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导读：批判与前奏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其个人经典文献中发表最早的文本，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创立到公开问世又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当我们研读《哲学的贫困》时，要看到在其背后和周围实际上存在着以建构新世界观为中心的“著作群”，主要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上述著作既包含了马克思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变化，又包含了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学术观点的态度变化。可以说，这些著作构成了马克思日后批判《贫困的哲学》的理论基础。另外，在撰写《哲学的贫困》之前，马克思在一封给俄国社会主义者安年柯夫的信中已经运用刚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庸俗经济学思想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这篇文献大体上可以被视为《哲学的贫困》的写作提纲，可以被视为马克思批判《贫困的哲学》的前奏。总之，只有对上述文献和著作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的贫困》的由来。

（一）马克思批判《贫困的哲学》的理论基础

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得出了这样一个认识：“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上述认识引领着马克思随后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焦点转向政治经济学。而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恩格斯要领先于马克思。正是在恩格斯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直接影响下，马克思在旅居巴黎期间加快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通过系统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贯穿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思想是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表现在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上，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反而越是贫困，而且越是让自己的生活受到劳动产品的主宰。其次是表现在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上，人本来应该通过劳动肯定自己的存在，但在现实中劳动却变成了劳动者的噩梦，变成了对劳动者身心的摧残，人唯恐避之而不及。再次是表现在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关系上，人仅仅把类生活当作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而不是将其视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最后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人同劳动产品、劳动以及类生活相异化最终导致了人对人的统治与奴役。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从根本上说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而当私有财产出现之后，它既表现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又表现为推动劳动异化的手段。马克思在这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处提到了蒲鲁东，其中既有肯定又有质疑。马克思认为既然私有财产从根本上说是异化劳动的产物，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却“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2]，这无疑是谬误。而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创举。但是，对于蒲鲁东所追求的“工资平等”，马克思则提出了质疑。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3]。所以，要想实现平等就要否定私有制，而要否定私有制就要否定工资。于是，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所追求的“工资平等”至多“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4]。

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种种谬论，深化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初步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他们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活中’；群众不是‘非历史的’消极因素，任何历史活动只有代表群众利益并唤醒群众，才能获得成功。”[5]就分工而言，《神圣家族》中的前三章和第四章的第一、第二节是由恩格斯完成的，而从第四章的第三节开始则是由马克思承担的。马克思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用了一整节的篇幅专门讨论了蒲鲁东的经济学观点。一方面，马克思仍旧肯定了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对私有制的反思与批判，认为这是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6]，但是，“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7]。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诸如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将私有制视为既合乎人性又合乎理性的社会关系，结果却在研究中不断地与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些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都意识到了私有制存在的某些弊端或局限，但是却总是不自觉地徘徊在这些弊端或局限之中：他们努力地在私有制之外去寻找这些弊端或局限的来源，并指责后者玷污了原本应完美无瑕的私有制。但“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8]。以上论述无疑表达了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肯定，但也表现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局限性已经有了清醒认识：那就是蒲鲁东“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9]。简言之，蒲鲁东也无非是梦想用一种所谓更好的、无害的私有制来取代旧私有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通过对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10]

1845年，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篇文献中，马克思公开批判了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历史唯心主义。尽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篇幅非常短，但却标志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打开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唯物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实践观上，强调实践这种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起源。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只是包含了新世界观的萌芽，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随后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式形成。首先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给予科学的解决，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其次是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指出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包含着双重关系：一方面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表现为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最后是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其内容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在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与超越时，蒲鲁东在自己的研究中却仍然抱定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为理论基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决裂就决定了马克思与蒲鲁东两人在政治经济学上必然也将分道扬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作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评价。他指出，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的平等观点只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彻底清算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最终锻造成型，向蒲鲁东主义发起全面的进攻所欠缺的只是一个机遇，而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发表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

