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

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其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撰写历史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与前人所见总有些不同，因此新的回顾性分析在每一新的世代都是必需的。对某一段历史的终点的选择，通常会严重影响对其始点的决定，并展现一种因果关系。如果我们没有正好从某一点上开始，并考虑随后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就可以引出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偶然性与开放性。有些学者声称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没有兴趣，只想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但除非能够了解还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既不能很有说服力地去解释其原因，也无法说明其重要性。

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可以合起来使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们也必然是彼此相关的。混合性解释的目的是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要解释某一件事为何会发生，部分地有赖于一种假设：如果某一项重要的因素不存在时，会有何结果发生。但即使把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联系起来，也会形成一种不对称的运作。回顾性分析对确定性的程度和终极具有很好的解释，而前瞻性分析在此方面却无法达到同样的程度。前瞻性分析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某些问题只能用回溯的方法来讨论，像20世纪以前技术变化在经济史上的角色即是一例。学者只能对某些技术变化提出回顾性的解释，但并不能预测什么样的变化会在何处发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其他例子中，复杂现象的回顾性分析并不能引导我们在别处发现类似的变化。例如，对某些大革命如何发生的解释，并不能真正告诉你如何预测将来的革命会产生什么结果。最后，回顾性及前瞻性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互相配合。预期人们在何时及何处会发生食物骚动及抗税的前瞻性解释，同时也可以成为对革命情况作更大的回顾性分析的一部分。为了解释由抢粮及抗税所引起的不同事件及其所导致的不同的政治结果，分析可能非常不同。

找出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彼此配合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至少在两层不同的意义上，理论可以更具普遍性。第一，理论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为它被用来解释更多不同的社会情况，例如企图找出具有法则性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其次，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的目的，是在不同的情况中对那些重要的关联作解释。19世纪的社会理论集中在解释欧洲社会变迁的模式，这是可理解的。它声称解释了欧洲一长串复杂的历史变化动力，从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它通常不去考虑欧洲之外的历史变迁，认为其他地区的历史由于缺乏欧洲的那种变化动力，因而呈现停滞。在解释欧洲历史变迁模式获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纪的社会理论将19世纪的基础加以更进一步的延伸，欲解释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情况。但现在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理论对其他地区历史变化的动力（尤其在它们与西方有重要接触之前的动力）的解释能力十分有限。21世纪的社会理论必须要能够解释更丰富、更复杂的历史经验。(www.xing528.com)

思考如何从一种多重可能性的观点来提出关于历史变迁模式的最基本的问题，能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我们能够着眼于按照一种共同形式的解释，有效地诠释各种特定的情况。这些情况中，有些存在于一种以上的历史动力中。但在把这些情况放在不同历史变化的序列中时，我们必须考虑用什么样的动力，可以解释其他的不同点。前瞻性分析是在一组特定的情况之下，设计出各种可能性。我们说没有一种特定的未来必然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事情不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其次，如果我们了解到存在于一种情况中的某些因素并不见于另一种情况，这会提醒我们未来的变化有可能会不一样。例如在政治上，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会看到：中国国家对社会福利的责任，将会以一种与西方20世纪后出现的福利国家不同的方式，继续被认为是具有优先地位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期望因共产主义思想之取代儒家思想以及随后发生的危机而受挫，这种危机使得探寻这些可能性变得十分困难。在经济方面，则比较容易列出其可能性，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一最初的条件下，把不同的政策与不同的结果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回溯到1750年，从这一时点去想象中国的经济未来。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很难看到当时经济制度有任何断裂。断裂不仅很少，而且间隔也很长。而欧洲在1750年以后经历了重大的断裂。回溯性研究能够“解释”这些变化而无需推测必须发生的事。

承认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的不同，是摆脱目的论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理念的基础。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虽非必然的结论，但也绝非毫无意义和乱七八糟。最后，用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我们可以对比较的问题进行观察。本书上篇中对经济变化过程的比较，是使用前瞻性分析来论证：尽管欧洲与中国道路可以用回溯的方法来解释，但二者之间的歧异性则难以预测。此外，尽管一些地方缺乏欧洲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背景，但是经济发展的技术可以扩展到这些新的环境中并获得成功。因此那种由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初始的歧异性，并没有一直持续下来。中篇对政治比较的讨论，谈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变化轨迹，二者之间只能发现很少的相似性。使用明显的规范来预测变化，能确立与实际相反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通过比较两种有替代性的预测方案，我们可以避免一种危险，即只从一个角度解释未发生的事件。国家的形成与改造包括相同及相关的因素，但这两者的结合并不完全能决定政治变化的轨迹。各种可能性的开放程度，受制于官员与精英所能带入政治中的意识形态的与制度的资源。在下篇中，小规模集体行动的后果是有限的。回顾性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后果有清楚的相似性——其结果也有相似的原因。一旦这些小事件被大结构框住，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些同类的小规模抗争中，有着不同的国家形成动力及政治经济。当我们从这些小规模的抗争转向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时，我们会发现：对于革命如何产生的问题，结构的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前瞻性解释，但却并不足以预测革命结果的特征，这种结果体现在各种由国家形成及转型过程所开创的可能性中，而并非与当时的危机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