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的第一节主要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哲学层面上所采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这一节开头所写的两个自然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以说是值得品味的精彩引言。他说：“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1]在上述话语中，马克思一方面表明在上一章中正是通过借用李嘉图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所说过的话来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又指出在这一章中通过批判黑格尔这位德国哲学教授来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正是由于马克思将蒲鲁东称为“另一个魁奈医生”，所以在这一节中他模仿法国经济学家魁奈的手法对“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2]作了七个重要说明。

在第一个说明中，马克思主要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第二，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学家在对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认为诸如分工、信用、货币等范畴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3]；而蒲鲁东则希望辩证地解释那些经济范畴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实证性的、唯物的，即以“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为材料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而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是唯心的，即以“经济学家的教条”为材料，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看成是“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4]的排序。对于第二个问题，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希望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中获取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因此在批判蒲鲁东之前，马克思首先正本清源地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作了介绍。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一切事物都被抽象为逻辑范畴，逻辑范畴被认为是主宰现实世界的根本。同时，“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5]。如果像对待一切事物那样对各种各样的运动加以抽象，那么就会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或者说“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于是，推动现实世界发展的动力就在于逻辑范畴的运动。具体来说，逻辑范畴的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6]。逻辑范畴一经存在就会分裂为两个彼此对立的思想，对立面之间会展开斗争，彼此“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最终“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7]上述“正、反、合”的辩证运动会在新的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重演，由此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事物发展的规律。在黑格尔看来，“正、反、合”是运动的逻辑公式，是一种绝对方法。当然，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辩证法。他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8]。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但是却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9]。

在第二个说明中，马克思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指出蒲鲁东将经济范畴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给颠倒了。蒲鲁东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但事实上“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10]。说到底，观念上的东西只是对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现实的生产关系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历史性，因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所以，作为生产关系的主观反映的那些原理、观念和范畴也必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充分表达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用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发展。

在第三个说明中，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3]。但蒲鲁东却将生产关系体系中的种种经济关系视为是孤立的、在时间顺序上依次出现的社会阶段。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蒲鲁东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14]。总之，“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15]。

在第四个说明中，马克思直接批判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应用。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将任何经济范畴都划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将两个对立面的斗争看成是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并始终期望合题的出现能够消除既有范畴中坏的方面却保留好的方面。马克思强调，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所谓的辩证运动，是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16]。在马克思看来，事物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发生的辩证的否定，是辩证法的“内在的生命”。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既具有“共存性”又具有“斗争性”；二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平衡，构成矛盾的一种质态；而这种平衡的破坏则使矛盾进入质变态，从而这样或那样地产生出新的范畴。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会说：“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17]就这样，蒲鲁东事实上背离了自己所欣赏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所列举的那些经济范畴彼此之间并没有基于辩证运动的相互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只不过是“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18]，例如用税收来消除垄断的缺陷、用贸易差额来消除税收的缺陷、用土地所有权消除信用的缺陷等等。

在第五个说明中，马克思继续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滥用。他指出，“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最终，“辩证法没有了”[19]。也就是说，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新的范畴应该是旧的范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或者说，新的范畴应该来自旧的范畴。但是在蒲鲁东那里，新旧范畴之间的辩证联系是不存在的，他所谓的新范畴并不是来自旧范畴，只是被他认为可以充当旧范畴的消毒剂才被放置在观念的“脚手架”中。所以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20]。最终，蒲鲁东用他自己的那套所谓的辩证法既没有说明“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顺序”，更没有说明“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马克思将第五个说明中的最后四个自然段称为第六个说明的引子。马克思在这个引子中指出：要解释特定的观念、原理为什么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应该从这段历史时期中人的经济活动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状况中去寻求答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既是自身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之所以说人是自身历史的剧作者，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之所以说人是自身历史的剧中人物，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不能任意地创造历史，人总是在既有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去创造新的历史。总体来说，就是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

在第六个说明的开头，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规律、原理和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那么人类社会就没有历史可言了，至多只会有观念中的历史。可依据蒲鲁东的辩证法，既不存在人类活动发展的历史，即“运动的影子”；也不会描绘出绝对理性支配下范畴的自我发展的历史，即“影子的运动”。因为蒲鲁东认为，“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21]。就这样，蒲鲁东希望能说明历史，却亲手否定了历史存在的可能性。为了从自我设定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蒲鲁东将社会拟人化，并且提出这个作为人的社会是具有理性的。蒲鲁东认为，真理一直蕴藏在绝对理性的深处，社会所要做的只是不断地去揭示真理。由于到目前为止，社会所揭示的真理都是不完备的，因此存在过的那些经济范畴也必然是不完备的，其自身也必然包含着矛盾。社会总是倾向于去发现完备的真理，但却总是在用新的矛盾取代旧的矛盾。蒲鲁东自认为发现了让社会能够一劳永逸地跳出矛盾循环的公式——构成价值。在他看来，只要价值能够达到构成的状态，那么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蒲鲁东认为，驱动社会在经济矛盾体系中不断前行的动力就是对平等的追求，“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22]。马克思指出，平等在蒲鲁东那里成为社会发展的先验性的价值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天命”在现实中只是某些人用来掩盖历史真相的“修辞形式”罢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这里所列举的英国圈地运动的例子，事实上所要表达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第七个说明中，马克思基于阶级对抗的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介绍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不同阶级代言人的各经济学派别，最后对蒲鲁东的历史角色作了评价。经济学家总是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天然的、具有先验的正当性，目的是为了说明这套经济制度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这无疑意味着向世人宣布，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历史就宣告终结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演进的终点。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是超历史的、先验性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社会分裂为封建地主和农奴两大彼此对抗的阶级。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正是建立在这样的阶级对抗的基础上。当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走到了生产力发展的反面，为了“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23]。萌芽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扮演了革命阶级的角色。但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旧生产关系而居于统治地位后，革命的资产阶级就转变为新的保守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仍旧是主旋律，斗争的双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事实上，“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就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仅仅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24]。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外，在资产阶级内部同样存在着斗争。这种内部斗争将失败的资本家抛离出资产阶级的阵营，将其转变为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无产阶级，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而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不断激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

正是因为在经济关系上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在经济理论上就衍生出分属不同阶级的学术代表和理论家；正是因为在经济关系上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彼此斗争，所以在经济理论方面就导致代表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又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不同的学派。首先，就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而言，马克思列举了宿命论、人道学派以及博爱学派等三个典型代表。宿命论学派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学派本身又可以分为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25]。浪漫派则属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26]。相比于宿命论学派，人道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表示关注，并希望通过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打五十大板”来调和社会冲突。博爱学派则在否定对抗的基础上追求虚无缥缈的平等，他们“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27]。其次，就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言，马克思认为由于受到当时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8]最后，马克思认为，在蒲鲁东的头脑中，经济学家只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好的方面，而社会主义者只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坏的方面，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具有片面性。但事实上，蒲鲁东“远在这两者之下”[29]。马克思解释道，之所以说蒲鲁东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30]；之所以说蒲鲁东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31]。说到底，蒲鲁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摇摆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8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98页—第599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1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2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2页。(www.xing528.com)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3页—第6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0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3页—第61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