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杀人案：青春残酷真相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一部根据台北发生的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1960年初，杨德昌就读的学校夜间部初二的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杀死了女友，当时震惊台湾社会，也给杨德昌留下深刻印象。《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活动场景大多是在废弃的小公园、嘈杂的夜市、廖无人烟的田野。这些环境代表了一种边缘少年的颓靡，且大多数事件发生的时间在晚上，暮色初上，看不清周遭环境。导演之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大量取景是因为符合故事发生的背景，蒙着一层黑暗的青春注定是残酷的。

杨德昌在片头放了一张字卡，说出了他所熟知的外省人的心态。1960年代，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政治高压、省籍的隔阂，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成为弥漫着晦暗绝望的奇异时空。地缘与血缘关系的破坏造成小四的性格特征，对于传统父权权威的倒塌，小四的内心世界发生变化，他的性格敏感、压抑、谨慎、孤傲、纯粹。

弗洛伊德将人格本质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代表最原始、最初的本能“我”的表达，“本我”是人类无意识状态下最自由的状态，“自我”是一种对本体的认同，是有意识的个性，机体与实在关系的建立标志“自我”的形成，“超我”即良知。三者的关系为：本能冲动引起内驱力，受到“自我”和“超我”的压抑和审查，于是以“转移”的形式表现为梦或神经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具有强烈的青春个体性，而青春电影所表现的内容也是关于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体的成长故事，青春电影演绎了在不同时代下相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成长蜕变的过程，从幼稚到成熟是一个充满仪式化的过程。也是“本我”向“自我”和“超我”的过渡时期。在追寻成熟（超我）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为了克服“本我”和“自我”意识的有意义的趣味事件，而青春电影正是为了记录这些趣味事件而诞生的。

在青春的成长道路上，孤独似乎显得是那么冰冷。青春期作为第二个发育阶段，是“我”第二次成长的关键时期，过了这个阶段，内心的想法和状态将趋于成熟。但有太多人将青春期无限延长，逃避现实，拒绝成长。这种孤独感一方面来自内心对未来的迷茫。爱情的失落，对抗现实的叛逆，理想的幻灭，精神的空虚等，这些情绪都有可能造成安全感的缺失，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和肯定，从而重新定位自己做出相应的保护行为。另一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但就个体而言，对于外部环境的改造收效甚微，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社会因素促使“我”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而不同的性格又会造就不同的命运。

小四之所以将匕首刺向爱恋对象，不是因为表白未果或者长期情绪积压的冲动，而是对于心中完美形象的崩塌，小四将刀刺入小明胸口时，嘴里还在询问“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小四因为理想“我”的不完美就去瓦解理想“我”的存在。

小四在一开始是一个乖仔，成绩优异，听话懂事，直到认识小明，他喜欢小明，可是小明对待感情的态度并不专一，电影中有一个画面是小四推着自行车和小明并肩走在乡间小路，庄稼地黄灿灿的，两个单薄的少男少女一路欢笑，真想故事到这里就结束。(https://www.xing528.com)

因为小明的出现，小四开始在废弃的公园“鬼混”，认识了新的朋友Honey和小马。三个人对真理都有着纯粹的执念，一个被小人暗算，一个无力对抗世界，还有一个余生将充满愧疚。Honey从台南回来后跟小四说，现在所有人都在忙着搞钱，之前看过的武侠小说都已经忘记了，唯一记得的就剩下《战争与和平》了，昔日公园领袖发出如此感叹，他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在不断变化。这些话充满了对现实的无奈和武侠精神的崇拜。他跑到纪念堂找山东对决，两人走在漆黑的马路上，身边不时飞驰过汽车。Honey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的那一种吧。山东一言不发默默地瞅准时机将Honey推向飞驰的汽车。Honey就这样被小人暗算。小马是台北警备司令的公子，家庭条件优越。小马的人生观、价值观极为模糊，表现为极度的自我中心和歧视女性的倾向。但同时兼具侠义心肠，重视友情，在小四案发后产生真实的哀恸。尼采说少年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

