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角下的法国革命：历史转变与欧洲经验

如果没有一个精英组织，法国革命是难以想象的。而在革命前的法国，这种精英组织包括各个等级和君主，但如无精英合作，君主的征税能力就十分有限。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两个变化与精英的政治主张有关：一是与作为公民的个人有关的各种权利的完善，二是一个由多个阶级组成的社会的发展。从旧政权的制度及意识形态资源中，法国形成了革命的新政府。它首先必须成功地克服旧政权所无法面对的挑战，同时要比先前的政府更有效率。这个具有新能力与新义务的政府，继承旧政权以建构一个不同类型的国家。但这些变化是有历史牵连的。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及意识形态上都标志着欧洲的转变，在与中国革命比较起来时，某些限制便凸显出来了。

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处于中心地位。社会秩序基础的稳固性，在于能在乡村创造有效的社会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才发展出其政策及规则；党的力量与组织农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则扮演消极抵抗政府的角色，其政策及失败是在一般意料之中的。他们并没有被外界的力量组织起来，也没有对革命的结果作出重大贡献。尽管革命肯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但他们的政治角色并未因此有何改变。只有在半个世纪后第二共和国建立时，农村又被动员起来，才发展出较积极的角色。1846年及1847年的农村集体行动，基本上奉行了过去粮食危机的抗争传统，参与食物骚乱的团体与大革命前和大革命中的团体很类似。但1848年和1849年村民开始采取激烈的方式：当第二共和国宣布全体男子均有投票权时，村民变得热衷于选举，许多人反对新的间接税并投票给路易·拿破仑。同时，农民参加政治团体并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言论，对某些问题提出辩论。农村政治的动员力量使有些当权者感到害怕，而欲利用权术改变选举资格，以剥夺将近1/3的选民权利。社会党和民主共和党的拥护者被迫进行秘密的政治反抗。在某些方面，共和党比较关注城市工人和小城工匠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社会党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都注意到农村居民。当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处决军事政变者时，共和党的反抗势力已蔓延到整个国家。学者们对如何解释农民参与社会抗争运动有不同的看法。柏伦森（Edward Berenson）、马尔噶丹特（Ted Margadant）、梅里曼（John Merriman）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都认为在此时期，政治激进主义从城市扩散了到乡村（蒂利1972b；梅里曼1978；马尔噶丹特1979；柏伦森1984）。农民因而了解并起而护卫民主原则。相反，尤金·韦伯尔（Eugene Weber）则认为19世纪中叶的农民抗争，是根植于地方环境的一种古代暴力形式，认为中世纪的农民抗争并不具有“现代性”（韦伯尔1991：137 ~ 188）。彼得·琼斯（Peter Jones）和科尔宾（A. Corbin）也支持他这种看法（P.琼斯1981；科尔宾1975）。这两派对农民抗争诠释的不同，部分是由于所收集及选择的证据不同所致；不过其间差异并不一定必然互斥。共和党人反对推翻第二共和国，这也可能加强地方争论及分化（麦克菲[Mcphee]1992）。就算不同的诠释不能得到协调，他们所认定的农民角色的范围也一定不包括中国革命中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中国农民在所面临的冲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和法国比起来，中国农民却被外界的政治力量更紧密地组织起来，并被牢牢地控制着。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角。争夺政治控制的斗争主要是在乡村进行。共产党的统治策略是从他们在边远贫穷地区的统治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而与集财富、文化及权力于一体的城市的关系甚少。其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如何创造有效的地方秩序。这个策略的成功给予革命者一个机会得以在边区角逐权力。党以高度的纪律及纵向整合方式组织起来，给予革命者一个稳固的结构性基础以建立新政府。中国革命的准备期长达数十年，但一旦共产党掌握了权力，新政府的发展就十分迅速。尽管有多方面的政策变化，在农村社会中建立秩序以期重建统一国家，仍是其基本的任务。相反，法国大革命则以巴黎为中心，互相竞争的派系在这里运用各种力量，制造权威及统治的逻辑。各省并没有遵循巴黎方面所推崇的政策，但中央却宣称其能力足以控制整个国家来对付18世纪90年代各省（最有名的是在旺岱[Vendee]）的反抗。到了19世纪，政治上的冲突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则是阶级性的。中央的权威性虽受到挑战，却从未瓦解。和中国比起来，法国革命为时很短，但围绕着政府组织的政治不确定性却持续半世纪以上，其延续时间自推翻君主制到建立第三共和国，比自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的民国时期在时间上甚至更长。在法国，农民和农村社会对政治原则的重要性，远不如在中国。(www.xing528.com)

在法国，1870年以前的政治问题，集中在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政府的不同机构的组织、权力及责任的范围。在这样的架构下，中央政府有力量去建立遍及全国的统治权，而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亦得以借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表达。问题是谁的利益能掌握什么样的力量与权威。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政治问题是关于不同层次政府的规模与相互关系。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所表达的，看来多半是努力避免政府干预，而不是努力在政府中“发出声音”。在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依然较法国更大，同时国家与社会间的界线也仍然更模糊。而在法国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这种界线是小心地划明了的。如果考虑到这些差异性，那么看到关于法国与中国革命的史学研究遵循了截然不同的路子，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