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

在长江中游地区，19世纪40和50年代都是不安定的时期。在太平军离开广西北上通过湖南之前，抗税就像抗租和抢米一样，已经成为一个问题。^[34]我们认为：官方对这些小规模的冲突的反应，常常被太平天国叛乱的出现以及国家对此的反应所遮蔽。从孔飞力（Philip Kuhn）和其他人的研究中，我们已经得知官吏和地方精英联合起来，以建立保卫地方的民团以及地方军队，正是这种地方军队追赶并最终战胜了太平军（孔飞力1970）。

主要的抗税事件发生在长江中游的几个县。湖北省的冲突基本上是在武昌府，包括1842年崇阳县和1853年铜山、同城和嘉鱼三县的骚动以及黄州府广济县所发生的事变。湖南省的抗税运动发生于耒阳县（1844年）和安化县（1853—1854年）。白银昂贵以及收成不稳定为这些冲突提供了条件。湖南爆发抗税运动的这两个县，都特别容易遭受灾害，并且都依赖织布（耒阳）和种茶（安化）所得来购买粮食。但是，抗税并不是人们对这些困难所作出的一种简单的和直接的反应。具体地说，他们是反对官吏使用不同的银钱折换率来过量征收（浮收）。这种折换率有利于士绅之家而有损于平民的利益（小岛晋治1978：96~103，奥崎裕司1983：563~567）。

从孔飞力的研究中我们得知：就组织方式而言，农村社会的军事化过程和征税工作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相联系。首先，孔氏指出了军事单位（团）能够变成征税的组织工具。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助于延缓抗税的变动，因为比起单个的家庭来说，军事单位更加能够抵抗官方的要求（孔飞力1970：100）。他也举了一个“榔”的例子。这个“榔”管理征税而毋庸政府干预，因而在事实上，人们也承认它是一种保甲单位。如同团练一样，它也在本地人民与征税官吏之间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孔飞力1970：127~129）。那些孔氏所谓的“正统”组织，将征税作为这个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它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阻止而非促进抗税。

孔氏指出军事化和赋税之间的第二种联系，即是抵制纳税。进行这种抵制的是“堂”，而这种非正统的“堂”在许多方面又与团练一致（孔飞力1970：170~172）。孔氏未将抗税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但是他关于征税与抗税的讨论，很符合他关于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的大观点。非正统团体组织的抗税，对于正统当局来说是一种挑战行动。

日本杰出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小岛晋治发现：有一些抗税的例子跨越了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的界线。这些维护秩序的团练和类似团练的单位（如民团、练桩会）的领导者们，也进行抗税活动。他提供了湖南的例子，并且谈到了其他学者研究过的河南、山东和浙江的有关情况（小岛晋治1978：96~103）。团练领袖从事抗税，反映了情况的复杂。正因情况复杂，所以正统组织与非正统组织之间的界线被弄得混淆不清。要弄清这些情况，就要对团练领袖参与抗税的问题采取灵活的看法。在一些事例中（例如安化），似乎是团练领袖领导抗税，以保护地方共同体免受外来榨取，情况与人们期待团练保护本地人民免遭外来杀戮的威胁相似（小岛晋治1978：102）。当然，应当注意：这些外来威胁有的来自政府，也有的来自叛乱者。这个差别十分重要。(www.xing528.com)

团练单位自身，可能作为组织工具而卷入抗税。在山东，正如我们下面所见的那样，在取代地方政府的更大挑战中，抗税运动起了重大作用。以团练为基础的征税活动，是否会变成抗税行动，较少取决于团练的所作所为，而较多依赖于官方的反应。抗税的原因，通常是官员不同意以团练为基础来征税，因为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对征税活动的控制。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团练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很密切，足以允许征税以团练为基础，而不会引起可以称得上抗税事件的摩擦。

乡居地主和低级功名所有者（主要即生员——译者）参加抗税的合适形式，也成为这些抗税事件中的一个题目。小岛晋治认为有许多这类事件，是由有监生或秀才功名的乡居地主领导的。有证据表明：卷入抗税的，在耒阳有“富户”，而在崇阳则是“有名的行善富户”。在另外的事例中，抗税领袖是生员。这些人很少是希图以暴力推翻国家的反叛者。他们就像其先辈那样，反对官方的某些举措。但是，与18世纪的事例不同，19世纪的抗税事件中的乡居地主和生员，通常企图在征税过程中发挥一种更大的作用。因此，19世纪的抗税运动反映了地方精英对本地政府事务参与程度的扩大。这种扩大有时颇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地方精英在征税运动中取代了官吏，而且没有与行政机构合为一体。在此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被架空并受到损害，它虽然未被推翻，但很明显地被削弱了。然而，与此同时，地方精英的征税能力，却补偿了政府的上述局限性。地方精英在征税中的这种复杂的角色，直到同治中兴以后和民国时期，都还是有争议的。19世纪中期的抗税运动，标志着在国家权威和国家控制方面，开始出现根本的不确定性。

抗税也表现了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例如，重田德在其对湖南两个县的研究中指出：抗税似乎是出现在经济上较为落后地区的一种冲突形式；在这些地区，乡居地主和有低级功名的士绅都生活在民众之中。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地主城居的地方，主要的冲突来自地主与佃农之间，民众抗争集中于押租和租率（重田德1984：66~81）。重田德的基本观点是颇具说服力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是有代表性的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地社会结构的特征。抗租表现了阶级对抗，而抗税则导致地方社团参与反对外来的要求。阶级和社团为冲突提供了两条不同的社会轴线，使得小规模的集体行动能够沿着这些轴线组织起来。但是社会结构中的各种总体差异本身，就是各种可能的集体行动的一个粗略标志。重田德在湖南所看到的在抗税与抗租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的鲜明对比，在中国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例如下面要谈到的江南的情况就将表明这一点）。不仅如此，发生在一个小区域内的不同种类的小规模冲突，也有可能会相互联系起来。例如，小岛晋治已非常清楚地指出：安化抗租运动与各种围绕食物问题的斗争相联系（小岛晋治1978：117 ~ 122）。一个地方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可以使得某些种类的小规模集体行动，比起另一些种类的小规模集体行动来，更可能发生。但是有些形式的集体行动（包括抗税和围绕食物问题的冲突），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虽然存在空间差异，但是抗税事件并不完全由地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决定。

19世纪中期的小规模抗争运动，比18世纪更为频繁，在空间上差异也更大。在政治权威减弱的地方，抗争也常常加强，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抗争加强，并非简单地出于政府变得软弱这个明显的理由。虚弱的政府也难以发挥其作为冲突的调解者或中间人的作用。这是否意味着小规模冲突的增加，等同于大规模的叛乱呢？小岛晋治认为并非如此。他超越出小规模冲突的相互联系之外，从更加广泛的方面，来看小规模冲突和太平天国叛乱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二者之间最清楚的关系，是一种由国家起中介作用的关系。换言之，太平军的胜利和小规模冲突的爆发，正反映了国家的虚弱。事实上，我们迄今对于抗税和叛乱的直接关系，所知甚少。即使是那些相信有这样一种关系存在的学者，也对此谈得不多（至少是在长江中游地区）。但是，我们将看到：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一种较为直接的关系是可能的。