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导读：洞察现实意义

除了关注《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外，读者通过研读这本著作还需要找到它与现实的结合点，即发掘《哲学的贫困》的现实意义。这里所说的现实意义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理论意义，其二是实践意义。谈理论意义主要是将《哲学的贫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联系起来，谈实践意义则主要是将《哲学的贫困》同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联系起来。

（一）理论意义：《哲学的贫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实践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恩格斯说过：“任何新的学说……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他还说：“每一时代的哲学……都具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2]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老祖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与《哲学的贫困》紧密相连的问题有两个。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次公开自己的新世界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现实中以阶级斗争为表现形式；在阶级斗争中，革命阶级应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与根本任务仍旧是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发展比旧的社会形态更高水平的生产力，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践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问题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带领下，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搞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说：“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3]1956年9月，在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过的八大政治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在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国情，而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心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4]不过，由于在实践中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在随后的20年里遭遇了重大挫折。1976年以后，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为什么要改革？邓小平的回答是：“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5]这里所谓应当做好却还没有做好的“事情”就是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不断深入的改革为基础，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了自己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这一论述的基本内涵包括：

第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揭示了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最紧密的本质联系，说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功能和最根本的任务。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7]。过去，我们在理论上并非不懂得生产力的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放在生产关系上，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是应当为生产力的发展而服务的。而邓小平则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体现了彻底的唯物史观。同时，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是不可分离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都讲全了。”[8]

第二，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明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要面临的历史任务，因此，仅仅从生产力方面来加以概括还不足以体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提出解决了这一问题。现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消亡，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旧存在，因此，如果单纯只考虑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那就可能得出“资本主义同样可以救中国”的谬论。邓小平强调，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搞两极分化，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更谈不上发展。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使劳动人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因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9]离开共同富裕，离开作为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此后，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继承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根据社会发展环境面临的具体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补充。江泽民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三个代表”中居于首位的就是，执政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胡锦涛则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即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10]同时，“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发展应当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这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补充。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11]。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问题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没有人，社会将不复存在；没有人，就无所谓社会历史的进步。因此，现实的人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导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真正实现，因此这个任务就留待社会主义社会来完成。正是基于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

“以人为本”中的“人”指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从质上说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说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民群众的最稳定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及知识分子。由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所以人民群众的总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

从充分体现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发展要为了人民。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要能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成果。邓小平就曾经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视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工作成败的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出发，强调执政党应当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并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出发，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应当充分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之所以坚持发展依靠人民，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源泉，因此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12]这是说，群众的解放和利益最终还要靠群众自己去争取，而共产党作为先锋队的责任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内外环境和现实条件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要依靠人民”一度被较少提及，反映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上就表现为偏重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当前，我们面临改革的攻坚重任，如果不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革开放事业就有搁浅的危险。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在其末尾专门提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齐心协力推进改革。”[13]总之，党和国家的事业，只有得到人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成功；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才能切实贯彻执行；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蕴藏的巨大智慧和创造力，使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的“以人为本”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也不同于近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理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民本思想中的“民”是相对于“君”、相对于统治者而言的，终究被视为被统治者，不享有任何权利或享有很少的权利，在社会发展中也不具有主体性。民本思想的本质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驭民之术，人民仅仅是维持封建专制的手段或工具。以人为本吸取了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是对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近代西方人本主义产生于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它主张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服务。以人为本，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克服了人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扬弃了其狭隘的人本主义原则，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认为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活动的具体的人、社会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以人为本是追求人的彻底解放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在现阶段的具体体现。[14]

（二）实践意义：《哲学的贫困》与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展了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这次学习中，那些在《哲学的贫困》中得以第一次公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被认为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生，作为指引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指南。对此，习近平强调，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通过这一次的中央集体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哲学的贫困》已经发表了一个多世纪，但是其中所表达的观点，尤其是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现实生命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以人为本”。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看，“以人为本”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保民生”与“兴民主”。

1.“保民生”：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

“以人为本”内涵的第一条就是“发展要为了人民”。这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在根本上必须“为了人民”。“为了人民”意味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带来的发展成果。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充分享受了改革的成果，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究竟如何是对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出评判的基本依据。当前，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联系最为密切的无疑就是“民生”。

在中国，研究民生问题的代表人物首推孙中山。在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即为其中之一。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5]相应地，民生问题自然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上述理解沿袭至今。但被忽略的是，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还探讨了当时民生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各国潮流的原因。他认为，根源在于实业革命：正是机器的大量使用才导致工人失业，正因为失业才让劳动群众的生活无以为继，最终衍生出了民生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孙中山正确地将近代以来民生问题的爆发同实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却错误地将工人失业归咎于机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是罪魁祸首。所以，孙中山关注的“民生问题”事实上不是一般意义上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剥削性经济制度的运行所导致雇佣劳动者的贫困问题。只不过因为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才使得这种贫困现象貌似具有普遍性，但将其不加区别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实属错误。如果仍将民生问题界定为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那么依据成因的不同，民生问题相应地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为重大的就是孙中山眼中的这类根源于剥削性经济制度的民生问题。只要是以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这类民生问题都是无可避免的并且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民生问题的流行绝非偶然。中国有句古话：“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但当劳动群众在生产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时，无论自身多么勤劳都难以改变最终堕入贫困陷阱的结局。当然，剥削性经济制度总是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所以准确地说，孙中山所关注的这类民生问题的真正的病根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

