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江南抗税运动及其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在19世纪中期，江南也是面临变化与危机的地区之一。商人、水手和走私贩子到处活动，以利用外国人的出现所开创的贸易机会。太平军席卷长江下游并摧毁了江南的城市和市镇，但他们也加入了上述商人、水手和走私贩子的行列。抗税正是那些更大的事件所借以发生的不确定背景的一个部分。

正如白凯（Kathryn Bernhart）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此时期江南抗税运动的发生有两波：一波发生在1840年和1848年之间，时间较长，而且相对较为温和；而后随之而来的另一波，发生在1853年，时间较短，也比较激烈（白凯1992：55~62）。长江下游的这些抗税事件，有许多特征和其他地方相同。由于白银贬值和随之而来的棉花和粮食跌价，这个地区出现了经济萧条。因为这里的经济已经高度商业化，所以对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需求变弱，更加重了赋税的负担。但是，经济萧条本身只是抗税事件的背景之一。人们发觉征税不公，也常引发抗税。例如，当耕种官田的苏州农民交纳的税率比附近太仓的税率更高时，他们就起来抗议了。^[35]

在许多江南的事例中，为了征税必须维持大户与小户的区别。这是引起抗税的一个原因。在常熟与昭文两县，大户与小户之间的区别意味着：

一般人家希图由大户以较为优惠的税率代其纳税。这种包揽的做法，减少了政府的收入。而政府收入的减少，又意味着官员们必须依靠提高银-钱折算率来弥补亏空。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人们不欲按照小户的税率纳税的逃税动机。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ck）清楚地抓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旦享有特权的和不享有特权的税率之间的差异达到某种程度时，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可以预见不久将会有一种自发的滚雪球式的效应出现。大户与小户之间在折算率方面的差距越大，通过贫穷的下级士绅来完粮纳赋就越不可避免。但是，土地越是转移到大户名下，余下的小户必须承担的份额也越大。因此，这个过程本身是不会自行完结的”（波拉切克1975：220）。

征收上的困难，使得官员们废除了大户与小户的区别。但包揽制事实上并未被取消。尽管官员们探索更为有效的征税手段，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徒劳无功。在常熟，包揽制被废除了，但是在相邻的昭文则未如此。结果是在常熟没有骚乱，而在昭文则有相当的暴力冲突（白凯1992：58~59）。

在宁波地区，实行的是一种在税户之间区别对待的征税方式，即所谓的“红”“白”二法。前者为单个家庭直接向官员纳税之法，行用于较富的家庭。他们将税款置于红色封套之中交纳，故名“红”法。其他家庭则行用与此相对的“白”法，即由差役下乡征收。对于使用“红”法的富户，银-钱折算率为2000文钱折1两银；而其他使用“白”法的人家，折算率则为3000文折1两。换言之，后者的负担比前者高出50%。这种不平等与过量征收相结合，激发了抗税行动的发生（铃木中正1952：189~199）。(www.xing528.com)

上述这些抗税行动及其所包含的均平税负的内容，尽管看上去和记载中的18世纪的例子很相似，但是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联系在一起。例如在昭文县，紧随1845年底的抗税之后的，便是1846年的抗租。这次抗税以一个靠近梅李镇的40户人家的抗争为先导，而抗租则集中在该县东部的其他市镇（白凯1992：58）。昭文的情况和湖南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湖南，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都和超越县界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相联系。昭文的事例表明：在各个地方，组织和联系网络的种类比社会分化的普遍特征更为重要。

昭文的事例也表明：密集的小规模集体行动，也对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江南的抗租日益与大规模的挑战发生直接联系。这一点，与长江中上游的事例颇不相同。在嘉定县，一个地保领导人们骚动，以反对偿付税款。他所代表的，是那些因为灾歉而要求继续减免赋税的人们。他一开始颇为成功，而后则面临着被官方逮捕和惩罚。结果他与小刀会联合起来进攻嘉定，力图打垮地方当局。抗税运动包含有秘密会社的一面，标志着嘉定的情况不同于18世纪的抗税事例，而且这是抗税之上升到武装斗争的关键（裴宜理1985：85 ~ 100；白凯1992：69~73）。

秘密会社的出现，与江南社会不断变化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变化又是外国冲击所带来的。正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已指出的那样，“在许多方面，我们都能够发现通商口岸对小刀会的发生和特点所施加的影响。受外国侵入影响的经济作物地区发起了最初的抗税运动；鸦片走私为城乡的抗争活动提供了联系；商人行会成为了反叛武装形成的先导；外来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小刀会的意识与象征”（裴宜理1985：98）。即使依然根植于较老的争端，抗税却变成了嘉定社会环境变化的一部分。

当时主要的改革者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正如问题本身一样，也沿袭了前几个世纪已大致定型的方式。废除大户与小户的区别，是冯桂芬1853年改革倡议的主要方面之一（臼井佐贺子1986）。同治中兴时代的改革，肯定很有限，而且如波拉切克所指出的那样，也被官僚和士绅的派系网络所束缚（波拉切克1975）。但是中兴政治的目标仍然很重要，因为即使政治在变化，这些目标依然把国家与历史悠久的社会关注联系在一起。以家庭自身利益的逻辑、社区的福利和国家希图维持一种与地方社会的稳定关系的愿望为基础，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着眼于消除赋税争议中的不满所带来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