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对转变的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初曾回应城市的挑战，提出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共产党人希望通过领导新生的无产阶级，使其势力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凸显出来。但国民党政府成功地将他们赶出城市，遂使得共产党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农村社会的问题上。正如裴宜理所言，淮北的共产党人用各种策略来对地方团体进行工作，最后选择了动员农民，使之形成与过去的叛乱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团体（裴宜理1980）。裴氏将过去的反叛者与此时的革命者作一对照，指出共产党组织从根本上超越了19世纪反叛者与土匪的局限。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掌握小规模的冲突，并将之扩大为较大的运动。农民对社会秩序的主张通过抗税及小规模抢粮行动表达出来；而共产党人则不断制定政策，保障农民土地耕种权，并减少租税的不良影响。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消除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剥削，允诺革命会带来新的政府，专门为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利益服务。但此意识形态很少谈到这个新政府如何能够沟通城市与乡村地区，而在告诉人民此一统治应该扩及全国方面，则谈得更少。即使制度上创建统一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共产党与被其打败的对手国民党一样，都在概念上假定中国是统一的。共产党首先成功地重建了地方的社会秩序。国家统一的挑战首先是军事的挑战。一旦国民党被打败，共产党建立起新的政府，一个拥有官僚机构的力量的统一国家就可以渗透到乡村地区，并可以另行对城市地区进行重组。正如我们所见的，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及党领导的概念，发展出新的意识形态。他们利用这些阶级分化来解释他们何以能成功地取得权力，他们对未来的社会变迁及政治发展有何计划。

共产党对其自身的努力所作的解释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戴瑞福（Ralph Thaxton）认为：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华北，农民重新肯定了他们对政府的传统期望。用他的话说，他们的世界被共产党运动“翻转至正确的位置”。后来的学者挑战戴氏的论点，认为中国农民不可能会遵循他所谓追求集体保障的道义性经济（戴瑞福1983；陈永发[Chen，Yung fa]与本顿[Benton]1986）。那么，农民如何看待共产党的政策及措施呢？阿普特（David Apter）及赛奇（Tony Saich）对革命者的言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理论的原则形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的政治逻辑。他们力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是以及怎么成为一位有说服力的梦想家，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是如何将党与人民联系起来的，而这一点并不可以简单地从理性、个人性的自利逻辑出发加以解释（阿普特与赛奇1994）。泰洛（Sidney Tarrow）强调超越个人成本效益计算之集体行动逻辑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运动的问题不是根据个人得失去争取参与者，而是为集体行动创造社会意义及目的（泰洛1994）。这一点在革命运动上尤为正确，因其需要为了争取胜利而不断牺牲。虽然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可以成功地说服人们以其观点来看社会变迁，但在20世纪50年代集体化期间，他们似乎未能成功地对大规模社会改革运动作出承诺。当然这是弗里德曼（Edward Fredman）、毕克伟（Paul Pic kowics）和赛尔登（Mark Selden）所见的集体化的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们谴责共产党所引起的伤害及苦难（弗里德曼、毕克伟与赛尔登1990）。黄宗智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认为在土地改革的官方代表及社会变迁之间存在重要的歧异，其差距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愈来愈大（黄宗智1990）。黄氏基于杰克·波特（Jack Potter）和苏拉米斯·波特（Sulamith Potter）的观点，把“文革”定位为一种宗教复兴运动，认为“文革”群众运动并非利益团体的运动（苏拉米斯·波特与杰克·波特1990）。这再次提醒我们：社会运动的逻辑是怎样地不同于在个人行动和小规模集体行动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理性的利益算计。

在中国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一直存在着一种在以决策为基础的理性利益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革命者献身于改造农村社会结构，这远远超出了农民本身的眼前利益，但他们并没有为这些改革创造出令农民满意的意识形态的理由。农民只能用有限的方式来公开表达不满：他们表面上参与集体化行动，但1979年农村改革后亩产量的快速提高显示：一旦农民脱离集体农作后，就会开始更辛勤地工作。在个人及家庭方面，都显示出农民对集体农业的消极抵抗和对家庭农业的积极支持。但是，由于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手段，在乡村并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以挑战国家政策或权力。

如果我们考虑到农村抗争及暴力，我们会从早期成功的革命行动中发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但我们也发现与1949年以前类似的一种反对国家的证据。裴宜理对20世纪50年代农民及农村暴力的研究显示，许多冲突的例子是由过去的精英所引起的——他们在土地改革及合作化运动中失去经济与政治地位。比较之下，她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暴力，则极为可能与农村或亲族间土地及水权的竞争有关；农村干部甚至领导他们与另一地方团体抗争。^[47]中央政府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力量存在不确定性，显示在统治广大农民时，其政权结构一直很脆弱。这类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明清及民国政府也曾面对的抗税行动。这不只限于农民不声不响地和巧妙地减轻负担的活动，也包括前章所述的那种成千上万农民以大规模及公开动员的方式进行抗税的活动。(www.xing528.com)

在所有的革命中，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与政治理想的表达及追求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以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许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的言论，导致了19世纪反抗中央政府权力的斗争。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比前代的政治领袖更能在广泛且延续的基础上，动员农民投身政治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群众路线”的理想在于让人民主动参与党的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赋予中国农民以史无前例的力量。然而在1949年以后，由于中央政府想要更稳固地控制中国农村，这种群众路线的动力因而受到制约。在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中，从强烈的政治变化一开始时，国家形成及人民政治参与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但其国家与社会团体所能利用的意识形态及制度性资源却大不相同。

革命是在不同的国家形成背景下产生的。这些背景反过来又造成了经济变化的可能形式。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都关注私有财产及民法。这一点，影响了19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例如，《契约法》保障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促使市场关系扩大。20世纪50年代中国则追求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法国大革命所讨论的一连串的问题，如精英的代表性，教会的角色，贵族、农民、商人及工人的经济与社会角色的变化等，不只是针对法国的情形，更是欧洲所关注的问题之所在。然而欧洲其他国家面临这些问题时，并没有发生革命。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则是为农村社会秩序创建制度的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以统一过去的农业帝国，并联结农村-城市关系。革命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必然后果。从革命中还出现过其他并不追求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国家形式，而中国人可能也看到过这些形式。无论有无革命，法国与中国都面临不同的国家形成所造成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