1949年以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理应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性质截然不同的经济基础。在此理念的引导下，公有制一度成为唯一存在的所有制关系，这也意味着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民生问题将不会出现。可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到目前为止，我国都还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能力。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石，但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社会形态更替的时刻，其生产力水平却都达不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水平。这导致我国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旧社会的残余还将在新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不顾客观规律，人为地强制性变革生产关系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后长达30年事与愿违的经济建设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正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自1978年以来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作用也重新获得认同。30年的改革开放既为我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也为基于私有制的民生问题的重现创造了土壤。尽管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未被动摇，但只要私有制还存在，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可以说，公有制并不会因为占据了主体地位而成为与其共存的私有制的“漂白剂”，私有制也不会因为“偏安一隅”而成为“无毒无害”的“绿色食品”。我国在享受着多种经济成分带来的好处时，也必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弊端。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我国私营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将不断加深，而数量庞大的雇佣劳动阶层将必然是这负面效应首当其冲的承担者。当数量庞大的雇佣劳动阶层被上学难、就医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各类生活困难重重包围却寻不到出路时，他们必然将不满的矛头指向那些先富阶层并进而指向改革开放本身。近年来，我国的先富阶层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而先富阶层中部分成员热衷于以各种方式“炫富”更加大了人们对这个阶层的关注度。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偏高的话题也在各类媒体平台上逐渐升温，这代表着社会在反思，反思当前贫富差异的正当性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所以，要让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拥护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维护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关键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在现有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这也正是“保民生”的含义。

提高在经济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需要切实的物质保障。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掌握资源配置话语权的无疑是那些在经济关系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因为他们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所以，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来配置资源，改善民生所需的物质保障是不会自动到位的，必须依靠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承担相关任务。这里所谓非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曾经指出，由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将导致服务享受者的真实收入比其通过市场交换所能获得的货币收入要多得多，因此市场交换所形成的不平等的重要性将被大大降低。事实上，我国曾经拥有过较为完善的政府包办式社会福利体系，而且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典型体现。但改革开放以后，当市场化改革大刀阔斧的推进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却没能及时跟上。准确地说，是在政府包办式社会福利体系遭到否定后，缺乏有效的替代性制度安排。于是，当前我国民生问题的凸显自然就变得不可避免。好在最近10年，党和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上述问题，诸如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字眼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和各类政策文件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就明确提出要解决一些“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医药卫生问题。对于教育问题，报告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16]。对于就业问题，报告提出要“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17]。对于收入分配问题，报告提出要“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18]。对于社会保障问题，报告提出要“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建立健全合理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19]。对于医药卫生问题，报告提出要“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20]。以上政策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1]的战略构想。

总之，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这样一个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新环境中要想进一步推进改革，无疑迫切需要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需要凝聚的不仅仅是参与顶层设计的少数社会精英的共识，更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毕竟人民群众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主体。但如果人民群众无法公平地享受改革成果，那么改革必将丧失主体的支持，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在可预见的将来，多种经济成分仍将在我国并存，而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也已由“基础性”提升为“决定性”，这更决定了必须将“保民生”作为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始终的基本原则。

2.“兴民主”：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二

“以人为本”内涵的第二条是“发展要依靠人民”。这也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为了人民”，而且要“依靠人民”。在当前，“依靠人民”意味着在改革进程中要有序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不断培育人民群众的自主治理能力。显然，与“依靠群众”紧密相连的关键词是“民主”，加强对群众的依靠就意味着要“兴民主”。

之所以要兴民主，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作为从社会分离出来的阶级统治工具，经济层面上阶级的最终消失也将导致政治层面上国家的消亡。所有的国家都承担着两种基本职能：阶级统治与公共管理。在国家消失的过程中，阶级统治职能将随之消失，但公共管理职能却不会消失而是要实现向社会的回归。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能够独立承担目前由国家专门执行的公共管理职能时，后者才具备消亡的条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然社会主义国家是阶级国家的最后形态，那么它就肩负着通过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来推动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使命。对此，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最终的目的，它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由原来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丑恶现象，从而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继续前进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从必须遵守变成为习惯于遵守，才会使民主成为真正完全的习惯，而完全的民主等于不需要任何民主，于是，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或民主也就完全消亡了。所以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民主制的任务就是要吸收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而是空前第一次使真正的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社会自治能力并不是先验性的存在，需要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逐步得到培养，这就意味着包含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应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过程中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

