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导读：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

《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的第一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是从引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二章中的一段话开始。在这段引文中，蒲鲁东试图说明“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他假定个人的需要是多元的，需要的多元必然导致生产的多元，多元的生产必然导致分工的出现。在分工的条件下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多元需要就必须要提出彼此交换的建议，在建议得到彼此的认同后，交换活动以及交换价值就自然出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也就区别开了。但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根本没有交待清楚“交换的建议”究竟在历史上是怎样被提出的，不同的个人又是怎样普遍接受了这种建议。在马克思看来，交换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活动，它的发展经历过不同的阶段。蒲鲁东用个人之间建议的提出与接受看似为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提供逻辑解释，但是却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纯粹是个人杜撰。因此，马克思指出，尽管蒲鲁东想要“比其他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交换价值的起源，但却根本“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2]。

蒲鲁东在“创造”了构成价值之后，就转向讨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马克思引用西斯蒙第、罗德戴尔以及李嘉图的观点，指出两种价值的对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早已有所认识，并非蒲鲁东的首创。接下来，马克思将批判的焦点集中到蒲鲁东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彼此不可分离的论证上：“凡属日用必需品，只要数量无穷就一钱不值，而毫无用处但又极端稀少的物品，却成了无价之宝。可是，最伤脑筋的是，这两种极端情况在实践中都不可能存在，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永远不可能在数量上增加到无止境的程度，另一方面，即使是最稀有的东西也必须有某种用处，否则它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由于它们的性质而始终互相排斥，可是两者又命定地互相联系。”[3]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上述论证中完全忽略了需求的存在。决定商品价格波动的应当是供求关系：当商品供大于求时，价格就会下降；当商品供小于求时，价格就会上涨。也就是说，“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4]。可蒲鲁东在两种极端情况的设想中都“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5]。在确定现实中并不会出现这两种极端情况之后，蒲鲁东延续着同样的错误，他认为：由于任何产品都不可能数量无穷，所以就不可能有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却不具有交换价值；又由于再稀有的产品也总会有特定的用处，所以就不可能有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却又不具有使用价值。事实上，数量是否无穷根本无法代表商品的交换价值有多大，同时商品的有用性与它的数量根本无关，说再稀有的东西必然会有用处完全就是毫无根据的臆断。

蒲鲁东认为，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对两种价值对立的原因作出正确解释，而对立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专断”。马克思认为，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蒲鲁东把使用价值与众多、把交换价值与稀少混为一谈，就是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同时，他还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最终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转换为效用与意见的对立。效用就是使用价值或者说供给，而意见就是交换价值或者说需求。但是，供求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准确地说，商品交换的双方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会说：“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6]正是供给和需求将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而生产和消费的联系是通过个人交换来具体实现的。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产品的效用要通过交换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其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但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让渡自己的产品是有条件的，消费者必须也要向生产者让渡具有同等交换价值的并对生产者具有效用的产品。反过来从需求的角度看，只有当消费者掌握了具备相应交换价值的并对生产者具有效用的产品作为交换手段，自己的需求才能通过交换得到有效满足。因此，真正矛盾的不是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7]。

接着，马克思从唯物论的立场批判了蒲鲁东对于“个人自由专断”的推崇。按照蒲鲁东的观点，似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最终是根源于个人的主观态度，也就是所谓的“意见”。但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主观态度要受到客观条件的决定：不仅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往往大部分要仰仗其他生产者的供给，而且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生产者的产量要受到现实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道理是一样的。消费者的主观态度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8]。如果将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加以抽象，那么其中所蕴藏的哲学原理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的首要特性就是客观性。价值客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主体的需求是客观的。不论是人的自然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物质需要还是精神需要，都是由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决定的，因而在本质上都是客观的。在需要的客观性面前，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事实上都没有蒲鲁东所说的那么“自由”。此外，马克思还从辩证法的立场批判了蒲鲁东在研究中所做的简单抽象。蒲鲁东“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9]。但是现实世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各自群体的内部也都存在着竞争，这些竞争对于交换价值的确立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体来看，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第二章第一节中所做的历史研究只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上的虚构而已。而他之所以费尽心思地、违背历史事实地“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10]，是为了在之后能够引出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79页。

[3]［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9页。(www.xing528.com)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5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87页—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