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变化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研究17及18世纪欧洲经济史时，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找出导向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动力。工业革命本身是历史的分水岭。一般认为：这一渐进的经济成长过程的开端，比纺织工厂的发展及随后煤的使用、钢的生产还早一个世纪或更多。工业革命并不是突然加速的经济成长。相反，经济成长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加速。欧洲市场、农村工业及商品化农业的发展，似乎都导向工业革命。从一个更大的经济变迁背景来看，工业革命变成这个变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以往认为欧洲的经济成长，经过了工业革命后，在19世纪建立起了经济霸权。把近代早期欧洲的经济变迁视为这种成长的阶段之一，很容易导出一个假设，即这样的动力不曾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正如我在上篇所论证的那样，中国与欧洲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有重要的相似性，即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于斯密型动力，包括愈来愈多的农村工业、生产力较高的农业以及扩大了的商业网络。

这些相似点的存在，打破了以往那种把欧洲经济变化及中国经济停滞所作的简单对比。相似的经济发展，指出了共同因素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重要性。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注意：以中国与欧洲共同的经济发展动力为基础来预测工业革命发生，是非常困难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欧洲工业革命的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变化的特征，因此不能将之轻易地解释成西方的突破。从一种比较的观点来看问题，会发现存在一种偶发性因素。这反映出我们对欧洲经济变化的解释并不完全。

一般来说，我们的解释之所以不完全，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我们可能缺乏充分的知识将情况作适当的分类，以预测可能的结果。有一种解释的策略，是力图把所知的个案加以分类，将其作为普遍现象的例子，期望从中得到确定范围的结果。中国与欧洲食物骚乱及抗税运动形式上的相似，表明二者均列为同类的小规模的事件。对革命的研究，一般是探索各次革命共同的特性，这些共性使我们能预测相似的结果。但革命比抢粮、抗税等小规模冲突要复杂得多，时间也拖得较长。尽管可以通过将某一种情况分类为“革命”，并加以解释，但对个案的了解可能仍然受限于第二组的因素，因为革命过程包含关系不确定的多种现象。原本互相联系的现象，由于与革命相联结，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财政危机影响到各级政府间官员的联系以及国内精英与外国列强的联系。这些联系本身充其量只是可能的联系，只是解释复杂过程之结果的不确定性的第三组理由。官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可能会去争取精英在财政上的支持，也可能求援于外国借款。我们很难从危机本身推测未来的可能性，但政府的决定却会影响到后来革命的结果。简言之，我们对复杂情况预测的结果不一定正确。事实上，我们也许会得到最不可能发生的结果。当我们追求惟一可能的结果时，我们是在使用决定论的逻辑，对整个事件作简单的解释。只因为这些事件曾经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发生。

这种逻辑上的必然性的缺乏，在巨大变革的时刻尤为明显。事实上，这种时刻极为少见。而且，因为很少有可资比较的现象，所以我们对此进行解释的能力也相当薄弱。就经济上来说，工业革命即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过去20年中，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追溯组成这个经济变化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前史，并注意到工业革命前后经济成长的缓慢速率，以此来缩小工业革命所引起的断裂。但物质世界的进步在1780—1880年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在100年间即有如此的变革，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连串重大发明相继而至，产生了工业化的可能性。但只有在最初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制度与工业化的技术恰好互相配合，才使得这种经济变化的模式成为可能。此模式在19世纪的欧洲展开，猛然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个物质经济成长有限的世界。如果接受这些偶然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接受以下说法：中国与欧洲过去存在着相似的经济发展动力，但这种动力本身并不会将中国或欧洲的经济推至物质相对富裕的世界。此一关于经济变化的论点表明：虽然中国存在某些与欧洲相似的发展动力，但对于商业发展与工业突破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偶发性联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是一连串新的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变化的分析，一般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强调重建成功发展者所走过的道路，第二类则讨论特定地区经济变化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大都为此地区在欧洲人支配的世界经济中将要占有的地位所决定。这两种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对于经济变化的诠释。一般而言，前者被用来解释物质富裕地区获取成功的经验，而后者则被用来解释失败的例子。首先，二者都提醒我们，不同的独特途径可以达成共同的经济目标。工业化即是一例：工业化的地区，无论在政府角色、财务网络、企业组织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与其他地区不同。其次，经济发展在地理上永远是参差不齐的。以欧洲为例，东欧远比西欧贫穷；而西欧的经济中心，在1500—1800年间，先从地中海地区移到荷兰，再到英国。

