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构成价值理论的批判及其来源

第一章第二节的标题是“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马克思在这一节中主要针对蒲鲁东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石——构成价值理论展开批判。蒲鲁东所谓的构成价值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产品价值的源泉，产品的价值应该用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衡量。由于劳动的尺度是时间，所以“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1]。蒲鲁东自认为突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是构成价值概念的首创者。但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这一点上完全忽略了李嘉图所作出的贡献。其实，蒲鲁东常常引用李嘉图的观点，但给予其“废话连篇”的评价。为了揭示蒲鲁东在对待李嘉图的研究成果上所展现出的幼稚态度，马克思随后对李嘉图的观点进行了详细介绍，要“让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前辈李嘉图来对质一下”。

在李嘉图看来，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揭示了一切交换价值的来源——即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但他也认为亚当·斯密“除了劳动以外又给价值提出别的尺度”是错误的。同时，李嘉图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会偏离自然价格，而商品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是由生产费用的变化来决定的，而非取决于供求关系的变化。

那么，蒲鲁东做了些什么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煞费苦心找到的“构成价值”，“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2]。马克思甚至认为，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让蒲鲁东的研究连李嘉图的水准都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有什么突破之处了。对此，马克思说：“李嘉图把现实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3]

蒲鲁东绕着圈子利用二律背反原则生成的“构成价值”，最终要表达的仍旧是李嘉图已经表达过的“劳动时间构成价值”的观点。在这个观点中，蒲鲁东得出了以下结论：“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4]马克思认为，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本身就是商品，所以劳动的相对价值也将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劳动的生产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5]。工资是劳动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工资会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劳动的自然价格波动，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6]。被当作商品的劳动之所以会被购买，那是因为资本家将其当作生产的工具。换言之，工人无论获取怎样的工资都不可能获得经济上的平等，恰恰相反，工资是工人依附于资本家、遭受资本家剥削的标志。所以，马克思说：“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7]蒲鲁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8]。

马克思认为，将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只有竞争才是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事实上，劳动依据技术含量和复杂程度可以被划分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同等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多倍。虽然这是在日后的《资本论》中才进一步完善的观点，但在这里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了劳动的质量问题。马克思指出，现代大工业确实有将劳动平均化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花的时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9]。但这种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所想象的平等的局面，只不过是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已。总之，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从李嘉图的学说中引申出的关于平等的一切结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这个“根本谬误”就是“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10]。

事实上，劳动价值根本就不能用来衡量商品的相对价值，因为劳动价值本身就是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在亚当·斯密那里，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被并列为价值尺度。李嘉图已经指出这是一个错误。但是蒲鲁东不仅没有超越斯密和李嘉图，反而加深了这个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蒲鲁东却将两者混为一谈。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蒲鲁东的头脑中，特定劳动本身的价值与由这特定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是完全相等的，因此生产费用和工资也就是完全相等的。马克思认为，蒲鲁东之所以这么想，只是为了“找出劳动者的平等报酬”。用剩余价值理论的观点来说，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劳动的价值）只是工人付出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一部分，商品价值中除了劳动力价值以外还要包括被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如果劳动的价值或者说工资真与产品的价值完全相等，那资本家不仅赚不到利润，就连本钱都要赔光。蒲鲁东所设想的“平等”其实根本就不平等，所设想的理想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根本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

蒲鲁东为构成价值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价值是构成财富的各种产品的比例性关系。”比例性关系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所能生产并因而能互相交换的产品的相对量。只有当供求平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才是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这时的相对价值恰好表示了蒲鲁东所说的比例性关系。但在这里，蒲鲁东把实际情况完全颠倒了，他认为只要先开始规定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么供求就自然会达到平衡。马克思对此讽刺道：“一般人都这样说：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碰到许多散步的人；可是蒲鲁东先生却为了保证大家有好天气，要大家出去散步。”[11]按照蒲鲁东的逻辑，不论供求关系怎样，商品都始终严格按照制造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交换，那么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应该恰好表明“商品的效用的程度”、“商品对需求的比例性关系”以及“商品对财富总额的比例性关系”。蒲鲁东也确实想证明这一点，但是他再一次将自己的论据建立在对历史的虚构上。马克思指出，生产诸如棉花、马铃薯和烧酒这样普遍的消费品所耗费的时间是非常少的，因而它们的价格也非常低廉，但其效用却并非最大。所以，生产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并不表现它的效用程度，既然如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决不可能使供求关系达到永恒的平衡。正相反，供求关系会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并且通过自己的运动调节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总之，“完全构成了的‘比例性关系’是不存在的，只有构成这种关系的运动”[12]。

马克思认为，将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并不会带来蒲鲁东所期待的理想的比例性关系，相反还会带来比例的失调。马克思说：“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额又是由竞争来规定。”[13]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勾勒出劳动价值论的雏形，即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量又是由劳动时间来代表。但是标志商品价值的并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下，每位生产者为了避免被淘汰甚至占据优势地位，就不能不想尽办法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将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控制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当生产者彼此你追我赶时，标志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不断被压缩，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而导致劳动跌价并不是以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所带来的唯一后果。包括“价格过高、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现象也都可以用这种估价的方法来解释”[14]。同时，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还会导致“单调而清一色的垄断在产品领域中占统治”[15]。总体来说，这里马克思所谈论的就是日后被称为价值规律的消极后果的观点。生产者以供求关系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为信号来配置资源，当产品价格高走时，生产者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就一拥而上，最终导致特定生产部门的产能迅速走向过剩，这事实上就是一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表现。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的出现，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会利用自己的效率优势挤压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竞争对手，并以对手的破产来保证自己的生存。

在批判以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之后，马克思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大工业时代不断遭遇经济危机的根源。他指出：正确比例“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16]。同时，马克思认为这种病态的生产方式既是所有经济灾难的根源，也是所有进步的原因。所以，任何关于既想恢复社会生产的正确比例，又想保留现有生产方式的主张都注定是空想。蒲鲁东不是第一个抱有这种空想的人，在英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不同时候几乎都提倡过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17]。在指出这一点后，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的观点，因为在布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了解蒲鲁东先生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著作的钥匙”[18]。布雷的基本主张就是实行相等劳动量的交换。马克思认为，“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末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19]。也就是说，平等的个人交换的实现意味着彻底消除个人交换，这一结论意味着无论是蒲鲁东还是布雷，他们的理论最终都走进了死胡同。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这些学者都忘记了现实中的个人交换是以阶级对抗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的。马克思说：“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20]应当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发展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2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就不存在“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的情况，而是分裂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阶级。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而发家致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交换的不平等上。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推动生产力发展，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将雇佣劳动者拖入贫困的深渊。所以，要想跳出“实现平等的个人交换就要消灭个人交换”的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就是消除阶级对抗。对此，马克思指出：“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2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2页—第9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5页。(www.xing528.com)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9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2—10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1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1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1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1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