶属于总统的会议咨询机构，为其设立和运行奠定了法律基础。^[23]

（二）具体领域专门法

1.谍报领域。俄罗斯在该领域的主要法律包括1995年生效的《联邦安全局法》《侦缉行动法》及1996年生效的《对外情报机关法》。这些法律都经过多次修改，其中《联邦安全局法》的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16年，该法详细规定了联邦安全局的工作任务、职权、组成及监管制度，并为其提供了法律基础、手段指导和行动原则、方向。《侦缉行动法》于2008年进行了最近一次修改，该法主要调整在俄罗斯境内实施的侦缉行动的内容，旨在加强进行侦缉行动时的合法性保障体系。《对外情报机关法》最近一次于2015年进行修改，其制定目的在于规范俄罗斯对外情报机关的组织、运行原则以及监管制度，并明确了对外情报机关的地位。

2.军事及国防领域。俄罗斯在军事、国防领域立法众多，以《俄罗斯联邦安全法》为基础，主要涉及国防、军事与国防建设、军人地位与法律保护以及军事与国防物资保障四个方面，相关法律包括《国防法》《俄联邦国境法》《武器法》《兵役和军役法》《军人地位法》《国家国防采购法》等。

3.反恐领域。在恐怖主义活动频发，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日益猖獗，世界各国都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十分注重对反恐领域的专门性立法。在2001年颁布《反洗钱及资助恐怖主义法》后，于2006年正式颁布《反对恐怖主义法》，规定了反恐的基本原则，为组织开展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及其后果、动用俄罗斯武装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奠定了法律与组织基础，为俄罗斯反恐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与国际国内反恐形势的变化相适应，俄罗斯内部对这部法律也进行了多次修改，最近一次修改是在2016年。另外，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公认的国际原则、规范和俄罗斯联邦签订的国际条约规定应属于俄罗斯联邦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2005年《预防恐怖主义公约》也是俄罗斯反恐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4.紧急状态相关立法。通常情况下，紧急状态、战争状态都是国家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属于非正常状态，与之相关的立法是在最为严峻的状态下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由于适用时期的特殊性，此类立法会对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俄罗斯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颁布了《紧急状态法》《战争状态法》，其详细规定了国家非正常状态的宣布依据、实施程序、保障以及相应机关的职权、相关地区的管理、公民和组织的权利状况等。

5.其他安全领域。随着时代的发展，只关注传统安全已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保证在各类相关领域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俄罗斯关于其他安全领域的法律规定主要涵盖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食品安全、科技安全、核安全、外层空间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俄罗斯在核能利用、辐射防护、放射性废物处置、应急等方面分别制定了相关法律以应对核安全问题，如《原子能利用法》《居民辐射安全法》等。在信息安全方面，制定了专门规范信息安全问题的基本法《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信息安全领域立法发展的基本规范，并对信息的收集、获取、传递、保护及信息技术的使用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在食品安全方面，制定并修订《食品质量和安全法》，调整并保障了食品品质、食品安全与人身安全的关系，明确了食品生产方的责任与生产原则以及相关部门的职权，并规定了外国食品进入俄罗斯的条件等。同时，以《食品质量和安全法》为基础，构建了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24]关于生态安全，制定《环境保护法》以体现生态安全与人类日常活动及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详细阐释了生态安全的概念是使自然和人类重要利益免受其他活动、紧急状况及其不良后果的影响。除上述法律之外，俄罗斯还有《危险产品生产安全法》《水利工程安全法》《化学杀虫剂和农药使用安全法》《消防安全法》等专门立法共同构成俄罗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以保障国家安全。

（三）2000年《俄罗斯联邦安全观》和《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1992年与2010年《俄罗斯联邦安全法》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体制的法律基础，2000年《俄罗斯联邦安全观》和《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则是其理论基础。其中，《俄罗斯联邦安全观》是反映俄罗斯个人、社会和国家在各领域应对国际国内威胁的观点的体系性纲领性文件。^[25]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增强，各国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但领土、种族、宗教、南北问题等依然存在，国际局势更为复杂多变，促使各国将国家安全问题放在重要地位。俄罗斯面对乌克兰危机、恐怖主义威胁、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更加重视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不断加强国家安全立法建设，构建更加成熟稳定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2015年，《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明确指出“北约”的威胁，并指出俄罗斯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也体现了俄罗斯和其他大国的国际关系。根据这一纲领性的指导文件，《俄罗斯联邦安全法》未来可能也将进行相应的修订，以便使《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通过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

【注释】

[1]Richard A.BestJr，“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28，2011：6

[2]Brian Waddell，Towar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Civil－Military Relationship after World War II，Westport Connecticu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8：30.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洪德、杨静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4]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originally enacted）：Sec.101，Sec.102，Sec.103.，Sec.201.，Sec.202.［EB／OL］.（1947－07－26）［2008－07－04］.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nsact1947.pdf.

[5]钟开斌：“国家安全委员会运作的国际经验、职能定位与中国策略”，载《改革》2014年第3期。(www.xing528.com)

[6]黄爱武：《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

[7]Frank N.Trager，“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Air University Review，1977，29（1）.

[8]Richard A.BestJr.，“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December28，2011：8.

[9]Douglas T.Stuart，Organiz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Storming Media，2000：66.

[10]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47（As amended through August 3，2007）：Sec.108.（b）［EB／OL］.（2007－08－03）［2018－03－04］.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nsaact1947.pdf.

[11]吕杨：“奥巴马国家安全战略的八大变化”，载《世界知识》2010年第12期。

[12]张筱：“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创立的目的研究”，载《理论观察》2014年第8期。

[13]黄爱武：《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14]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49页

[15]张家年、马费成：“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结构及运作的研究”，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7期。

[16]刘峰、舒绍福：《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17]化国宇：“法国反恐情报机制研究”，载《情报杂志》2017年第9期。

[18]胡裕岭：“法国：新反恐法应对‘紧急状态’”，载《检察风云》2018年第2期。

[19]刘再起、魏玮：“《俄罗斯联邦安全法》的演进及国家安全体系改革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6期。

[20]刘再起、刘若书：“俄罗斯安全体制改革与启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

[21]刘再起、魏玮：“《俄罗斯联邦安全法》的演进及国家安全体系改革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6期。

[22]刘再起、魏玮：“《俄罗斯联邦安全法》的演进及国家安全体系改革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6期。

[23]楚盛男：“俄联邦国家安全立法体系发展及其启示”，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4]高空：“俄罗斯食品安全法与食品市场整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7期。

[25]刘再起、刘若书：“俄罗斯安全体制改革与启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