然而，造成近代世界经济变化的强大动力，也并不一定造成一致性。即使人们有意识地要去达成某项经济目标，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为创造经济变化的过程，往往超过人类的力量而无法控制。非预期的结果使我们的知识与行动受到阻挠。务实的社会理论必须学会容忍这些限制，而不是决意否认所有对经济变化进行规范并加以解释的努力。我在上篇中讨论过，明清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经济成长模式的相似之处，比一般所认为的要大得多。斯密型的成长动力，基本上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存在。这些相似之处也表明：过去对欧洲独特性的假设，通常是很脆弱的。对于某些课题，我们知道得不够多，以致无法确定欧洲的现象是否与中国的情况有重要的差异。一个例子是如德弗里（Jan De Vries）所说的“勤奋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48]除非我们对消费行为及市场导向的生产发展等变化有更多的了解，否则我们很难知道中国在怎样的程度上有过“勤奋革命”。无可否认，中国与欧洲的确有重要的经济差异，但如果认为在欧洲经济史上的变化均未曾出现在其他地区，因此欧洲的例子具有独特性，这种假设未免太过简单了。事实上，如果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地区）而不只在欧洲，存在着经济动力，那么要找出促使欧洲发展的因素，将变得更为困难。(www.xing528.com)

我的这个论点也意味着：经济变化可以被认为是分离性的，或者说是一组不连续的变化。如果把主要的技术发明与商品经济的扩展、资本主义及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动力分离开来，我们会看到工业革命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符合中国与欧洲的大环境的。中国及欧洲政治经济的差异告诉我们更大范围的国家转型，例如政府认为哪些问题重要，试图达成什么目标，如何定义挑战与能力，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等。在中国，国家力求达到，而且在某种程度也达到了一种静态效率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广大的区域内传播最可利用的技术。这个目标在一个有限可能性的世界中是可理解的。欧洲人则亟于互相竞争，通过牺牲别人来促成自己的发展。虽然他们并未预见到这种随工业革命而来的可能性会出现，但他们的态度有助于发展各种制度，便更迅速而有效地利用这些可能性。相形之下，中国的成功只建立在静态的效率上，他们主要致力于传播新发明，而不是激励创造新事物。

较之中国的经济制度，欧洲的经济制度更适应工业革命。然而，尽管有这些差异，在20世纪初期，中国工业化仍然出现了。在此期间，经济变化动力的空间方面原有的不确定性，依然在中国各地保留了下来。在欧洲与中国，工业化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产生的，因此会有多种形式来达成相应的经济结果。在农业经济中，土地租佃制度在商业化过程中可能变化很大。而在工业经济中，企业的规模与范围在各部门经济及跨部门经济中也有所不同。市场交换及管理决策在分配资源与产品方面的相对角色，也在各部门之间及各种经济之间有所变化。虽然我们预测经济变化的能力会因多种的可能性而受到限制，但我们可以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同条件作更细密的描述，来弥补这个限制。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现：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那些可能性较大的经济变化不仅有明显的时间范围，而且也有共同的制度性限制与前景。

工业革命肇始之时，生产力不断因技术变革而发展，带来两个世纪之前无法想象的物质繁荣。不过工业化也造成了生态灾害的威胁。这种对经济的希望及恐惧，至少在两方面的意义上，是全球性的。第一，认识到不同地方经济活动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信息、原料、劳动、资本及产品等市场的整合性变得愈来愈强。第二，当地区性经济愈来愈互相联为一体时，经济成功的模式及策略也为全球各地所推行。以全球的观点来看，过去500年各地区内经济主导中心及其相对重要性已有所改变。西方的情况最为人所熟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十五、十六世纪是意大利城邦诸国；到17世纪让位于荷兰共和国，而后荷兰又让位于英国；到了19世纪晚期，英国已威风不再，代之而起的是欧陆各国及美国的发展。再以一个与此大约相当的亚洲空间单位为例。从11世纪以来，中国的江南地区一直保持着令人惊异的中心地位。尽管中国的其他地区也有发展（特别是在1500年以后），但江南仍然在经济上居于主导。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南方与东南地区的人民建立起了亚洲市场的主要网络，一直到20世纪初其地位才被日本人所取代。日本在亚洲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又不断被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的工业发展所摇动。从全球的规模来看，19世纪的英国的经济霸权为美国所取代（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到了最近，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发展又侵蚀了美国的霸权。

尽管世界各地的学者都将欧洲视为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就时间和空间而言，欧洲的这种领导地位是被过度夸张了。十六、十七世纪广泛的商业发展，只是部分欧洲的现象。接下来工业资本主义的优势，也只限于亚洲工业转型前几十年的欧洲的部分地区与北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亚洲的部分地区——日本、中国的江南和东北——在经济上都与西欧及北美较发达的地区同列，超过东欧及南美。

在世界经济仍然在不均衡地发展之时，出现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物质财富的扩张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许多人批评物质过剩并担忧生态平衡，但即使他们在对那些他们认为是有危险、有问题的特征感到悲伤难过和进行冷嘲热讽时，却也认为工业化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对于经济变化的方向性及其基本优越性的普遍看法证实了：至少在此领域内，来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将其生活品质与物质的保障及丰富相连接在一起。自从工业化以来，经济变化的多重动力都指向发展生产力及增加物质财富的单一方向。这是近代性的共同条件。但是在政治方面，“近代性”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强的一致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