（二）马克思批判《贫困的哲学》的前奏

安年柯夫是一位俄国自由派作家，同时也是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当他在巴黎看到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后，在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的意见。但由于书商的拖延，马克思直到当年的12月底才看到蒲鲁东的书。随后，他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贫困的哲学》浏览了一遍，并于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他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一系列原则分歧，运用刚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庸俗经济学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他即将写作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确定了坚实的理论基调和详细而出色的写作提纲。”[12]因此，在导读《哲学的贫困》之前，对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作一番考察，将有助于读者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思路。

在信中，马克思首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做出了总体的评价，认为这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13]。为什么这么说呢？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缺乏正确的理解，蒲鲁东在其著作中自认为找寻到的历史规律只不过是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与历史事实不想符合的“虚构”和“怪论”。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指出社会应该“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14]。这一段话所要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经典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蒲鲁东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解释仍旧停留在“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中。在蒲鲁东的头脑中，社会的历史不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是观念的自我进化的结果。对此马克思说道：“在他（蒲鲁东）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15]正因为蒲鲁东本着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想当然地将自己头脑中对经济范畴的排序杜撰为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

作为蒲鲁东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理论，马克思表示在这封信中“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因为这是后来《哲学的贫困》中的重头戏。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但他却没有看到分工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分工并不是到了工业革命才出现的事物，之前存在过的种姓制度和封建行会制度都是分工的表现形式。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工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6]马克思认为这一点恰恰是蒲鲁东“没有理解、更没有证明的”。正相反，在蒲鲁东看来，分工作为“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17]。在分工之后，蒲鲁东经济进化的第二个时期是“机器”。马克思认为，机器本身根本就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所以蒲鲁东在自己的排序中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是极其荒谬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首先，机器的产生并不是一般分工的结果，事实上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其次，机器的发展也不是分工的结果，而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接下来，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在机器之后依次列举的经济进化诸阶段都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马克思简单地列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是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这些经济现实与蒲鲁东所排列的经济范畴的发生顺序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蒲鲁东所提出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所有权，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将所有权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同样是与现实世界的情形相违背的，所谓的所有权正是蒲鲁东在其之前所论述其他经济范畴的总和，而将之前的经济范畴排除在外的所谓独立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法学的幻想”。马克思总结道，蒲鲁东在书中之所以提出种种怪论，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抽象，经济范畴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些经济范畴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蒲鲁东颠倒黑白地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看作是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的体现，而这些抽象的经济范畴作为支配经济生活的永恒规律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18]。说到底，这些经济范畴也无非是“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19]所生产出来的。

在以《贫困的哲学》中的部分内容为切入点，对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展开批判之后，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还简要地批判了蒲鲁东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基本方法——二律背反。马克思以“垄断”与“竞争”的对抗为例，指出：蒲鲁东想当然地认为如果垄断与竞争之间存在着对抗，那么也就必然存在两者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销，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结果，是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20]。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垄断与竞争是一对矛盾，两者的相互关系既具有斗争性，又具有同一性。“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21]

在这封信的最后，马克思对于蒲鲁东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作出了评价，说蒲鲁东“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22]。正是因为蒲鲁东将那些经济范畴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生命的、永恒的东西，所以他在思想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中受到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因此有可能与无产阶级在经济与政治主张上找到共鸣并对无产阶级的处境抱以同情；但是当无产阶级的斗争矛头指向生产资料私有制时，小资产阶级又会与大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因为私有制是整个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23]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他的梦想就是力求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寻求到中庸式的平衡点，而马克思认为这正是蒲鲁东在理论研究中所一直追求的东西。

尽管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已经对《贫困的哲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但这只能算是向蒲鲁东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历史哲学发起进攻的前奏，而真正的总攻还要待不久之后问世的《哲学的贫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2页。

[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62页。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62页。

[4]［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版，第62页。

[5]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www.xing528.com)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3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5页。

[12]陈宇宙：《理解马克思——从〈中学毕业作文〉到〈哲学的贫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版，第19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7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7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7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78页——第47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7页—第48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