小四喜欢的女孩叫小明，小明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小明跟母亲相依为命，俩人甚至没有固定的住所，母亲在别人家做佣人就带着小明住在主人家里，但母亲总会因为身体孱弱被辞退，母女俩只能暂住在舅舅家，但是舅舅冷眼相待的态度让母女俩举步维艰，母亲希望小明尽快长大，这样她们的生活就会好过很多。所以小明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造就了她早熟的性格。

除了三个少年，小明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也十分丰富，小名通过更换不同的带头大哥做男友，积攒经验，看清社会现状，成为一个早熟少女。当她跟小医生说那个女人不适合你时，就显得的合情合理。小明喜欢Honey，喜欢小四，喜欢他们身上对于真理执着追求的任性，这样的理想主义她自己是没有的。小明没有选择爱与被爱的权力，她只能依附在权力拥有者的身边像蝼蚁一般活着。小明的出现成为牵引小四好坏转变的关键，小四的坏不是因为小明对待爱情的不忠，只是因为小明挖掘出小四内心被羁押已久的欲望，他渴望跳脱现实的怪圈，理想的国度需要自己站在真理的这边。无论是小明还是现实世界，小四都将他们理想化了，他的纯粹不允许理想状态有任何瑕疵。Honey的死对小四触动很大，小四从最开始崇拜Honey到继承Honey的精神，小四仿佛承载了更多的使命，他参与到复仇的行列中，目睹了山东的惨死，而此时父亲因为政治审查被监禁，小四也因为顶撞学校被开除，这些事让小四第一次看清了世界的丑恶的虚伪，他把自己唯一的希望放在深爱的小明身上，两人在旧书店相遇时，小四向小明表达爱意，被小明当场拒绝，小明说，原来你和别人一样都想改变我，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能改变的。小四拿出那把日本女人自杀的刀刺进小明的身体，口中还一直喊着，小明你站起来啊。

杨德昌不可思议的观察力将这部影片的整体风格展现出来，将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社会风气展现出来，他的视角神秘而深刻，将这群年轻人的内心挣扎和煎熬通过性格各异的角色表现出来，长达4小时的影片在最后才点破题目，这样的手法让观者也产生压抑的情绪。被重现的也许不是真实，但青春年少的理想世界和血气方刚是你和我都曾拥有过的。时代的烙印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身上，就算你不曾观望或经历过，但它会一代代的影响下去，时间流过总要留下痕迹。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从总体上来说是一部血色青春的成长史，剧中的几个玩伴因为性格截然不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剧中有一个细节很好的表现出小四的人物性格，前后两次因为别人考试偷抄小四的试卷，父亲来到办公室对待老师的态度大有不同，第一次是滑头抄了小四的试卷，他也要跟着受罚，父亲在教务处大声斥责老师：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虽然，父亲强硬的性格，以及无条件的秉持内心的正义原则导致小四记大过，但他很开心，在路上，这一对沉默的父子罕有的进行了一场心灵的谈话。父亲甚至高兴的说起了广东话。回到家他仍然信心满满的对太太解释：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做出榜样给孩子看，让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父亲坚持自己秉持的真理，义正言辞的向老师提出异议，小四感受到了父亲的呵护，他为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父亲感到幸福。第二次在同样的情景下父亲却一改上次的态度，努力迎合校方意见。低声下气的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小四终于忍不住抄起身边的棒球棍击碎了电灯。小四因为父亲的举动而感到难堪，他无法接受一个由人践踏尊严的父亲。同样的一段路，同样沉默不语的父子，但却没了往日豪言壮志的热血。两次事件中小四的态度没有发生转变，社会和周遭的人都在一点点改变，一直没变的是小四。在电影中大量充满怀旧气息的音乐元素也是很多人唤起当年青春记忆的有力支撑，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歌曲被大家津津乐道，音乐在整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很融洽的氛围。影片里每个人都说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民众来到这片土地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人都经历着社会动荡带来的煎熬。少年杀人事件放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算不上一件大事，一定会被事件淹没，小四逃过一死却得面对高墙内15年的漫长监禁。小猫王特意录制送他的《A Brighter Summer Day》磁带被警卫顺手扔进了垃圾桶，画外音不忘加两句“那什么玩意啊？”“他妈的！”小四的理想就这样任人践踏，不知十五年后的小四归来是否还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