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危机对中国与欧洲经验的转变

1.挑战

法国的君主政权及清朝政府均面临多重问题。在法国，基本挑战是财政危机——即政府如何支付各种对外战争所需的浩繁费用。如何支付战争费用，也牵涉到政府与精英对此问题的复杂协商过程。由于这些协商在制度化的架构下进行，因此也为精英提供了一个领域，来表达他们对君主制度演化为专制政体的关注。不过，这也直接影响到政府解决财政危机的能力。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财源匮乏或因社会贫穷而无法募集款项。相反，政府募集军费的最大阻碍，乃是精英与官员对如何增加政府收入的策略意见相左。

晚清政府同样也遇上了财政的问题，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及义和团运动之际。但就大方向来看，朝廷的确发展出了一套方法来筹措所需的经费。其中，增税及借债均为政府所开辟的新财源，以应付对外接触所必需的费用。与法国的情况比较起来，中国的精英分子无法置喙于政府的财政措施。相对而言，晚清政府首先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建立新的主管机构并制定新的政策，将国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府。其中更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将这些新的机制与既有的官僚制度联系起来。

这些对文官体系的挑战，不同于1774年法王路易十六登基时所遇到的问题。为了扩张领土及建立国家军队，法国的君主政权建立了其官僚体制所需的基础建设。当然，就空间及组织规模而言，法国所面临的挑战远不及中国。以文官制度来统治中国这样的农业帝国，其挑战远超过统治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因此，尽管中、法两国政府遇到类似的困难，但从根本上来说，晚清政府与路易十六所遭遇的最重要挑战却大相径庭，因此也难怪它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会非常不同了。不过，法国与清朝政府都未能成功地应付挑战，因此二者都为新的国家所取代。在某些方面，革命以后的国家所面临的新挑战，大体上来说很类似。这些挑战包括：（1）达成对行政的中央控制；（2）促进经济发展以臻富强；（3）建立能够回应政府需要的社会。到19世纪时，所有成功的国家都发展出了其对外政策，而这通常可以有效地导致国内的中央集权。在19世纪中叶，政府能够通过特定的政策来促进工业化，这是很明显的。而到19世纪晚期，一般都认为政府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来与近代国家相匹敌。但中国与法国仍然背负其历史的包袱，只是它们应付挑战的能力有所不同：帝制之后的中国欲以其国家形成的传统及策略，在农业帝国的范围内来应付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挑战，而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

2.能力

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发展起了许多重要的能力——征税、司法权、文官制度及军事力量等。到18世纪80年代，法国建成了一个比100~ 200年前更为强大的国家。法国革命使国家的力量更为扩大，特别在征税和军事方面，中央政府能够征收新税并动员青年服兵役。对消费者课征间接税的增长率，也远超过直接的土地税。尽管反对征兵及重税的声浪不断，在拿破仑时代，国家仍能够增加其榨取的能力。大革命期间所倡导的议会代议制也得到发展。1848年所建立的第二共和国宣布所有男子均有投票权，使得法国领导人在施展其新的统治能力时面临危机。人员扩大形成了较大的官僚体系和中央权力渗透到地方的新形式，这又意味着法国正培养新的能力来面对革命后政府的挑战。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1900年到1950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在某些方面扩大了政府的能力，在其他方面则不然。1905年的新政包括设立商部及学部，同时对户部亦作了一番改革，但却难以做到制度的整合。尤其要指出的是，晚清所建立的新军，均是各自独立运作，中央政府无法加以控制，从而造成其反抗政府的可能（事实上，辛亥革命即是一例）。辛亥革命之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基本上在于如何建立并稳定统治结构。尽管袁世凯声称其统治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在1916—1949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割据状态。如前几章所述，除了1927—1937年间国民党政权所管辖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均为以省为单位的军阀统治。这些军阀尽管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因此一般而言，各地虽都有增税的现象，但只有在部分地区，教育与警察制度才得到成功的推展。尽管意识形态对各地的统治造成了参差不齐的结果，但大致说来，高压与榨取式的统治不断增强，物质利益的控制（至少是各种福利项目）则愈来愈弱。这种纵向的统一官僚体系的长期缺乏，显示一个统一的国家已不复存在。(www.xing528.com)

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多重政权创立了一种分析家们常说的那种“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 situation）。不止一个集团在国内某些地区主张自治，意味着某些政治机制及意识形态的巨大改变是可能的。在诸多可能性之中，革命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组织及政治权力的巨大变化。但革命的结果绝不是最明显的可能性，遑论是辛亥革命后头几十年中惟一的可能性。至少，中国一直无力去克服分裂的政治情况，使得这个过去的农业帝国饱受国内战乱及外国侵略的蹂躏。

法国大革命已证明是一个增强国家能力的政权转移。而中国的辛亥革命，则导致纵向统一的文官体制瓦解。在许多层面上，民国时期国家力量的扩展基础并不是类似清代的统一文官体制，使得革命后国家形成的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中国的革命可能是一个更长的过程，但并不能保证必然产生所欲得到的结果。

3.义务

晚清政府采纳了许多从西方国家学到的新义务，特别是对于“富强”的义务。国家要强，社会必须富。这些新的优先顺序，并没有取代儒家对农村社会秩序及农业发展的义务。但事实上，政府资源已经从维持贫穷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措施，转移到促进国家富强的活动上。在民国时期，尽管地方上仍有些人表达出对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注，但一般而言，政府放弃了稳定地方社会的努力。前述愈来愈多的抗税事件，也反映了这种普遍情况。在少数努力稳定农村社会秩序的地区，实施了各种相互竞争的计划。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梁漱溟所提出的农村振兴方案。不过过去的乡绅是在配合国家政策之下提倡地方秩序，而梁氏则不考虑政府参与的可能性。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希望能以梁氏的构想作为模范，在其他地区推行（艾恺[Alitto]1979）。晏阳初的农村重建计划，则希望通过利用美国的资金、研究方法及农村发展的社会观察，来扩展“地方”（local）的层面。晏氏的计划与明清以来运用的方式也不同。他试图在官方的途径之外，重新定义社会改革的范围与内容。毛泽东与共产党较少受到西方乡村发展模式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间，他们着重在组织反政府（如抗税）和反精英阶层（如抗租）的力量。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至4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其根据地上的地方政府，能够执行收税及规范收租等任务。

在法国，革命过程凸显了大众对政府行动的期望，认为官员有责任来缓和歉收问题及减少苛税重赋。社会精英可以通过“诉状”（ca hiers de doleances）来申诉。这种通过代表制来促进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假设国家有责任承认人民表达其利益的正当性，即使国家并不同意其诉求。尽管18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的确重视精英的利益，但其对人民的义务普遍来说是一种父权式的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代议制。无套裤党（san culottes）群众运动，绝不是只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象征着政治界线的转移，亦即人们要求直接参与政府而非只要代议制。政府承诺要将社会运动的诉求纳入政府政策，可说是法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动员农民时，以一种较以往更为直接而激烈的方式对人民作出承诺。正是这种“群众路线”的逻辑，成为党用来扩大与人民沟通，并进而完全控制农民的一种动员方式。而“延安民主”与无套裤党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独立表达其意见，并将之形成政治抉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