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导读:揭示历史地位

马克思的每部著作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需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因此，只有将原著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的贫困》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算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一）清算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1]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正是小资产阶级这个群体的理论代言人。首先，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蒲鲁东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颇为推崇，他甚至自称为黑格尔的学生，这导致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然将唯心辩证法奉为圭臬。由于坚持唯心主义的立场，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源归结于“无人身的理性”，企图将现实的历史运动硬塞进自己虚构的逻辑框架中。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但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运用的“辩证法”却完全是“冒牌的黑格尔的词句”，实际上是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蒲鲁东其实是把黑格尔哲学理论的错误成分都继承了下来，而合理成分却又丢掉了，这直接决定了蒲鲁东的历史哲学必然会是“可笑的”。其次，将错误的哲学方法论贯彻在研究中，这又必然导致蒲鲁东政治经济学观点的错误。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一方面用唯心主义历史观颠倒现实和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观念的体现。他认为：“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创立有关理性规律的理论，就是创立哲学。”[2]蒲鲁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用人与人之间的建议来虚构分工与交换等经济关系的发展史，甚至还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立的根源归结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些都是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拙劣地仿效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各种经济范畴一一纳入他主观臆造的发展序列之中，并根据这种序列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分工、机器、竞争、垄断、警察或捐税、贸易的平衡、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等等。蒲鲁东将经济范畴看成创造现实经济关系的先验产物，把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看作只是永恒存在的概念与范畴的体现。在他看来，每一个经济范畴都有所谓“好”和“坏”两个对立的方面，后一个范畴是历史理性为消除前一个范畴的坏的方面而创造出来的。所谓的发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而消除“坏”的方面，以使这些范畴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进而形成经济矛盾发展的序列。最后，在错误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指引下，蒲鲁东又得出了改造现实社会的错误方案。他认为，构成价值是表现交换中的确定的比例，这种比例本身的基础是人们的劳动。按照他的说法，金银本来是普通的商品，后来在交换的历史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先成为货币，开始按照它的价值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取得了构成价值。因此，如果一切产品都变成货币，就都能按照在生产自身时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直接进行交换，成为构成价值，那么，对货币的需要也就会消失。货币消失了，资本、剥削和一切非劳动的收入也都会消失，这样社会就能摆脱在货币和资本的支配下产生的各种矛盾，而社会中的一切成员都会变成平等的、交换等量劳动的劳动者。在蒲鲁东看来，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与交换已经自发地普遍地组织起来，工人不应当用抗争来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而蒲鲁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所谓的“消费信贷”，这个观点在《贫困的哲学》中只是一笔带过，而在后来出版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中，他将自己的“消费信贷”扩展为“信用改革计划”，企图以建立“交换银行”或“人民银行”、发行劳动证券以及向工人提供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或小作坊等方式，来达到改造社会、实现平等的目的。

马克思本人撰写《哲学的贫困》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理论上批判蒲鲁东的错误的哲学和经济学观点；二是将工人运动，尤其是法国工人运动，从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就前者而言，马克思的目的达到了。1846年5月，蒲鲁东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了自己即将问世的《贫困的哲学》，还说：“依我之见，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的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正在印刷中）将会使您详细地认识到我的观点。亲爱的哲学家，这就是我眼下的态度。希望它不是错误的，如果您要责打我，我是要报复的。”[3]而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果真对蒲鲁东加以“责打”时，后者却不敢应战了。因为蒲鲁东实在难以对马克思的批评作出公开反驳。这从他阅读了《哲学的贫困》并作出的批注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批注直到1923年才以附录的形式公开发表于巴黎新版《蒲鲁东全集》第一卷的下册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蒲鲁东竟然在自己的一份手稿边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自嘲的话：“实际上，马克思悔恨我的观点处处与他相一致，而我却先于他提出来了……马克思实则是忌妒。”[4]至于后者，马克思的直接目的并没有达到。马克思总印数为800本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对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蒲鲁东对法国工人以及对一般罗尔曼语系国家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继续增长。对于蒲鲁东主义的影响，恩格斯曾经不无遗憾地指出，自1847年之后的近20多年里，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5]。在法国，派去参加第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7名代表绝大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派去参加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18名代表全部是蒲鲁东主义者。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期间，蒲鲁东派在公社领导层中仍然占据1/3并主要负责公社的经济工作。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在瑞士，参与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38名瑞士代表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倾向于蒲鲁东主义，这导致大会通过了带有浓厚的蒲鲁东主义色彩的关于建立向工人发放无息贷款的国民银行的决议。

