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收新税，是晚清官员提出的改革政策之一。民国政府也继续靠开征附加税和杂税来增加额外收入。这些新税对于经济的真正影响到底如何？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尚未取得共识。有的学者认为生产的发展消除了实际税收提高所带来的冲击，而另一些学者则仍然坚信新税一定严重地骚扰了农民。[40]不论这些新税的实际经济负担如何，农民对于额外课索的社会反应至少可以说是明显地抗议征税和加税。这种抗议，成为民国时代最常见的大众冲突形式（毕仰高1986：280）。
新税破坏了旧有的期待。额外课索并未消除长期存在的抗税理由，倒为集体行动扩大了可能的范围。不根据收成情况调整征收，未看到赋税负担分布的不均，都继续引发抗争。对政府调查人员的不信任，意味着人民反对政府的建议，尽管官方宣称这些建议将会使得赋税负担较为公平（毕仰高1986：280~285）。
抗税事件的组织基础，在20世纪似乎并没有重大变化。有些抗税运动仍然是“自发”的（在这些运动中，没有出现正式的组织。至少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运动是“自发”的）。另外一些运动则是由地方团体组织的，例如秘密会社和地方保安团体。后者最初出现于19世纪，是社会运动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www.xing528.com)
就其自身活动而言，20世纪的抗税运动仍然代表着对现行征税活动的批判。但是除此之外，许多情况已较以前200年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整个18世纪，抗税运动一般是小规模的事件，只有最小限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和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没有直接联系。国家的权威也并未受到严峻挑战。18世纪抗税运动的目标，是使征税活动符合理想。19世纪抗税运动则在两个方面走得更远：第一，呼吁更大的改革；第二，在抗税运动中，出现了反对地方当局的组织。抗税变成了团练或秘密会社等比较正式的组织活动中不寻常的内容，并可能与其他形式的集体行动联系在一起。国家的权威受到许多冲突的挑战，抗税不过是其中之一。抗税显示了国家最脆弱的方面之一——倘无资源，就很难指望官员们进行统治。到了20世纪，地方官员和地方社会精英之间的区别已模糊不清。同时，对于“谁能行使权威以对诸如赋税之类的基本问题作出决定”的问题，看法也日益含混不明。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其财政需要也更加突出。这时，地方希望摆脱外来者榨取的愿望也在加强。中国农村的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变得越来越不确定，而同时用以动员资源的努力也在加强。20世纪的抗税运动，表现了这种努力所具有的高度含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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