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鲁东，1809年1月15日出生在法国小镇贝桑松附近的一个贫苦的手工业者家庭。他的父亲最初是一个农民，后来转行开了个制售木桶的小店铺。正因为如此，蒲鲁东被许多传记作家称为一个“穷箍桶匠的儿子”。在蒲鲁东很小的时候，父亲的店铺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导致生活十分困苦。尽管蒲鲁东的父亲接下来又尝试经营一家小酒馆，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根据蒲鲁东的回忆，自己的父亲之所以在经营上遭遇挫折是因其在为人上过于坚守原则，“他几乎以成本价卖啤酒，除了自己的工钱外毫厘无加。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失去了这个营生”[1]。父亲在经营上的失败带来的是蒲鲁东一家生活上的窘迫，为了挣钱糊口，蒲鲁东12岁时就不得不到一家旅馆去当佣工。后来，蒲鲁东在朋友的帮助下获得了贝桑松中学走读生的奖学金，并进入该中学念了几年书，但由于高利贷的盘剥，蒲鲁东家在他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陷于破产，所以蒲鲁东随后只能辍学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蒲鲁东对自己工人的身份和贫穷的出身感到十分自豪，他曾经宣称：“父母身为农民、手工业者，我是在无产阶级的道德与思想的浸染中长大的。”[2]在经过了一段四处流浪的生活之后，蒲鲁东于1836年回到贝桑松并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印刷厂，但因为资金不足和经营不善，不仅印刷厂很快被低价转让给他人，而且蒲鲁东自己还背上了一大笔债务。
1838年，蒲鲁东写了一本名为《论通用文法》的小册子，他试图以此申请贝桑松大学的“苏阿尔奖学金”。在这本小册子中，蒲鲁东对平等原则的论证以及为劳动者辩护的言论使那些深受宗教神学影响的大学教授们惊慌失措，可小册子中的神学思辨又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蒲鲁东虽然没有如愿获得“苏阿尔奖学金”，但却获得了为期三年、每年500法郎的助学金。在之后的三年中，蒲鲁东接连发表了两部作品，分别是：1839年的《论星期日进行宗教仪式对于卫生、道德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好处》以及1840年的《什么是所有权》。前者从标题上看貌似一篇关于宗教仪式的神学论文，但其内容却是关于平等、所有权的理论，自然、内在的正义的思想，几乎涵盖了蒲鲁东在以后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全部重要思想的萌芽。在蒲鲁东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去发现并证实某种经济法则，这些经济法则足以限制所有权，并适当地分配劳动成果，以维持社会成员之间的地位平等。他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发现一个社会平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既不是公社，也不是专制政府、计划政府以及无政府，但这样的国家旨在有秩序的自由和个体的独立。”[3]《什么是所有权》一书的出版让蒲鲁东一举成名，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这本书中，蒲鲁东提出了“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观点，他自认为这是历史上伟大的发现。蒲鲁东说：“几千年来还没有人使用过这样两个字。除了这个关于财产的定义以外，我在世间别无其他的财产；不过，我把它看得比罗斯采尔德的几百万家产还要宝贵，而且我敢说，这个定义的提出将是路易·菲力浦治下意义最重大的事件。”[4]如此尖锐的观点让蒲鲁东成为整个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贝桑松大学不仅宣布与蒲鲁东断绝关系，还打算取消他的助学金，甚至还把他送交法院审判。但蒲鲁东在法庭聆讯中的成功辩护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而在这次审判中的出色表现也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
1843年，蒲鲁东来到里昂，受雇于科底叶兄弟公司，从此开始了大城市的生活。当时，里昂作为法国工业革命的中心，正经历着由一个手工业纺织中心向一个机械工业化城市转变的过程，已经开始显露出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后果——工人的贫困化。贫困使得激进思想在工人中广为传播，其中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是名为“互助主义者”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者参与过1831年和1834年的纺织工人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互助主义者”的思想与蒲鲁东的经济、社会改良思想有共同之处，这让蒲鲁东看到了从下层劳动者中发起社会改革的可能，而自己已发表的著作也在互助主义者中找到了读者。正是基于这段时期的活动经历，蒲鲁东后来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互助主义”。
1844年，蒲鲁东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同时他还与卢格、巴枯宁和格律恩交往。马克思将蒲鲁东视为当时法国最出色和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两人当时经常就黑格尔哲学展开彻夜的讨论，但这种关系只维持了一年左右。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写信邀请蒲鲁东加入，并担任委员会在巴黎的通讯员。此时的马克思对于蒲鲁东可以说是充满着期待，他在信中不仅宣称在法国不可能找到比蒲鲁东更合适的通信人，而且指出自己对蒲鲁东怀着“非常真诚的友谊”[5]。但是，蒲鲁东在回信中的态度远比马克思冷淡得多，虽然他在原则上同意加入通讯委员会，但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首先，蒲鲁东明确反对“强使人民信奉共产主义”，主张只把通讯委员会看作是一个辩论的场所；其次，蒲鲁东反对使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改造社会，主张“用文火烧掉私有财产”。这些观点的表达让马克思充分地意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理论分歧。同时，就在蒲鲁东给马克思的这封回信中，他还特别提到自己“即将问世的一部著作”，认为这部著作将有助于马克思更为详细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而这本“即将问世的著作”就是出版于1846年的《贫困的哲学》。
在1848年的法国二月革命中，蒲鲁东创办了《人民报》和《人民之声报》，并当选为国民制宪会议代表。1849年初，他所创办的“交换银行”在巴黎开业，但因未能筹集到预定的资金而宣告破产。同年，蒲鲁东出任法国国会议员。由于他在报刊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指责路易·波拿巴，故而于1849年3月被判处1万法郎的罚金和3年监禁。在狱中，他写成了《一个革命家的自白》和《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8年，因在《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正义》中批评基督教而被放逐比利时，1862年才得以重返法国。蒲鲁东晚年继续从事理论著述和无政府改良主义活动，直到1865年1月在法国去世。
[1]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www.xing528.com)
[2]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3]余源培、付畅一：《新世界观的第一次公开问世：〈哲学的贫困〉当代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法］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下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4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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