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从第二节开始,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蒲鲁东运用冒牌的黑格尔辩证法所演绎出的经济矛盾体系。在第二节中首先被批判的是分工和机器。
“分工”是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的起点。马克思认为,分工在蒲鲁东那里被视为“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但是“那未免把这些事物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说,矛盾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在现实中,尽管都属于分工,但是不同地区的分工在面貌和性质上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其分工的面貌和性质也是不同的。接下来,马克思进行了一场“文献的涉猎”,目的是驳斥蒲鲁东对于过往经济学家忽略分工的负面效应的指责。事实上,亚当·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就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了分工的害处,而在他之后,亚当·斯密、勒蒙泰以及萨伊等学者也都做过同样的揭示。马克思同意亚当·斯密关于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是分工的结果的观点,他说:“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1]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关于分工的有益方面的论述只是在重弹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老调,而蒲鲁东关于分工的有害方面的论述则充满着对历史的亵渎。蒲鲁东认为,分工的害处就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分工造成了等级差异呢?蒲鲁东认为是“进步对人的偏私”。但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切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根源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如果对蒲鲁东所给出的最终答案进一步提问,即为什么进步会对人有偏私?为什么历史上总是只有部分人能够在进步中获取优势地位?那么答案只能归因于等级制度本身了。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等级制度呢?可见,蒲鲁东的逻辑最终将陷入死循环。不仅如此,蒲鲁东还将工人“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归结为“普遍的良心”,这与将等级制的产生归结为“进步对人的偏私”一样,都是一种对历史的杜撰。
在蒲鲁东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2]。因此,不是“分工”决定“机器”,而是“机器”决定“分工”。但蒲鲁东却反其道而行之,“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3][4]。更何况,机器根本不是一个经济范畴,只是一种生产力,不能与分工、信用等经济范畴相并列。这一点,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已经提到过。马克思指出,“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这种现象并不像蒲鲁东所想象的是始于世界之初,而“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5][6]。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看,社会作为整体与工厂内部一样存在分工,而社会中进行劳动分配的规则只有一条,那就是自由竞争,而不是由哪个立法者通过法律来确定。现实中,作为工厂的萌芽——近代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包括“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7][8]。把人们聚集到工场里去的不是蒲鲁东所谓的“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9][10],而是工场与传统行会之间激烈的竞争。工场手工业的存在“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11][12],简言之,就是取得规模效应、降低生产费用。另外,机器也不是劳动的组合,而是劳动工具的集合。机器作为劳动工具的集合不仅不是对分工的否定,相反是与分工呈现相互促进的关系:“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13][14][15]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16][17][18]。随着机器的不断发展,劳动的专业性质将逐步丧失。而随着人的专业发展走向终结,“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以先进机器为代表的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像蒲鲁东和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在制造“专业和职业的痴呆”。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为了防止职业的痴呆而作出让工人从事所谓综合劳动的建议完全是一种“倒退”,这是让现代大工业向行会小作坊的倒退,是生产力发展的倒退,是人的发展的倒退。蒲鲁东的建议只不过再一次证明他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的代言人的立场。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2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www.xing528.com)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6页—第62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6页—第6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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