尽管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是直接针对蒲鲁东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著作的批判范围扩大到各类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1885年，在该书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就批判了德国崇拜“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经济学者洛贝尔图斯。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起来，却常常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分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由于在阶级斗争中往往会和下层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对抗大资产阶级，因此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从某种意义上，相较于那些公开为大资产阶级辩护的反动理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将自己对私有制的崇拜包裹在“社会主义”糖衣之中的暧昧做法更具有危害性。19世纪中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除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外，还包括法国以路易·勃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英国的工联主义等，这些思潮都是“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的典型。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新形态则是民主社会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出现于20世纪中叶。1951年六七月间，“社会党国际”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即《法兰克福宣言》）。以此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宣言》的主旨和核心宣称，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的方式才能建立。在政治上，民主社会主义既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他们坚持在承认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等政治制度，主张走民主的和平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同时通过扩大以“工人参与制”为主要方式的经济民主来解决劳资矛盾，将资本主义改成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奉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法兰克福宣言》即明确表明：“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歌德斯堡纲领》中更明确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1989年该党在《柏林宣言》中再次重申，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民主社会主义特别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法兰克福宣言》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某种宿命论的东西，认为“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求助于深深植根于欧洲文化的天命论”，将社会主义归结为某些抽象的伦理价值的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验。这些社会党在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付诸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效，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但由于其在根本原则上存在局限性，把改良主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他们在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就。社会党国际十六大通过的《阿尔布费拉宣言》不得不承认：“曾经有过资本主义已经得到改造的令人欣喜的幻觉，有过经济将无止境增长的田园诗……那时是将50年代、60年代的经验过分普遍化了，而今天则是一片混乱。”在实践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党在不少国家遭遇“滑铁卢”命运，威信骤减，党员人数大幅减少，面临困境；而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改革的过程中“易旗”，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结果导致前苏联解体的悲剧。这些都验证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的看法：“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有效方法。”[6]

可以看到，旧的蒲鲁东已经倒下去而新的“蒲鲁东”又冒出来，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交锋远没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研读《哲学的贫困》的时候应当从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高度，重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

（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是“破旧”，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则是“立新”。根据《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般将其定位为经济学著作。但是，读者不能将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意义局限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不能忽视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1.《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贫困》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如前所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经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但是，他们当时在一些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表达上，还没有完全找到确切的表达方式，有些沿用了某些旧的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制定落后于内容的高度。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有了更确切的表达，从而对这一学说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加以完善。正因为如此，《哲学的贫困》才被认为是对新世界观“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表述，这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经济范畴的本质；第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科学表述；第三，对社会历史主体问题的科学阐述；第四，社会机体思想的提出。

（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经济范畴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7]。而蒲鲁东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都知道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进行生产活动，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8]。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主张将抽象的东西当作是世界的本源，比如绝对精神。马克思则基于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抽象是在对感性具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舍弃其个别的、表面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出一般的和本质的东西的思维活动，旨在揭示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是重视抽象的，但理论的抽象是以生动的现实为依据的。所以，经济范畴作为抽象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从更深的层次来说，马克思对于经济范畴本质的揭示反映了其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有了科学的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是解决其他社会历史观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的主要缺陷是：至多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进一步考究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和经济根源，因而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前提出发，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精神发展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恰恰相反，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历史观革命性变革的基础。

（2）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科学表述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范畴，这对范畴的基本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得到阐述，但是范畴的准确性还有待严谨。在写作《哲学的贫困》时，这种情况得到完善，新范畴的制定趋于完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提出过“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克服了早期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的狭隘见解，已经看到财富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对象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更取决于将劳动与劳动对象相结合的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重要贡献当作思想资料予以批判继承，并致力于赋予其新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被视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9]；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物质力量，社会的人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0]；任何生产力都是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活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1]，“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2]。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的使用确实也有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例如，时常把“生产力”与“物质生产”、“生产方式”、“分工”等相提并论，对生产力诸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缺乏具体的分析。所有这些在《哲学的贫困》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在《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力”是明确相对“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而言的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在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方面，马克思一方面强调了作为能动的直接劳动的人的要素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就是革命阶级本身”[13]。另一方面，生产工具的要素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指出，生产工具不仅标志着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而且也标志着时代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他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4]

