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税运动：比较与转变

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有一些共同特征。人们团结起来反对那种违反他们心中的公平观念的征税。反对征税，根植于人们对政治秩序应当怎样发挥作用的看法中。反对者断言：只有摒除那些人们不能接受的表现，并且重返以往的做法，国家权力的掌握者才能扮演一个合法的角色。因此，抗税运动是民众对于政治权威的一种抵御。他们进行抗争，根据的是那些他们认为国家应遵循而未遵循的原则。

在帝制时代之后，税收问题成为中国在建立国家方面所进行的努力的一个标志。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努力与前几个世纪中欧洲国家形成经历中的许多因素相似，所以中国抗税运动所扮演的角色，也与法国抗税运动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在法国，大量进出巴黎的通信，都以税收及其引起的各种问题为中心）。一般而言，民国时代战争不断，这更刺激了军阀们增加收入的胃口。因此，此时的中国，有许多情况相似于近代早期的欧洲。欧洲的民族国家，是在为了养兵作战而榨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就此而言，无怪乎一些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相同。此外，可能还有一些与欧洲的相同之处值得我们探讨。首先，群众的行动通常集中于他们的目标，并且受这些目标的限制。最早对欧洲群众的这种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的学者，是乔治斯·鲁德和查尔斯·蒂利。而他们所分析的这种理性行为，也出现在中国。其次，中国的抗税运动的一种普通形式是使地方反对官员。在这类事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关于正义的一种观念，颇类似于汤普森所说的道义性经济（moral economy）激起的英国群众的情绪。

在18世纪中国的事例中，引发抗税运动的，并不是增收新税，而是关于应当如何征收旧税的争端。但在欧洲，这些争议更为明显地涉及增税，尽管平等和公正的问题依然很重要。中国和欧洲抗税运动的参加者，都在“什么样的政府税收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种观念支配下行动，而且目标都是以抗争为手段，来要求适当的税收。^[44]在抗税运动少的地方，国家的要求或者被视为合法的（英国的情况看来即如此），或者被地方社会集团有效地加以引导，以消除发生抗争的可能性（中国南方似乎即属于此种情况）。

关于“合理税收”的信念，激发参加者的行动发展为抗税运动。在中国，因为基本上所有的抗税运动都与田赋有关，所以几乎所有的参加者都是农民。^[45]法国的情况却不同。法国反对王室税收的，是农民之外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正如亚眠的例子所示，城市是抗税运动的重要场所。1636年，王室在此地对纺织品征收新税，导致市民为了保卫该城市的独立而起来抗税；其次，通过议会组织起来了的贵族，目标是提高自己的权威，抗争王室扩大权力的愿望，例如省议会反对王室进行选举（吉尔斯泰德[Kierstead]1976：96~156）。与明清时期的中国相比，大革命前法国的抗税运动，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有更好的组织基础。一般来说，情绪激发集体行动这一点，在许多显著的方面，可能是相似的。具体来看，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常常可能作为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冲突而出现。但是中国的事例中还包括一些事件。例如在民团、秘密会社、地方社会精英以及地方官员等有组织的权力争夺者之间，为了控制税收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欧洲国家，不断扩大其贯穿地方社会的能力。与此相反，在中国我们却发现：在18世纪，中央集权化的国家，面对着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税运动；而到19世纪和20世纪，多种社会集团通过抗税运动，向国家权力提出挑战，并且重新确定国家权力的各个方面。(www.xing528.com)

在欧洲，当民族国家建立起征税的能力时，抗税运动减少了。确有关于征税比率和频度的争论出现，但是集体抗税则未再发生。即使人们在私下仍然逃税，但在公开场合已接受了征税。作为反对民族国家发展的最后行动之一的集体抗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集体抗税已从20世纪欧洲的画面中消失。20世纪前期的中国，集体抗税也发生了改变，但却变得更加普遍了。一方面，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比起明清时期的抗税运动，更加近似于近代早期欧洲的情况。人民努力抵抗不断加重的榨取，以保护自己。但是，在其他重要方面，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又不同于欧洲的经历。欧洲抗税运动的靶子总是中央政府及其代表，而抗税者总是力图限制往国家权力中渗透的人们。在20世纪中国的抗税事例中，矛头常常是指向一个地方政府。这个政府征税，或是依靠自身的权威，或是代表本省（或军阀）的领袖，或是作为民族国家的代理人。抗税者可能是有组织的集团。这些集团力求获得征税的能力，从而为谋取政治权力而向政府发出挑战。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抗税运动使得国家权力的发展不确定。国家深入农村的力量在扩大，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尽管如此，谁会控制何种国家权力？对此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模糊不清的。不仅如此，用比较的观点来看，此时期欧洲的抗税运动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而中国的抗税运动却正方兴未艾。二者之间的这一对照提醒我们：即使抗税运动表现出若干相似和相异之处，但是抗税事件并不是相同的社会与政治变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在欧洲，贵族和城市领导人都力求保护自己，抵制处于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国家所提出的不断扩大的权利要求。赋税问题和政治代表、国家对单个公民的权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为赋税创造出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接受的理论基础，成为在西欧诸国促进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在20世纪的各种社会中，征收赋税的法理都强调公民的义务以及为国家服务的条款。20世纪后期，一些西欧社会中出现的反对赋税运动显示：

在赋税问题上，近代欧洲国家创造了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但这种共识不会是持久的。对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税收问题是非常不同的。在20世纪中国的抗税运动中，人们所争论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组织方式，都并非新事物。抗税运动的延续性提醒我们：帝国时代之后的中国在国家形成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摆脱晚期帝国时代的遗产，不论其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欧洲国家成功地摧毁了抗税运动，这是其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在各种形式的抗税运动面前却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恰恰显示了帝国时代之后中国的国家形成将会多么棘手。在20世纪的中国，抗税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以社会精英和官员为一方而以大多数人民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对抗也变得更加尖锐。抗税运动日益突起，使得食物骚乱的衰落得以完成。若是人们将赋税视为一种不断加重的榨取的话，他们就更不大会从道义上要求社会精英和官员为之积极干预食物供应状况。帝国时代之后的中国政府无力为税收创造可接受的基础，显示了中国一般政治状况的不稳定性以及发生激进政治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