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的三个特征，促使抗税运动有可能发生。第一，自耕农占相当比重的地区，比较可能成为抗税运动的场所，因为赋税问题对自耕农关系重大。第二，一些地区有好讼的传统和发达的士绅网络，因而能够召集士绅们支持抗税。在这样的地区，抗税运动最可能发生。第三，一些地区有发达的团练、秘密会社等组织，从而能够较好地动员人们参加抗税。有些地方的官员不能依照赋税需求征收，是因为这些地方似乎有发达的抗税传统（横山英1955：228~229）。强大的政府会消除这类抗拒，而虚弱的政府则会想法掩盖其在征税方面的无能。确实有一些地区可能从未出现过抗税运动，但这仅仅是因为这里的人们成功地抑制了政府的需求。[41]
撇开抗税事件的空间差异和有利于抗税的地方社会的结构特征，一般而言，抗税事件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加：19世纪比18世纪多，而20世纪又比19世纪多。这种冲突增加的明显趋向，可能反映了官员们对赋税的需要在增加，而他们解决赋税问题的能力却在减弱。这个情况，使得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将抗税视为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表现；而这些矛盾的发展，又将中国社会推向革命（横山英1955）。但是，有两个问题使我们不能轻易接受这种观点。首先，抗税事件并未显示出一组清楚的和简单的社会关系。的确，最普遍的事例涉及有地农民，他们常常在下层士绅的领导下反对地方官员。对于这种事件来说，很少有阶级冲突可言。其次，大规模的斗争是否由小规模的冲突发展而来，情况常常不很清楚。小林一美强调两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差异：一是叛乱和革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另一则是抗租和抗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小林一美1973）。正如本章所述，在大小规模的行动之间，在结构上也有着因事而异的联系。19世纪的抗税运动，可能由同样的团伙发动，并进而向国家的权威挑战。但是这个运动也同样可能被那些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伙镇压下去，因为这些团伙只是希望在征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希望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在19世纪，抗税运动和叛乱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从抗税到叛乱，并没有清楚的轨迹。20世纪的抗税运动仍然是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将政府的过分需求拒于地方社会之外，这种努力源于一种含蓄的无政府主义的冲动：人们想要限制政府在中国农村的作用。一旦政府为人力与财力的需求所限制，民情就赞成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小。这些情感与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的观念，彼此风马牛不相及。
政府的整体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出现了断裂。这是一个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长期过程。民国时代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国家形成时代，因为成功的国家形成，意味着依靠中央集权的政府，以牺牲地方当局和区域当局的利益为代价，来扩张官僚机构的能力。与此相反，在这个时代，各级政府都处于一种相对的不稳定自治状态，而中央政府绝不比在两个世纪之前统治中国的政府更强大和更有效率。
在民国时代的政府非中央集权化的普遍状态中，地方政府是一支不断发展的力量，但它更加容易遭受失败。抗税是这些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志。自上而下的，是无数的声明、命令以及通常没有任何实行可能的计划。自下而上的，是对在本地推行新政策的敌意和反对。乡村社会中的人们，使用两种策略来限制由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所可能造成的影响。首先，他们努力将地方政府排挤出村落。以19世纪组织地方民团的传统为基础，20世纪的人们发动起来抵制地方政府的进入。抗税运动正是更大的抵制地方政府的行动的一个重要侧面（裴宜理1980：163、166、205）。其次，比将政府排挤出去更为激进的做法，是接管政府。地方社会精英对于越来越正规的（即使不说是官僚的）管理形式的参与，比过去更加扩大。这种情况将政府公堂变为竞争场所。因此，当位于福建南部的长乐县的人们厌恶新的鸦片税时，他们就用自己的代表人物去取代地方税务官吏（毕仰高1986：297~299）。
毫无疑问，官员们企图把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地方社会。同样清楚的是，在官方努力之外，动员民众也可以发生。裴宜理在一篇关于中国集体行动的文章中，即把这一点作为中心论题之一（裴宜理1985）。她指出：(www.xing528.com)
扩大地方政府的过程和动员民众的过程，二者是彼此竞争的。抗税运动将社区动员和官方榨取之间的对抗关系简单化了。但是20世纪的抗税事件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使得上述情景变得复杂起来。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无论是抗税的意识形态，还是抗税的组织基础，似乎都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但是抗税运动的攻击目标却增加了许多。从蒲乐安（Roxann Prazniak）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19世纪初期山东的抗税运动，包含有一个明显的反对社会精英的组成部分。这是由于地方社会精英参加政府事务所引起的。蒲氏关于山东抗税运动的新发现，为中国其他地区也提供了一种假设（蒲乐安1981）。白凯的论点，补充了这个观点。她指出：江南的抗租斗争后来包含了一种反对国家的因素，这是因为官员越来越紧密地卷入了收租行动（白凯1992）。这些论点合在一起即表明：在攻击目标变得相同的时候，以前各种类型的小规模集体行动也在变得相同。当官员和社会精英发现他们的目标变得一致时，统治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可以看到：社会精英在参与地方政府的扩大，同时也领导着民众的动员。
20世纪的抗税事例，范围从原有的以社区为基础、反对外来者的运动，一直到那种反对精英和官员所结成的联盟、类似阶级斗争的民众对抗。阶级和地方性组织，二者并未截然分离，因为抗税事例表现出精英的地位处于模棱两可之间：他们既可转向地方性组织，又可与官员结盟。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出从明清时期到现在，官员、精英和农民之间存在的各种普遍关系，在迂回曲折地发展着。[42]
抗税运动从一种孤立的、小规模的冲突，转变为一种很容易与其他小规模冲突或者大规模冲突联系起来的现象，明确地显示了清帝国在政治上的衰落。20世纪的抗税运动要求新的解决方法。中国革命的领袖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但他们仍然继续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如何从农村社会征税，而又不至于引起抗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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