生产关系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未能完全确定下来，使用也不够规范。这时虽然已经形成了“生产关系”范畴的基本内容，但当时更多地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来表达生产关系；或者是将它们并列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而且还更为宽泛地指代一般性社会关系。到了《哲学的贫困》中，生产关系的范畴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化。“生产关系”范畴已经从内容到表达形式都成熟到唯物史观的要求。“交往形式”已经被“生产关系”所代替，“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已经被明确地加以界定，生产关系的确切内容也被加以规定。虽然马克思此后有时还用“社会关系”来指称“生产关系”，但这里的“社会关系”明确地指“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而“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则是作为表征一般社会关系的概念，继续在晚期著作中使用。同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进一步强调生产关系的客观性和基础作用。他指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着产品，而且创造着生产关系本身。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而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生产关系都是“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根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生产关系的处理是直接依附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实践活动的，因而具有决定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在明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较以往更加准确地阐述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一方面，他强调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两者不能孤立地看待。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5]在今天，我们都清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阐发了这一矛盾运动的基本内容，也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的表现形式——阶级斗争。他指出，历史上无论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16]。这种对抗的社会关系运动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对抗式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发展规律”[17]。最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指明了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式——政治革命。他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指出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有机地联系着的，技术方面的每一项巨大的发明都使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加剧起来。马克思强调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危机、群众的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免的伴侣。他揭露了雇佣劳动制度的实质，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18]，这些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马克思对此作出预言：“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19]这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图景的一种描绘。

（3）对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的科学阐述

对于社会历史的主体问题，唯心史观将其归结为存在于社会之外的东西，或超自然的神化偶像，或是抽象的“绝对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既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也不存在于思想观念或逻辑范畴之中，只能从历史活动本身来寻找。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一定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0]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也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现实的人”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他们指出：历史活动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2]，“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23]。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将上述已经形成的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思想公之于世。其要点包括：第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历史的实在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是进行实践活动并相互作用的人的产物，离开现实的人就没有历史可言。第二，对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出阐述。历史的主体是进行现实活动的人，客体就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和产物。第三，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既是“剧中人物”又是“剧作者”。马克思指出，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既是人们创造历史的产物，又是一定时代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也就是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第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但透过这种表现可以看到，个人的活动和发展，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依据的。第五，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互动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最主要的规律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4）社会机体思想的提出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逻辑方法的形而上学时，提出了一个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社会机体。他说，“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24]，这个统一的整体就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25]。

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不是任意和单纯的。作为“社会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生产关系总是同一定生产力水平相统一的；生产关系本身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同人们在生产中的“互相交换的活动”、产品分配方式等，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而该体系的各个环节是不可分割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每一具体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在历史上都是暂时的。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考察某一生产方式的各种生产关系时，必须始终注意到这个生产方式的整体，必须在各种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上看待它们，以及它们的理论表现即经济范畴；必须注意，各个经济范畴只是反映这个整体即社会生产方式的个别方面。马克思得到的这种认识，为他日后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机体的概念“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

