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抗税问题也直接与惯行的征税方法纠缠在一起。[38]然而,人们如何为抗税而聚集起来,却常常不很清楚。学者们指出:市场、保甲和乡学,都可能是抗税运动的基地。但是在许多事例中,并无明确迹象表明人们是怎样集合起来的。市镇可能是发动人们投入抗税事件的社会场所,但是这并未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抗税运动依赖某一以前就已存在的组织,从直觉上来说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当然,就那些仅仅涉及几百人的事件来说,宗族的或者朋友的关系就足以发动一次抗税游行了,这是抗税运动的最简单的形式。[39]不过,这再与一个精力旺盛的单个领导者(例如一个生员)相结合,一个组织的基本要素就有了。就那些规模大得多的抗议活动(例如本章开始部分所引的情景)来说,一些团伙聚集到了一起,但在该事例中每一团伙都用自己集会的庙宇来相互区分。
从18世纪的抗税事例中,通常能看到成群的人们被领导者吸引到一起。但这并未表明他们建立了正式的组织。而在19世纪,团练和秘密会社卷入了抗税运动。它们的组织能力,使得抗税活动能够更加长久地存在。这些行动,通常只是更大运动的一部分。团练常常力图重新组织征税;而秘密会社则更为普遍地反对地方政府,并且企图取而代之。团练和抗税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首先,神户辉夫所描绘的山东的团练能够从事抗税活动,而孔飞力所列举的湖南事例中的团练却未采取任何抗税行动就接管了征税机构。其次,抗税运动能够被团练中的敌对分子和秘密会社发动,就像团练自身来发动一样容易。这两种情况,可见于湖南和江苏的某些事例中。(www.xing528.com)
抗税运动在组织方面的变化,改变了抗税的政治意义。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精英所进行的准政府(或类政府)活动进一步扩张了,从而更加普遍地改变了征税活动和地方权威的性质。抗税事件中的许多因素依然如故,而直接的话题仍旧是税率和征税方法。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却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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