然而，在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民主长期以来其实都在遭受着排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共管理中的民主与效率之间被认为存在冲突。民主程度越高，群众参与度越大，则公共管理的效率被认为必然越低。从群众参与的广度来看，参与的人数越多则形成最终共识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这必然会导致管理效率的降低；从群众参与的深度来看，由于普通群众并不具备科学处理公共事务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因此普通群众对公共管理过程的影响力越大则管理效率就越低。因此，要想让人民群众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扩展人民群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就必须求得公共管理中民主与效率的共容之道。对此，可以合理地借鉴近30年来兴起的参与型公共服务理念的观点，这一观点关于实现公共服务民主化的基本主张有两个：

第一，要解决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服务效率之间冲突的问题，就必须充分完善社区层次的基层公民参与体系。让所有公民都成为政治代表并同时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确实不具备可行性，但突破代议制度的局限在社会领域中却能够找到更为广阔的参与空间。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就认为，许多公民实际上不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选举或政党政治上，而是参与一种新型的政治活动，即在街坊邻里、工作团体和社团内从事一些以公民为基础的“草根”活动。这些基层的参与实践与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参与一样能够起到教育功能，但是却可以容纳“远为多数的人们”。就我国而言，基层民主一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素。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就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22]事实上，除了农村的村民自治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形式还包括城市的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中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及至最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23]。由此可见，在如何扩展公民参与广度的问题上，我国其实已经找到了答案。

第二，要解决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深度与服务效率之间冲突的问题，政府角色就必须由执行者、控制者转变为培育者。诚然，多数公民都缺乏处理专业技术问题所需要的知识，但这并不构成政府包办一切的理由。政府在促进公民参与的过程中既不能成为价值中立的执行者也不能化身全能的控制者，而是应当成为扩大公民参与的培育者。作为培育者，政府不仅要向公民下放权力而且还要与后者分享知识，循序渐进地培养公民的自治能力。需要说明的是，分享知识并非要将所有的公民都培养成专家，而是要将复杂的专业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公民解释清楚，让后者掌握足够的信息开展讨论。正如有学者所说，行政官僚“负有将那些危若累卵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从它们被裹在其中的混杂科学数据资料和法律体系中梳理出来的基本责任”[24]。要让政府成为公民自我治理能力的培育者，现实中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政府自觉地、合理地释放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发现基层社会自治的可能，自觉下放权力以扩展社会自治范围；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也不能仅仅为了丢包袱而放弃自身在特定阶段仍应承担的责任，更不能为了显现自身存在的必要性而故意向尚不具备相应能力的群众胡乱放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在过去一直被认为应该成为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成为公民培育者的角色定位则在此基础上对他们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为人民服务，而且要推动人民自我服务；不仅要权为民所用，而且要自觉地为手中的权力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就中国的现实而言，许多领导干部显然并不具备公民培育者应有的素质，他们的觉悟还停留在将公权力看作自己私有物品的落后阶段，于是就衍生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僚主义作风甚至贪污腐败等违法乱纪行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到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开展，再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党和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部分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党的群众基础，因此对作风问题和廉政问题常抓不懈。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突出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5]。(www.xing528.com)

尽管参与型公共服务理念缘起于西方，但相关学者抛开经济基础的现实空谈扩大公民参与，注定了相关理念在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沦为空想。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肯定，才导致这些西方学者虽然提出了美好设想但却始终无法想象出如何才能让政府心甘情愿地放弃权力去充当公民参与的培育者。显然，参与型公共服务的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可能实现与现实的对接，但事实也表明这个对接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自动实现。总之，社会主义国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贯彻“兴民主”这一基本原则，积极推动公民参与，而充分开发基层自治体系以及将政府转变为公民培育者是将“兴民主”落到实处的关键。

综合上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这意味着在改革中应始终贯彻“保民生”与“兴民主”两大基本原则。需要强调的是，这两大基本原则是彼此相连的，具体来说，要想保民生就要弄清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究竟是什么，要弄清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就必须让人民群众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不仅要充分表达意愿而且还要让人民群众逐渐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所以，如果将“保民生”视为目的，那么“兴民主”无疑就是手段，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以民主保民生”。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既不能以“保民生”为借口排斥公民自治，也不能以“兴民主”为借口漠视服务效率，惟有将“保民生”与“兴民主”统一起来，以人民群众为依归、以人民群众为依靠才能破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难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正确运用了马克思最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其作为普遍原则和基本方法，并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才在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也只有继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迈向新的辉煌。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贫困》将始终与我们同行。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03页—第704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页。

[4]余信红、薛安泰、张春华、刘鸿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渊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84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0]《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第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

[14]参见罗建文、李连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5]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46页。

[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2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2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24]［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