2.《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刚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不仅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无论重商主义、重农学派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因而无法自觉地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些学派更多的是对“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不是透过这些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深入把握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这种缺陷，蒲鲁东其实是看到了，并且在《贫困的哲学》中表达了不满。例如，蒲鲁东认为“劳动”不是最终研究对象，要研究“通过劳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自我”。他还认为，“价值表示的主要是一种社会关系，甚至可以说，我们正是通过交换，使物品的社会性回到它的自然状态，我们才获得了效用的概念”[27]。但蒲鲁东作出的回应却是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将一系列经济学范畴看成是“原始的原因”、一切现实的经济运动的本原或实体。在蒲鲁东那里，经济学范畴成了“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成了先验的观念和思想的产物，而现实的经济关系只不过是睡在“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的一些原理或范畴的化身。这样，他就完全颠倒了范畴与现实的关系。蒲鲁东的这种观点使得他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又无法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批判蒲鲁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马克思提出了对经济范畴的科学认识。他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8]马克思这一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方面，由一系列范畴组成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只不过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理性上的反映，经济范畴从属于、服从于现实的经济关系，是人们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理论上反映和表现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的运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经济范畴是这一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29]马克思这些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经济范畴与经济现实的真正关系，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关注的真正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观念，也不是表面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透过现象去抓住本质，即认识隐藏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2）奠定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最终完成者李嘉图则代表着劳动价值论的最高成就。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态度是不断变化的。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供给关系对价值起决定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异化理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由公开的否定转变为谨慎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所肯定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异化劳动”的价值。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开始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尽管马克思此时仍然抱着私有制使产品价值不能由劳动决定的观点，但他已经放弃了原来持有的竞争使价值不能实现的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虽然不够系统和详细，但是可以看到他已经明显站到了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了。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最终是由“生产成本”，即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到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站到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并以此为基础来批判蒲鲁东的价值学说。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是不加批判地接受李嘉图的观点，没有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对其加以评价，所以他在分析经济问题和批判蒲鲁东的时候也就无法摆脱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局限。尽管这时的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复杂性有所认识，但尚未提出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对劳动和劳动力也没有作出区分；尽管在对计量价值的劳动量的分析上，马克思提出应当用生产某种物品所需的“最低额”或“最低限度”时间来衡量其价值的原理，但尚未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因而对价值的定量分析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对价值的质的分析也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综上所述，《哲学的贫困》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打开了一扇大门，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则留待《资本论》中加以完成。

（3）剩余价值思想的孕育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实质的关键所在。尽管“剩余价值”的概念在《哲学的贫困》中尚未出现，但马克思此时却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症结所在，找到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做好了准备。在批判《贫困的哲学》时，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价值衡量的问题上所犯的致命错误就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30]。在马克思看来，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确定，那么作为商品的劳动的相对价值也将由生产劳动所需要的劳动量来确定。由于劳动的再生产需要消耗生活资料，因此劳动的相对价值也就等于再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尽管在这里，马克思仍然没有对劳动与劳动力作出科学的区分，但是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劳动的价值与通过劳动所获得的商品的价值之间存在区别。而意识到这一区别正是剩余价值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前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多次提出，商品的价值应包含资本的利润等成分在内，而不仅仅是工资或者生产费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已经看到通过工人劳动所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比劳动价值大，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这就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示了一条正确的路径。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可以得到证明”[31]。

3.《哲学的贫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实践的主体，任何社会变革的主张只有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时候才能发挥实际的社会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在欧洲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界，而是与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实际的结合。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将使后者误入歧途。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特别重视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工人运动的现实，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原理。

（1）指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阶级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指出，阶级斗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表现形式。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马克思多次指出，过往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蒲鲁东在考察社会经济问题时总是忽略阶级对抗的存在，总是想当然地将每个人都视为处于平等经济关系中的劳动者或者企图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将每个人都变成平等的劳动者。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在阶级对抗中实现的。与封建地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曾经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阶级。但是当其把“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32]，也就是当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资产阶级这个过去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33]，将面临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新的被统治阶级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否定资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将大批互不相识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为了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工人不得不联合起来。这些联合起初可能只是以实现工资的上涨为斗争目的，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逐渐意识到，面对“经常联合的资本”，维护工人之间的联盟比实现暂时的工资上涨更为重要。一旦工人运动发展到这一步，那么工人的联盟就会具有政治性质。总之，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正是因为资本的存在才将一些人转变为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相对于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只有当工人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才算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2）指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物质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对于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形态的更替中，一方面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中。而阶级斗争对于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并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能使被统治阶级获得自身的解放，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要使被压迫阶级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34]。显然，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就是日后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核心思想的“两个绝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www.xing528.com)

（3）指明无产阶级革命将导致的后果

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过往社会形态变革的局限性，即总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以奴役另一部分人作为自身崛起的代价，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果决不是重蹈历史的覆辙，即“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的统治”[35]，而是“消灭一切阶级”。随着阶级的消灭，作为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的国家政权也将走向消亡。“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36]人类社会将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消灭政治现象，在此之后，“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这些毫无疑问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剖析，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归宿。从这个角度来看，《哲学的贫困》已经在逻辑上初步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里程碑。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8页。

[2]［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47页。

[3]陈宇宙：《理解马克思——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哲学的贫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91页。

[4]陈宇宙：《理解马克思——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哲学的贫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63页。

[6]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页—第142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页—第14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5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页—第19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31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第118页—第11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3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10页—第13页。

[27] ［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4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2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19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1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6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6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